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作用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党课讲稿）

一、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可替代的三个作用

我是2001年8月离开联合国的，回国之后继续在中国联合国协会担任了一些社会工作。由于我离开一线已经比较久了，所以对最新的情况确实也不是那么清楚。要讲中国与联合国，首先得讲讲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及其他各方面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到世界第二位，与之相应的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都得到了扩大和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各个阶层包括全体老百姓，对外交方面的事情都比较关注，比如多边外交、联合国等。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和内政一样都是为国家政治经济服务的，因此需要全国老百姓的支持和理解，需要国家内部人民的支持作为后盾。

一直以来，人们对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都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今天的联合国非常重要，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主导作用；也有人认为联合国只是一个论坛，大家开各种会议，上去议论一通，而不解决实际的问题，所以作用十分有限。我从1977年开始在外交部工作，后来从非洲司调到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从此跟联合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根据我长时间从事联合国相关工作的经验来看，这两种说法都走了极端。纵观今天世界上的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欧洲有欧盟，非洲有非盟，东南亚有东盟，拉美也有自己的地区组织。另外还有大家所熟悉的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这些都属于部分国家或地区性的组织。但是这么多的组织，要说最具广泛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组织，还是联合国。应该说，联合国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大家知道，现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非洲、中东，以及包括海地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不少维和行动，这都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之后派遣维和部队去执行的。当然，各个地方的战火不是一个联合国能够制止和左右的，但在防止其影响扩大的方面，它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长期以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都是《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联合国的主要宗旨之一。

其次，联合国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联合国里有许多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另外还有各种专门机构，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可能还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下属的专门组织机构，在推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我在日内瓦担任中国驻各个专门机构的常驻代表时，跟各个专门机构都打过交道。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的经济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曾接受过多边援助。当时联合国开发署每年大概要给我们五千万美元。这五千万美元指的不光是现金，还包括派专家、搞项目、技术援助等方面的资金。也许在今天看来，五千万美元已经不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了，但在当时它对我们来说却是不小的帮助。除此以外，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这些联合国内的专门机构都不同程度的给予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一些帮助。可想而知，对其他国家，联合国也是这样做的。

1996年，我刚到联合国秘书处，接替了我的前任冀朝铸大使，负责了一年联合国多边援助的工作。那时候这方面的援助资金较之前已经有所减少，但对发展中国家仍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包括对中国引进清洁煤及垃圾处理技术上的一些帮助。另外，我在那里任职时经手的工作有不少是对非洲国家提供帮助的。所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联合国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制定国际法规。大部分重要的国际通用的国际法都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制定的，比如现在经常被大家引用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综上所述，今天的联合国仍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联合国大会、经社理事会等组织的决议虽然没有实际的法律效力，但因为它是由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外长交流探讨出的结果，所以具有一定的政治和道义影响。《联合国宪章》第25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也就是说安理会的决议是公认的会员国都必须遵守的。反过来说，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采取的行动是不合法的，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就属于违法行为，使美国受到了其他国家的道义谴责。联合国的这个作用也是其他组织所不具备的。

说了这么多重要的作用，我们也不能走极端，忽略了它的局限性。联合国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它本身不是世界政府，没有钱也没有兵，只靠它自己是做不了事情的。它的资金收入都要靠会员国，它的决议也取决于190多个会员国的意愿，尤其是大国的意愿。比如说派遣维和部队需要通过安理会的决议授权，而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具有一票否决权，那么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同意，决议就没法通过。尤其在冷战期间，美国跟前苏联相互否决了多次。另外，联合国的很多会议会发表宣言，文件因为要照顾各方立场、做到面面俱到而显得极其冗长，几乎每个参与了的国家都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我曾有机会作为中国的代表去参加过几次国际会议，比如199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北方、南方争论不休。发达国家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应适用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不能一味照搬。最后反映在文件上就是既讲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又要考虑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由于要照顾太多国家的利益了，所以它就免不了具有局限性。

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大会制定的国际法规不具备强制的法律效力的问题，这在各种各样的世界大会，像1995年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以及后来陆续召开过的社会发展大会等大会中都是同样的情况。包括联合国大会秘书长的任免情况，它也表现出了一种局限性。联合国秘书长在国际上是很受尊重的，并且近年来愈发地受到尊重，各个国家都以国家领导人和国家元首的标准来接待他。拿我们国家来说，最早是按照外长一级的标准接待，后来作为副总理来接待，直到现在作为国家领导人、总理来接待。大家从报纸、电视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规格足以说明联合国的国际地位。但是不管多么受尊重，联合国秘书长也必须根据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几个大国的意愿来行事，否则他就站不住脚，甚至被罢免。一般来说，联合国秘书长可连选连任一次，任期加起来是10年。历任联合国秘书长必须要照顾到各方利益，否则就不可能站住脚。这些都是联合国存在的局限性。

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们说一下中国与联合国。

在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前，中国跟联合国基本上是对立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发动了朝鲜战争，而中国派出了人民志愿军援助了朝鲜人民军。最终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时候，美国也是以联合国军的名义签的，所以当时的中国跟联合国实际上属于对立阵营。

恢复合法席位以后，中国跟联合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作为联合国的51个创始国之一，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开始参与到联合国的事务中。刚刚恢复席位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国家参与得并不积极，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联合国大会也好，安理会也好，表决的时候只要不直接与我们有关的，我们基本上就不参加投票。这跟弃权票还有点微妙的区别，弃权是参与了这个事但不表态，既不支持你也不支持他；而不参加是我压根就不掺和这件事。1977年，我刚到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正赶上这样一种情况。那时候的主要任务是“反两霸”，发言的时候说的都是一个超级大国怎样怎样，另一个超级大国如何如何，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上互相答辩一通，对实质性的东西参与的不多。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联合国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逐步开始增加参与。比如在维和问题上，我们采取个案处理的办法。什么叫个案处理呢？英文是case by case，就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的处理，认真看待每一个问题，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是否参加投票及如何投票。我们会权衡有关国家、地区的态度，有所选择地进行判断，而不再是全不参与。另外，前面我们说到过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由于贫困接受过联合国的多边援助，1979年以后，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降低了缴纳联合国会费的比重。由于历史上国民党政府传下来的传统，我们的会费交得非常高，后来根据联合国的计算办法，按GDP、人均收入等数据来算，就由原先的4%降到了不到1%。

下一个阶段是九十年代，我们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更加积极了。1989年，我们开始派军事观察员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对联合国的事务，过去我们比较被动，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则能主动与各方进行磋商了。另外，过去我们从不提公众文件或决议草案，1990年以后，我们开始逐渐在一些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立场；非但如此，在联合国中参与的事项范围也扩大到和平与安全、经济社会发展、人权等各个方面。由此可见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和地位在不断提高。

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刚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大家虽然因为中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不得不重视我们，但事实上并不打从心眼里尊重我们。比如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只要他们自己商量定了，中国就会无条件的支持他们，所以不需要事先与中国磋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积极参与了许多决议草案的磋商，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来找我们商量，包括发达国家也都感觉到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也会来找我们商量。

联合国里有一些决议草案是以“77+1”的名义提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呢？“77”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一个经济集团，叫“七十七国集团”，现在已经发展到100多个国家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指的就是中国。这种提法说明在文件起草过程中中国是有积极参与的，一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扩大自己国家的影响；二来光靠一个国家提出的决议影响太小了，加上77国集团，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就比较大。当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因为某些问题发生争吵，产生矛盾又无法解决时，双方经常会找中国来进行协调，这从一个侧面突出了中国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说明中国对联合国的积极态度改变了各个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

发展到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联合国的问题大概就是它如何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了。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是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我们国家外派的维和人员，由最早的观察员到后来的工兵营、武装部队、维和警察，逐渐形成了建制。从1990年到2015年，一共派出了三万多人。

联合国主要有两个预算，一个是经常预算，一个是维和预算。维和行动花费多，所以维和预算要比经常预算大。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承担的要比普通国家多。2015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承担的维和预算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了，但经常预算最多的还是美国，其次是日本和德国。这主要是由于按照历史传统，经常预算的多少是按人均收入和其他因素综合计算出来的。

可以说，1990年以来，我们一直积极全面地参与联合国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2015年，我们在既有基础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去联合国参加系列峰会，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从最早的1992年，到后来的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都只是去参加个发言，而2015年习近平主席跟联合国合办了两个重要峰会：南南合作圆桌会议和全球妇女峰会。圆桌会议是在纽约举办的；妇女峰会有很多领导人参加，尤其是各国的女领导人，当时的女总统、女总理，包括德国的默克尔都去了，都在会上发了言，远超我们的预期。这可以称为中国与联合国交往的一个新突破、新起点，不仅说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表明了中国对联合国的重视程度有所加深。

我们前面说到的中国和联合国之间关系的转变，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对联合国重视程度的变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国内不少人认为联合国是个清谈俱乐部，起不了实际作用，后来才逐渐改观。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开始重视大国外交，同时也关注与周边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往，因为这是我们外交的基石。那个时候多边外交还不是很受重视，仅是一种附带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说法叫“多边搭台、双边唱戏”，就是利用多边平台举行各种双边活动。比如过去，每年联合国大会我们的外长都会出席并作一般性辩论发言，后来换成了领导人出席，大会期间的几天内有几十场双边会晤。1989年、1990年，当时的钱其琛外长就利用这个机会对开拓双边渠道做了很多工作，在改善和发展中国与各方关系上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再后来的许多会议，比如APEC等，也都有着类似的作用。

现在看来，多边外交已不再只是一个平台，而是成为了我们国家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主要是因为多边外交是制定各种国际原则和规则的途径。比如G20杭州峰会，初衷就是要成立由20个国家组成的经济团体。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为了处理问题、渡过危机，美国等一些国家发起成立了G20经济论坛，如今的G20已成为能够推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得益于多边外交的特殊作用。如果只是中国跟某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是无法产生这样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的。当然，并不是说今天多边外交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其他的外交类型，但很明显的一点是多边外交正作为国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愈发受到重视。

我们反复强调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特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备受各方重视。一直以来，我们的国家也在运用自身地位充分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因为中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及积极的全面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态度，现在联合国的所有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全都离不开中国。中国在联合国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不管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内处理问题时都要考虑中国的态度，或与中国进行协商，这种影响力是过去不能比的。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走极端，如果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不正确的。老百姓经常说要掂量下自己的斤两，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国家的综合国力确实是增强了，大家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及人心的凝聚力等基本条件。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排名还是比较靠后的，中国还有贫困人口需要解决。只有全面解决了贫困人口的问题，才能实现小康。然而小康也并不是富有，所以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国力，即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也不能在联合国内指手画脚。当然我们也不会这样做，且不说政策上不允许，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干过，我们不是这样的国家，也不是这样的一种文化。

想要进一步提高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我们还有一些局限性需要克服。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比如美国，他们缴纳的联合国会费比我们多，在联合国内的工作人员数量也比我们多，相应的它在联合国内的影响力就比较大。当然像过去，说联合国完全由美国主宰，这也不符合事实。联合国的会员国有190多个，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不是某一个国家能主宰得了的。

不同国家的影响力根据国力强弱有所不同，这一点我们也得承认，小国、弱国虽有权力参与和发言，但影响力十分有限。1997年以后，我在联合国当副秘书长。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大多由国家领导人或外长出席，一般来说至少是外长。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个小国的总统讲话讲了50分钟，远远超出正常的20分钟，因为对方是总统，也不好去打断他。（其实在某些特别的大会上有规定，比如规定只能讲7分钟，那么不管是国家领导人还是部长，超时就要敲锤子、亮红灯。）

那么一个国家的总统，想利用联合国大会的机会，让其他国家听到自己的声音。大会堂里每个会员国有六个位置，当时一百多个会员国，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位置上都空了。我们中国代表团则总是会留人在那里旁听，以表示对人家的尊重。这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小国希望自己的诉求被世界听到；其二，联合国对小国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美国总统去讲话的时候，整个大厅里的人都是满的，甚至旁边的过道上都坐了很多美国听众。（那一届大会在纽约召开，于是有很多美国听众。）美国总统一讲完话，人就呼啦呼啦地走了不少。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对发言顺序是有规定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第一个发言的是巴西，第二个是美国。谁也不愿意做第三个发言的，因为正赶上很多人离开。为什么第一个是巴西呢？最早搞一般性辩论的时候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发言，然后巴西就站了出来，并且提出了一个条件，往后每次都要最先发言，于是这件事就形成了传统。

联合国大会正式的会议时间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下午三点到六点，有很多小国的发言因为时间排不过来只能被挤到晚上。我们中国发言的时间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一般不选第一天，都是在第二天或第三天。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的发言在联合国愈发受到重视，会场虽然不是全都坐满了，但基本上每个代表团都会留代表记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些是国家领导人总统、总理、外长亲自来听。这个现场的情况跟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改变与我们国力的提升有莫大的关系。到2015年习近平主席发言的时候，因为我没在现场，确切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但听参加了的同志说，会场基本上坐满了。

接着我讲两件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事情，一个是秘书长的选举。秘书长选举的程序是先要由各个国家政府推荐到安理会，然后由安理会推荐给联合国大会，最后由大会表决通过。一般说来，安理会推荐给大会之后，大会就直接鼓掌通过了，不需要再投票。

在过去，秘书长选举有一个大家共同理解的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按区域轮流担任。通过查资料不难发现，历任秘书长基本上都来自不同的区域集团，欧洲之后是亚洲，然后又是欧洲，再到拉美、非洲、亚洲，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属于欧洲西方集团，这是联合国划分的几个地区集团。唯一具有争议的就是东欧地区，前苏联还在的时候有个东欧集团，现在前苏联早就已经解体了，东欧国家大多加入了欧盟，也有部分新的东欧国家曾经提出过应该轮到东欧地区。另外，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不应该考虑地区，而应按个人能力来竞选。

选举太过分散了，要如何是好呢？联合国安理会会先进行秘密的意向性投票，英文名叫straw poll，也称非正式投票。这个投票不会署名，目的是看看支持和反对的人数。意向性投票分为三种，分别是“鼓励”票、“不鼓励”票和“没意见”票。在这里面常任理事国的态度就很重要了，如果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出“不鼓励”票去反对谁，那么这个人就没有当选的希望了。

联合国秘书长在国际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道义上都很有话语权，许多国际会议都是由他建议召开甚至主持的。但另一方面，联合国秘书长要发挥自身的作用就必须在大国之间周旋，先得到几个大国的认同。根据历史情况来看，历任秘书长跟中国的关系都是比较友好的。

还有一件事是安理会改革。

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专门成立一个工作组对安理会改革的事情进行研究。1994年，工作组正式成立，后来陆陆续续的变换了几次名字，其实就是每年开几次会，进行政府间的谈判。讨论的是什么内容呢？是不是要进一步扩大安理会。这个扩大就很复杂了，具体怎么扩大？是增加常任理事国还是非常任理事国？再有就是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和方式等问题。还涉及到要不要修改否决权及其他的一些问题。

经过多年的谈判，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不能说完全没有进展，至少安理会在工作方式和方法上确实得到了改进。过去，安理会就是十五个国家关起门来共同商讨事情，现在则每个月会选出安理会主席，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非常任理事国十五个国家轮流出任。主席需要对这个月的议程及非突发性事件进行公布。另外，公开会议明显增加。所谓公开会议就是在安理会大厅召开，除了十五个安理会成员国之外，其他会员国也都能共同参加的会议。在公开会议上，其他会员国也可以要求发言。

在是否扩大和是否修改否决权的问题上，各个国家的分歧非常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明确进展。这方面提出的方案有很多，比如有的主张只扩大常任理事国，有的主张只扩大非常任理事国，还有的主张非常任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这里说明一下，非常任理事国一任是两年，按照先前的规定，两年期满之后不能马上连任，至少得间隔一年。像日本、印度等国家，经常隔上个一两年就又出任非常任理事国了，这是因为当轮到一些小国家的时候，不管他们采取收买还是施压的办法，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手段，总之他们成功地让小国家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他们。有些比较大的国家，担任非常任理事国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非常任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的提案。

再说否决权的问题。有许多国家曾主张取消否决权，或限制否决权的使用，但没有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公开同意这类主张。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还在联合国的时候听到过关于这方面的辩论，当时俄罗斯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公开表示否决权不能动，不能限制更不能取消，其他常任理事国则没有表态。还有的国家和地区提出要增加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比如非洲要求增加两个非洲国家，另外还有最活跃的一直希望当上常任理事国的四国集团：日本、印度、德国、巴西。

关于安理会改革，好几年前我们也曾发表过文件说明自己的立场：第一，目前安理会的组成不符合现在的国际格局，应增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发言权和地位；第二，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安理会的改革不应该引起联合国的分裂，而应尽可能通过最广泛的协商达成意见一致。

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各个国家及各方利益，还涉及到联合国宪章的改动（安理会的任何改革都必须修改宪章），所以到目前为止，大家还一直处在协商、谈判的阶段，没能得出结论。

三、中国外交官入职联合国秘书处是种什么体验

接下来讲一下我在联合国的经历。

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联合国内部都工作过，下面简单说一下我的工作经历。

从1977年开始，我在纽约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待了七年。1984年回国以后，在外交部的非洲司任职，因为过去我曾在非洲的肯尼亚、尼日利亚工作过。1988年，我从外交部被调到国际司工作，搞多边外交，主管联合国的事务等。1990年，我先后被派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日内瓦，分别担任副代表大使和常驻代表。1996年，我到了联合国秘书处，一直工作到2001年。总体来说，我从事的联合国外交比较多，但是实际上，不管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外人员、驻外大使，还是驻外的低级、中级外交官，按照国内的政策指示向国内反映情况这一点都是一样的。

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尊严是作为一名外交官最重要、最基本的职责。在这一点上，不仅我们国家的外交官是如此，所有国家的外交官都是一样的。我年轻的时候有个误解，认为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大概都是生活条件很好的少爷、小姐，经常出入咖啡馆、跳舞厅之类的。实际接触过以后，我发现他们确实会休假，到咖啡馆去消遣肯定也是有的，但是一旦到了谈判桌上，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无一不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多边外交中，我们经常会碰到需要争锋相对面对面谈判的时候，一字一句地争文件条目，维护国家立场。有没有不认真的呢？也有，咱们得承认，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官真的做得不够好。比如谈判谈到夜里两三点、三四点钟了，有的人坚持不到那么晚就直接走了。但是像中国、印度这些国家，还有西方国家，哪怕是再小的一个西方国家，都还在那里坚持着。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外交官一定要具有责任心，这是对一名外交官最基本的要求。我们现在的年轻外交官基本上都继承了这种品质，并且他们的思路更加开拓灵活，不像那时候的我们还比较拘谨；再加上他们的英文基础也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像我是解放后的第一批外交官，英文基础就很有限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他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到了联合国秘书处之后，特别是当了副秘书长之后，我的身份就从一个中国的外交官变成了国际公务员。1996年3月8号我到联合国去报到，第一件事就是在誓言（Oath）上签字，宣誓忠于联合国，忠于联合国秘书长，以此来说明已经成为联合国的正式雇员。《联合国宪章》中有明确的规定，联合国秘书长不是一个人，而是六个机构，其中秘书长指的是联合国中的行政机构，所有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都要根据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的决议接受秘书长的领导指挥。作为国际公务员，要尽快适应新的角色，在秘书处开会发言的时候不能带有中国外交官的立场，必须保持中立。在这一点上，不管是我的前任还是后任都做得非常好。我本人也是比较谨慎的，在联合国内部的会议上从来不会讲中国的立场和看法。但在另一方面，联合国又是怎么看待我的呢？他们依然把我当做是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代表。最明显的是我在职期间的两位秘书长，第一年是加利，后面四年半是安南，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讨论过我直管部门的工作，每次一见面都客客气气的，碰到招待会等有机会聊天的场合，与我谈的基本上是中国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实际上，秘书处的其他高级官员也都把我当成中国的外交官来看待。这就使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我是国际公务员，应当保持中立的态度；但另一方面，我又是中国的外交官，这是客观事实，人家实际上也是这样看待我的。

举一个例子。1996年，虽然我们支持加利继续出任秘书长，但由于美国的坚决反对，非洲国家就纷纷提出了新的候选人。当时的安南是副秘书长，他也准备竞选秘书长，但是还没有公开，因为这样做的话相当于跟自己的上司加利竞争，在情势尚不明朗的时候他不好把自己的意图表现得太过明显。美国的态度已经比较鲜明了，在一次小型招待会上，牵线人把我和安南请到了一起。安南就借着这个机会试探我说：“现在秘书长选举僵在那里，你怎么看？”我说这个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接着安南跟我说，如果加利继续被美国否决不能连任的话，他想出来竞选。我就问安南贵国政府是否支持？因为竞选必须得有政府提名支持才行。安南说：“加纳政府是表示支持的，就是不知道其他友好国家了，中国是个怎么样的态度？”我很明确的说：“我现在在秘书处，并不能代表中国说话，我不知道中国的立场是怎么样的，只能说我认为对非洲的友好国家，中国一般是会支持的。但是另一方面，我想你也知道，中国在联合国最关心的都是一些什么事情，因为牵涉到了中国的主权和基本利益。据我所知，历任秘书长在这些问题上处理得都比较好。”整个谈话过程中我都要注意自己的双重身份，一个是不能说中国的立场，另一方面传达了一个信息，像台湾等问题属于中国的底线，历任秘书长都是知道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儿经历。

再说一些文化适应上的问题。联合国的国际公务员来自四面八方，各个国家的都有，每个人的层次和水平都不一样，所以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中国外交部的成员在这方面的问题应该都不是很大，我觉得这是平时严格训练的功劳。

前面我们提到过刚去联合国的时候，我管过一段时间的技术援助。当时下面有两位司长，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法国人。其中意大利人是联合国的老员工，非常圆滑，对人的态度都很不错；法国人是一位女士，非常高傲。后来我调到联合国大会时，几位司长一个是俄罗斯的，一个是阿根廷的，还有一个法国的，作风都不一样。

我的连续两任办公室主任都是美国老太太，包括我的前任的办公室主任也是美国的，这里要特别解释下为什么要请美国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英文基础都不是很好。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学的是英文，当然那时候这个学校还不叫这个名字，我就读的是它的前身的前身。尽管如此，我能听懂和能用来交流的英文总是非常有限的，虽然外交部派了一位高级翻译过来作为特别助理，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英文水平也不如人家美国人。联合国内的文件涉及不到什么机密，但文字内容又需要严格把关，所以我们干脆就请了美国老太太。这两位美国老太太人都很好，我也到她们家里作过客，我很尊重她们，她们也很尊重我。所有的文件都要经过她那里，请她帮忙修饰，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处理得比较好。另外我有好几位秘书，都是办公室下属的，分别来自智利、印度、斯里兰卡，只有特别助理跟我一样是中国人，所以需要适应和磨合的地方真的很多。但是我并没有觉得遭遇了多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我做到了尊重每一个人，不管是秘书、小秘书还是司长，相对的大家对我也比较尊重。总体来说，在那几年里，我们相处得还不错。

谢谢大家。

联合国的作用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 党课讲稿（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