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情节观视角分析哈代短篇小说中的命运之线

布迎霞

(内蒙古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内蒙古，通辽市 028043 )

摘要：从传统的情节观来看，哈代的短篇小说具有比较严整的结构，不过他的特色在于在构成情节统一性的“因果链”上更是显示出作家独特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哈代牢牢掌握“命运”的主题，以命运为红线串联起整篇小说，这样就把小说的情节同出对人世的深刻洞见的思想内涵统一了起来。

关键词：传统情节观，哈代，命运

传统情节观

叙事文学所叙之“事”是故事，每个故事都含有三大要素：情节、人物和背景。当述及某人在某时某地做某事时，所做的“某事”是事件，“某人”是人物，“某时”、“某地”是背景。一系列事件按某一逻辑顺序编织起来，便构成情节。传统的情节观理论，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个悲剧艺术包含‘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与‘思想’”六个部分，这“六个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节”，他认为“情节是悲剧的基础，有似于悲剧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将情节定义为“行动的摹仿”，也就是“事件的安排”。对此，申丹有精到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安排’指的是作者对故事事件本身的构造。情节中的事件应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有开端、发展和结局；事件之间应具有因果关系，其发展应符合或然律。”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观是根据当时的悲剧而得出来的，但这一理论一直统治了西方文学届长达两千年，即使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兴起之后，情节这一概念日趋复杂，这一传统的情节理论仍旧有价值。

下面我们就以这一情节观为理论视角，来考察哈代短篇小说情节中的命运之线

命运之线

传统情节观要求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这种完整性，同它对于因果律的强调是分不开的。因果律可以说是传统情节观的核心所在。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不同于历史学家就在于“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情节是对事件的安排，事件之间应该表现出因果关系来，如果看不出因果关系，虽然也是情节，却是最拙劣的情节。就此而言，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给情节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情节也是关于一个个事件的叙述，但它所强调的是其间的因果关系。”他的著名例子是：“国王死了，然后王后死了”，这是故事；“国王死了，然后王后因哀伤而死”则是情节。我们先且忽略福斯特关于故事和情节的有争议的区分不谈，就强调情节的因果关系而言，这个定义和这个例子却是西方古典文艺理论情节观的一个简洁有力的表达。

就这一个传统情节观的核心特质而言，我们却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认识哈代的短篇小说中的“巧合”。我们先来品味一下哈代小说中巧合的魅力吧。我们选取被伍蠡甫称赞为“奇峰迭起，节奏急切，但又行笔舒缓，转折变化之间不着痕迹，似不可信而实可信”的“大手笔”的《一支插曲罢了》。

《一支插曲罢了》是写一位农家女巴白蒂斯塔的婚姻生活的。巴白蒂斯塔出身农家，在外地的小学当教师，却厌恶这一行当，答应嫁给家乡圣玛利亚岛上一个年长她二十岁的富商赫德甘先生为妻。小说就从她应了这门亲事，返乡完婚开始写。巴白蒂斯塔错过了去往小岛的小汽船，不得不在卞塞佛尔滞留几天——这不过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序幕，接下来是“纷至沓来”的偶然事件构成了整篇小说——伍蠡甫把它们概括为八个“不料”：

一不料：她在卞塞弗尔的短暂滞留中遇见了一位青年教师，后者曾经是她的同窗并追求着她，他乡遇故知，巴白蒂斯塔居然接受了他“立刻结婚”的请求，同他去教堂举行了仪式，并且预备第二天回家退了赫德甘的亲事。

二不料：刚刚当了丈夫的年轻人或许是为了在新娘前面显示男子的胆略和体魄，竟然在海里游泳而淹死了，尸首不见踪影，唯有沙滩上留下的衣物。

三不料：新娘独自乘船回家预备去说明真相，不料赫德甘先生正在同一条船上。慌忙忐忑中，新娘把真相隐瞒了下来。回到家也只能将错就错，按原计划同赫德甘先生完了婚。

四不料：她不得不嫁的赫德甘待她温柔体贴，要和她做蜜月旅行。

五不料：蜜月旅行的目的地就是卞塞佛尔。正是旅游旺季，旅馆爆满，他们只得住进了一家无人敢住的旅店——有一具尸首正存放在这里，这就是他的那个淹死了的年轻的丈夫。他们要求住的房间正好是放尸体的房间，于是店家把尸体转移到了隔壁。到了晚上，她就睡在死了的丈夫和活着的丈夫之间。

六不料：匆匆回到圣玛利亚岛后，没过几天，有一个见证了她的第一次婚礼的工人为贫困所迫无意中流浪到了圣玛利亚岛，认出了她，并且发现了她现任丈夫另有其人。巴白蒂斯塔为了隐瞒真相不断受到这位无赖的勒索，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向赫德甘吐露了真情。

七不料：赫德甘得知真相，不但不生气，反而向她吐露了一个秘密：原来他在结婚前就已经有了四个女儿！既然彼此没有了秘密，赫德甘就要求把女儿接到身边。

八不料：四个女儿一起来到了她的身边，年纪不小了，却没有文化，呆若木鸡，她不得不担当起家庭教师的责任，重新操持起她原先深恶痛绝的教育孩子的旧业。

小说就在这种种偶然因素的介入中不断转折、获得推进。类似的情形在哈代的短篇小说中不是少数，甚至可以说每一篇中都有这种命运弄人的“偶然”在作祟。如在《悲惨的德国骠骑》中，斐丽决心同年轻的德国骠骑私奔，半夜里她来到的约好的山道口，忽然来了一辆马车，而且不远不近刚还在这个道口停了下来，车上下来的两个人的对话传到了斐丽的耳朵，其中一人居然是消失已久的未婚夫，而且还给她带来了礼物。斐丽打消了私奔的念头，德国骠骑则由于等待过久，耽误了时间而被抓回来受到了枪毙的处分。再如《待用的晚餐》中克丽斯丁受虚荣心的驱使嫁给了城里的富商贝尔斯顿，不久贝尔斯顿离家出走。克丽斯丁回到乡下同原来的情人尼古拉斯旧情复燃，法律规定丈夫失踪未满七年不许再婚，在七年的等待将满的时候，忽然有人传口信说贝尔斯顿就要回来了，两人打消了结婚的念头，贝尔斯顿却没有出现，又等了一个七年，他们的爱情之火渐熄。人们在村庄附近的河里发现了贝尔斯顿的尸骨，原来他在七年前落水而亡，害得一对有情人空等七年，而他落水的地方正是这对情侣常常幽会的地方。此外，如《三个陌生人》、《两个野心家的共同悲剧》等等，无不充满了造化弄人的悲剧感。

对于哈代小说中大量使用“巧合”的方法，评论家们褒贬不一，出于论题的限制，我们暂且不做深入探究。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问题是：巧合是否破坏了传统情节观的核心因素——“因果链”。

确实，在哈代小说的这种情节架构方式中，很难说事件和事件之间有着多么明晰的前因后果的关联，不断出现的命运的捉弄推动了小说的进程。阅读哈代的短篇小说，我们也常常会被其中的偶然性迷蒙了头脑，产生出人生似梦似幻的感慨。主人公的一切行动不以其性格或者思想为根据，而是成了命运操控下的傀儡。在传统情节观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因果关联”被不断出现的偶然事件的“串联”取代了。然而，这种“串联”并非无迹可寻，并不意味着“因果链”的断裂。

我们认为哈代短篇小说中充斥着的偶然因素同他的宿命论思想是难以分开的。对此，福斯特有深刻的认识：“哈代本质上是个诗人。他站在极为崇高的立场上构思他的小说。他要把它们写成悲剧或悲喜剧，让它们在剧情的进展中碰碰然响起命运的叩击声。换言之，哈代在安排他的小说里的事件时，着眼于因果关系；他的小说的基础是情节，他的人物奉命听从情节的调遣。”正如英国文学史家艾弗·埃文斯在其《英国文学简史》中对于哈代小说所作的论断：“最终的印象是一个邪恶的命运在人们的生活中起作用，毁坏他们幸福的各种可能性，并把他们引向悲剧的结局。虽然这种关于生活的直觉不曾僵化成一种哲学，但它是如此地持续下去，因而它具有一种教义的各种外观。……他一方面这样把生活看成是残酷而毫无目的，但他同时并不做一个超然的旁观者，他对于命运手中的傀儡怀有怜惜之情。”探讨哈代的宿命论思想或者命运观，并非本文的主旨所在。

对我们而言，要紧的是哈代的命运观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表现出来的特征乃是一种特殊的“因果链”。事实上，小说本身乃是作者的“虚构”，事件的必然性或者偶然性都同“实在性”没有关联。“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因果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理想化的艺术建构，使原来繁杂无章的现实生活在文学作品中显得有规律可循。”哈代不以这种“理想化”为取向，并不寻求事件之间的前因后果的“因果链”，而宁愿“直面惨淡的人生”（借用鲁迅语），把人物牢牢锁在命运的“因果链”上，如上帝安排世人的命运一样安排了他笔下的人物的命运，借以表现世间的真实面貌和人生的不幸遭际。正如吴尔夫在评价哈代小说中的巧合手法时说的：“他认为人类皆受身外力量的操纵和摆布，这使他大量运用巧合，甚至到了离奇的程度。这时，他已深信不疑，写小说不是玩木偶，也不是在说理，而是要真实地表现男女主人公生活中的严峻与狂暴的现实。”

回过来说，正是这条特殊的“因果链”掌控着人物的命运，催动着小说的发展，因此，无论哈代的短短的十来页篇幅的小说是跨过人物漫长的一生还是聚焦在短短的数月中，都表现出起承转合的严整性。这不禁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有关英雄忒修斯的毛线球的故事，哈代的短篇小说曲折多变，也好似一座迷宫，而“命运之线”正式在其间穿梭引导的“忒修斯的毛线球”，它把哈代的种种神来之笔加以贯连，使得小说不致因情节松散而失去了艺术效果。

哈代短篇小说的命运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