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与主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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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与主导性
作者：万远新张铁军来源：《创新》2019年第03期
[摘要]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建设的基础资源和精神根基，它决定着新建文化的理论品性和民族特色，也有利于新建文化的民族认同;文化主导性是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和主要内容，它体现着文化的时代内涵和现代性发展要求，是对人们现实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文化主体性和文化主导性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并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同时进行诠释与建构的辩证统一，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文化主导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6;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616（2019）03-0040-08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越来越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要理论课题之一，而这一课题将同时涉及文化主体性和文化主导性两个方面的问题，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长期以来，我们对文化主体性和文化主导性的认识是含混不清的。一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接续“中体西用”的基本模式，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观点，强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现代中国的文化主体，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文化形成的实际作用和地位;另外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者试图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地位，但这种强调却又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存在和作用，因缺失文化根基而难以服众。这两种理解都混淆了文化主体性与文化主导性的区别，从而难以真正回答清楚中国现实的文化理论问题。事实上，我们今天要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回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文化主体性（根源）和文化主导性（方向）问题的清晰认识，我们对这个问题也不会有明确和合理的答案。一、文化主体性
所谓文化主体性，首先是指文化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的内在规定性，它标志着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自身身份同一性和独立自主性。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性也就等同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体性。亚里士多德对实体所下的定义为“是其所是”，“是其所是，就是那就其自身而言的东西”[1]。这种“是其所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主性，就是事物的性质由其自身所规定而非外界能够强加。其次，这种主体性，在其现实的文化承载者身上，就是表现为“中华民族中的成员对其主体文化的自我认同性”[2]。人们愿意接受这种文化，并以这种文化作为确认其国家——民族身份的重要识别因素，如中国人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其之所以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不是其他外国人而存在的重要依据。这种文化认同性，是形成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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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依据。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文化主体性定义为：我们特定的文化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范畴，能够维系其存在和发展并能够为其承担者所认同的内在根据（或规定性），就是文化的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在文化发展的历史中逐步建构而成的，同时也是变化发展的，不同的时代或历史时期文化主体性的具体表现也不同，后来的文化会在之前的文化的基础上有所损益，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其中必然包含着一系列相对不变的核心观念和思想内容，一切新的文化内容都必然是也应该从这些核心观念和思想内容中并依托这些思想观念而产生出来，其他任何外来的文化因素如果不结合这些思想观念而仅仅依靠自身，是不可能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的。这些核心观念和思想内容，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并为不同时期的人民群众所认同，就成为这个文化的内在规定性，也就是文化主体性的实质内涵。
正确认识和坚持维系文化主体性，对于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楼宇烈先生说：“维护多元文化的存在，保持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不然的話，自己民族特有的历史、传统、精神都会在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慢慢地消退。而失去文化主体性以后，这个国家的独立性也就丧失了。”[3]汤一介先生也指出：“要有文化的主体性，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必须扎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理解和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深厚的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它将或被消灭，或全盘同化。”[4]
文化主体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主体性的直接形式体现。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中五四白话文运动至今才短短一百年时间，而在这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优秀的中国文化都是以文言文承载的，因此，不懂文言文，就难以真正进入中国文化的堂奥。过好文言文关，也便自然成为我们当今学人坚持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考验和挑战。另外，在对外（有时甚至在国内）学术文化交流过程中，如果我们离开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白话文和文言文），谈论中国文化时言必称希腊或满嘴洋文，说是与国际接轨，那样所谈的文化也可能就失去了中国文化的味道，也就是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二是思想特质。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有其特定的思想倾向和文化内涵，如中国文化崇尚道德、中庸、仁义、和谐，西方文化强调宗教、理性、科学、个人自由等。我国学者张岂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归纳为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和天下大同等十二个核心理念[5]，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思想特质的一种自觉认识。不同的思想特质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样态，不同样态的文化之间可以互相学习融通，但前提是不能离开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思想特质，否则便会产生文化的水土不服现象，难以学到文化的精髓。三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人们在一定社会语境中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核心语汇与表达形式，用以表达特定的思想立场和价值观念，它由作为形式的语言文字和作为内容的思想特质共同决定。一种文化的话语体系能不能形成文化的话语权，跟这种文化的主体性是否明晰有直接关系，如果脱离了文化主体性，那种“话语体系”就是虚构的，就是鹦鹉学舌，难以形成文化话语权。正如郭建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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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语权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精神独立性、文化主体性和理论原创性的问题，是一个创造力的问题。”[6]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内在发展为主体的。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7]“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8]“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8]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8]这些重要论述，无疑都是在向我们反复指明，只有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开创的文化主体性，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才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二、文化主导性
文化主导性，就是特定文化中充当指导原则、制约和规范着该文化在特定时期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并引导该文化发展方向的那部分文化要素的性质。文化主导性来自特定时期人们特定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在该特定时期最为活跃的文化要素的特性。这些起主导性作用的文化要素，指引和塑造着特定文化发展和转型的新形态和新内容。如果说文化主体性是标志文化自身独立性的范畴，那么文化主导性就是标志文化发展的规范性的范畴。不同时期特定文化的各种变迁和发展，旧文化变革和创新而成为新文化，都是在这种文化主导性的规范和指导下形成的。
文化主导性首先体现为文化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对启蒙时代以来各种“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性描述，是对逝去或即将逝去的过去时代的批判和突破相对应而形成的关于未来可预期的全新时代特征的可能性描述。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或时代意识），这种新的时间（时代）意识将自身与过去区别开来，“因此，现代精神必然就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9]。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时间概念，指在独一无二的历史现时性中对于现时的理解，也就是说，要把现实同过去以及各种残余物区别开来的特性中去理解、在现时对未来趋势的允诺中去理解”[10]。福柯认为现代性应该是作为一种哲学的态度而不是时期的概念，“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11]。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12]，它涉及现代性的制度层次、理念层次、态度层次等。任何一种文化都是要朝向现代性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不可能永远停滞不前，而要发展和进步，尤其是一种文化要从其传统形态发展为现代形态，就一定要有方向、有原则及有一系列可以对文化的发展起到规范和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