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九龄的五言律诗

孙琴安

【摘 要】【摘 要】张九龄是唐代的著名宰相与诗人。他的五言诗，特别是《感遇》诗等，历来与陈子昂的《感遇》诗并提，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然而，他的五言律诗其实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望月怀远》等至今流传，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结合初、盛唐时五言律诗创作的整体情况，对张九龄五律诗的创作数量、内容题材、艺术特色和应有地位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期刊名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0(030)002

【总页数】5

【关键词】【关键词】张九龄；五言律诗

张九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宰相，生前就有“贤相”之称。同时也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与文学家，他的文章当时就被张说称为“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旧唐书·杨炯传》)[1]。诗以五言成就为高，《感遇》诸篇尤为后世所称。其实，他的五言律诗也有很高的成就，并在唐代诗歌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至今尚未有专文论述。本文便对张九龄五律的创作数量、题材内容、艺术特色和应有位置，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

一、张九龄的五律数量

张九龄有《曲江张先生文集》二十卷，内有诗四卷、文十五卷、颂、赞、赋一卷。《全唐诗》编其诗三卷，中华书局版在第二册。今检《全唐诗》，其五言律诗约80余首，数量已不算少。为全面了解张九龄时代的五律诗环境，拟对初、盛唐时的五律诗创作数量作一简单比较。

五律与七律同为律诗，由于历史的成因和各自的起点不同，因此在唐代各期的发展状况也很不平衡，脉络也很不相同。相比之下，五律的成熟期比七律要早。七律在初唐并无很大的作者队伍，“初唐四杰”、陈子昂等都是当时最重要的诗人，都不作七律。稍后的沈佺期、宋之问才写有一些七律，但数量并不多。如沈佺期仅10多首，在初唐诗人的创作数量上已据第一。七律就是到了盛唐，数量也不多，李颀仅7首，王维20余首，高适、岑参、李白诸名家也都不过10余首。杜甫数量最多，也不过150多首。

然而，五律数量在初唐却远在七律之上，显示了强大的阵容，即以“初唐四杰”为例，骆宾王最多，约有60余首，王勃31首，卢照邻约25首，杨炯最少，也有14首。再从同时的“文章四友”来看，李峤有五律160多首，杜审言存诗40多首，五律即近30首，几占四分之三；苏味道存诗16首，五律就有10首，几占三分之一。沈、宋二人中，沈佺期存五律约60多首，宋之问约有80多首，数量都远多于自家七律。此外，陈子昂存有五律30多首，上官仪存有五律6首。也就是说，在初唐所有重要诗人中，多有五律之作，其中以李峤的数量为最多。

以上这些都是张九龄之前的五律创作情况。张九龄是盛唐人，再看他同时期诗人在五律上的创作情况。张说与苏颋均以律诗著称，张说有五律约100首，祖咏有五律约20首，崔颢、王昌龄各约10余首，常建五律约7首，储光羲约30余首，高适五律约40余首，岑参约170多首，王维约100余首，孟浩然约130多首，李白约70多首，其中以岑参的数量为最多。

由此可见，从初唐至盛唐约近百年间，在五律诗创作数量上能超过张九龄的，只有岑参、李峤、孟浩然、王维、张说五家，而张九龄与宋之问可以并列第六，远多于一般的诗家。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于其五律的高度重视。

二、张九龄五律的题材类别

唐代每一种诗体，不仅在创作数量上有起伏升降和递增或剧增，有渐降或锐减，甚或是升降不定，反复无常，有各种起伏变化，同时在内容题材上也有各种拓展流变。如七律，本宫廷应制之作，多君臣宫内的应酬，发展到崔颢、李颀，便扩大到了送别、登览、行旅几个方面。到了杜甫手中，更扩展到了怀古、感时、闲适等领域，或一气数首，无施不可。到了晚唐李商隐、韩偓手中，又创无题、香奁之格，把艳情也输入到七律诗体之中。同样的唐代的五言律诗，在内容和题材类别上，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如初唐李峤五律，虽说有160余首，在初唐数量名列第一，但以五律咏物者便有120首，占去四分之三，上至日月星辰、风雨云雾，下至江河湖海、山岩田宅，无不涉及。而七律中的咏物，只有到中唐才偶尔出现，至晚唐才大盛。与五律情况截然不同。就张九龄的五律来说，虽然也有两首咏物之作，如《咏燕》、《庭梅咏》，但其内容题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送别五律较多。如《送杨道士往天台》、《送杨府李功曹》、《送宛句赵少府》、《送广州周判官》、《送韦城李少府》、《通化门外送别》、《送使广州》等都属此类，共约16首，对象多为朋友、同僚，也有少数方外人士。

其次是行旅五律。如《初发曲江溪中》、《将至岳阳有怀赵二》、《自豫章南还江上作》、《自湘水南行》、《初入湘中有喜》、《春江晚景》、《耒阳溪夜行》、《自彭蠡湖初入江》、《江上》等均属此类，共约20首，其中一部分是行旅与忆友怀旧相结合，如《溪行寄王震》、《初发道中寄远》等皆是。而地点则以湘地和江河水行为主。

再次，是一部分唱和五律，多为朋友同僚之间的应酬唱和，如《和黄门卢侍御咏竹》、《赠澧阳韦明府》、《酬王六霁后书怀见示》、《和姚令公从幸温汤喜雪》、《答陈拾遗赠竹簪》、《在洪州答綦母学士》等都属此类，共约12首。

又次，则是一些应制五律。因张九龄官至宰相，擅诗文，而唐玄宗亦好诗，君臣应制在所难免，故张九龄五律中有不少诸如《奉和圣制经孔子旧宅》、《奉和圣制次琼岳韵》、《奉和圣制初出洛城》、《奉和圣制送李尚书入蜀》之类的诗，共约8首。

除了以上四大类别以外，张九龄还写有一些抒怀、杂咏类的五律，前者如《秋怀》、《望月怀远》、《秋夕望月》等；后者如《听笋》、《戏题春意》、《折杨柳》、《剪綵》等。另外，唐人以五律形式哀挽逝者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张九龄也写有一些这方面的五律，如《故刑部李尚书挽词》3首、《故徐州刺史赠吏部侍郎苏公挽歌词》3首、《故荥阳君苏氏挽歌词》3首、《眉州康司马挽歌词》等，加起来也有10首之多。

与初盛唐的一些五律诗人比起来，张九龄五律的题材范围还是比较宽的。因为从初唐诗人的五律来看，内容大多也在行旅、送别、咏物、酬答之间，如王勃、骆宾王、陈子昂多在送别、行旅，李峤、苏味道五律多在咏物，沈佺期、宋之问虽有不少应制篇什，然沈之五律佳者多在边塞、闺思等杂诗，而宋之五律佳者多在思家望乡或闲情别赋之作。到了盛唐，虽有张说、王维、李白、常建、孟浩然、高适、岑参诸五律名家，然亦惟王、孟、李白、岑参四家题材较为广泛，超过张九龄，其余皆不及。就中张说与张九龄的五律题材最为相近。张说五律以应制、送别为多，与张九龄的行旅多于应制的情况微有区别，其次则在唱和、行旅、哀挽之间，偶尔也杂有一、二咏物之作。这与张九龄的五律情况几乎完全雷同。这种不谋而合，恐怕与两人都当过宰相而又遭过贬谪的相同经历有关。

三、张九龄五律的艺术特色

五律的成熟早于七律，七律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从五律和绝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五律与五古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应是从六朝五古发展而来。故在初盛唐时，凡五律高手，必是擅长五古者，都有极好的五言古诗基础，如陈子昂、王维、孟浩然、李白等无不如此。即使像沈佺期、宋之问这样的律诗高手，也写有不少五古，有很好的五古基础。张九龄也是如此，他虽然与陈子昂各以《感遇》诗而名重一时，成为唐代五言古诗的杰作和典范，但正是其高超的五古诗成就，也为他在五律诗创作上的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约略说来，张九龄五律诗创作上的艺术成就和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移古入律，音律和谐而不失六朝遗韵。

五律本从五古来，在唐之前的六朝，是一个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虽入唐而渐变为律，有了平仄讲究和新的用韵标准，但对于当时不少诗人来说，一方面按五律诗的新格律标准加以创作，另一方面在遣词造句上，仍不脱六朝的余绪和影响，张九龄与陈子昂就属于这一类的五律诗人。如张九龄的五律名篇《自彭蠡湖初入江》等，无不如此，试举其《江上》为例：

长林何缭绕，远水复悠悠。尽日余无见，为心那不愁。忆将亲爱别，行为主恩酬。感激空如此，芳时屡已求。

此诗无论从平仄和谐、起承转合、中二联的对仗规范等，都完全符合五言律诗的要求，可以说是一首完整的五言律诗，但其中的句法字法，所用辞汇，从头至尾却又留有六朝诗的余味，而与当时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人的五律句法不甚相同。王世贞《艺苑卮言》说陈子昂“律体时时入古，亦是矫枉之过”[2]，张九龄何尝不是如此？试看张九龄的五律，许多句法都由五古移入，故律多谐而不失六朝遗韵。后刘昚虚、王昌龄、常建、储光羲等亦往往如此。

第二，沉郁真挚，唱叹有情。

同为律诗，五律与七律的成熟期却各不相同。七律至王维、杜甫，才开始有名句可摘，然五律在初唐之际，便已产生不少名句名篇，如王勃之《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便是名篇，其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沈佺期《杂诗》中的“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可怜闺里月，偏照汉家营”四句，至今仍打动着无数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至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宋之问的《途中寒食》、杜审言的《登襄阳城》、陈子昂的《晚次乐乡县》、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等，也都各有名句可采，各以自己的风格和艺术特色，早已成为唐代五律中的名篇。

张九龄也有五律名篇，但他的五律名篇大多具有一种沉郁真挚的风格，令人一唱三叹，低徊不已，如《望月怀远》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寢梦佳期。

这是张九龄最著名的一首五律，通篇沉郁，字里行间浸润着一种真挚的情感，读起来也是唱叹有情，令人回味无穷。不独此篇，他那些最优秀的五律诗篇，如《旅宿淮阳亭口号》、《初秋忆金均两弟》、《送韦城李少府》、《晨出郡舍林下》、《折杨柳》、《秋夕望月》、《咏燕》等，几乎都以沉郁真挚的情感打动人，他的许多五律名句如“孤云愁自远，一叶感何深”、“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等，也都以沉郁真挚的艺术风格取胜，均有一唱三叹之妙。难怪晚唐诗人司空图在《司空表圣文集·山居记》中就称赞道：“张曲江五言沉郁，亦其文笔也。”[3]指的就是这类五言律诗和五言古诗。

第三，清旷淡远，幽思渺然。

一般说来，唐代的五言律诗大多以清丽疏淡为主，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许多五律代表诗人的艺术风格无不如此，但在初盛唐之间，却未必如此。由于六朝五言诗如梁氏父子的宫体诗和徐庾体的风格比较绮艳，因而对初唐五律诗的创作也带来了一些影响，使初唐的有些五律的句子也多有一些绮丽的色彩，如宋之问“青林暗换叶，红蕊续开花”(《经梧州》)、杜审言“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李峤“逐舞花光动，临歌扇影飘”(《雪》)等，都有丰富的色调。陈子昂是提倡建安风骨而反对六朝以来的绮靡诗风的，但在有些五律中，也时有妍丽之句，如“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春夜别友人》)、“白蘋已堪把，绿芷复含荣”(《送客》)等都属此类。

然而，张九龄的五律却与当时众多的五律诗篇不同，他不着色相，往往清空一气，以清旷淡远的风格出之，却别有动人的姿态，令人赞叹，如他的代表作《望月怀远》是如此，以下二首也是如此：

日夜乡山远，秋风复此时。旧闻胡马思，今听楚猿悲。念别朝昏苦，怀归岁月迟。壮图空不息，常恐发如丝。(《初发道中寄远》)

江水天连色，天涯净野氛。微明岸傍树，凌乱渚前云。举棹形徐转，登舻意渐分。渺茫从此去，空复惜离群。(《送窦校书见饯得云中辨江树》)

前首是行旅之作，写景是免不了的；后首虽是送别之作，却与景物相关，然两首均不带任何色彩，全以淡笔出之，写景抒怀，幽思渺然，让人心生无限惆怅。我们通览张九龄的全部五律，几乎都不着色，即使是他与君主酬唱而在皇宫里写的应制五律，也不着色，与沈、宋的应制诗全然不同，这在初盛唐的诗人中是极少见的。个别地方就是偶加一点色彩，也是淡淡的，如“皎洁青苔路，萧条黄叶风”(《秋夕望月》)、“修竹含清景，华池澹碧虚”(《送宛句赵少府》)、“别酒青门路，归轩白马津”(《送韦城李少府》)等句，连清丽都很难说上，更无浓缛之致与斑斓之色了。

对于张九龄五律的清远风格，明代人似乎也注意到了，如胡应麟在《诗薮》中就曾说：“曲江之清远，浩然之简淡……皆五言独造。”[4]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评论张九龄的五律时也说：“五言律才藻远让沈、宋，故入录者仅称平淡。”[5]其实，张九龄的五律几乎都是“平淡”的风格，但他在“平淡”中却常寓有深味，有一种幽思，一种淡淡的忧伤。

四、张九龄在唐五律中的位置

五言律诗是唐代数量最多的一种诗体，比绝句还要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出现了一些不同的风格和派别，而且在各个时期也涌现了不少卓有成就和颇有影响的五律诗方面的代表诗人，他们以各自独特的艺术成就和风格特色奠定了自身在唐五律诗中的位置，如“初唐四杰”、“苏(味道)、李(峤)”、“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王孟、高岑、李杜、贾岛、马戴都属于这样的行列。而张九龄的五律，也无疑应列入这样的诗人队伍，并拥有其自身的五律位置。

在张九龄之前的“初唐四杰”，虽皆有五言律诗，然诚如胡应麟《诗薮》所说：“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4]也就是说，还不够成熟。只有到了“沈、宋”手中，才开始成熟。元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说，五律在唐太宗时“渐成近体，亦未脱陈、隋间气习。至沈佺期、宋之问，而律诗整整矣。”[6]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也说：“五言至沈、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2]可见大多数前贤均以为唐代律诗自沈、宋开始形成严密的规矩。

张九龄比沈、宋小22岁，比张说小11岁，因与张说都曾任宰相，又擅长诗文，均为五言律诗方面的重要作家，故有“二张”之称。如胡震亨《唐音癸签》便说：“二张五言律，大概相似于沈、宋、陈、杜，景物藻绘中稍加以情致，剂以清空，学者间参，则无冗杂之嫌，有隽永之味。”[7]平心而论，张说学识宏博，富于文章，才华流溢，运于五律，直如雕虫小技，随意方圆，拂袖之间，便有行行俪句展现。考其全作，实则率易之什不少，较之沈、宋，精密不足而萧散有余。贬逐以后，风格顿变，觉气味沉郁，质多文少，思致颇深。然与张九龄五律比较起来，实则风格有异。张九龄移古诗于五律，故律中多含古意，而神韵不乏，令人唱叹有情而诗味愈浓，如《望月怀远》一律，清空一气，明润如玉，一片秀色，无半点杂质，既得六朝五言隽永之味，又具唐人五律体段，绝非张说所有，更非沈、宋所能。张说则精于骈偶，多以律调为五律，故古意神韵稍乏。故后张九龄五律能成派而张说反不能成派。

何以言之？可由以下理由为证：

大要而言，初盛唐时凡擅长五古者，其为五律多有六朝遗韵，陈子昂以外，张九龄以下，如刘昚虚、王维、常建、王昌龄、储光羲、崔曙、祖咏、綦母潜、丘为等五律，无不如此。正因为这一现象的存在，笔者以为，在初唐至盛唐之间的五律，除了“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可以说已经有了两大派别。

先一派，是以苏味道、李峤、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为主要代表。他们变六朝新声为律体，纯以律法运行，张口下笔之间便有律意，精工典丽，正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说：“自沈约以来，始以音韵、对偶为诗，至之问、佺期，益加靡丽，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唐律盖本于此。”[8]其他像范温在《潜溪诗眼》、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胡应麟在《诗薮》、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许学夷在《诗源辩体》、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顾安在《唐律消夏录》中论及五律，每将沈、宋并提，或是苏、李并论，正说明了这一派别的共同特点。

后一派，则以张九龄为主要代表，语意清淡，意境高远，幽思渺然，唱叹有情，律体中兼含六朝神韵，古意犹存，后王维、王昌龄、常建、刘昚虚、丘为、储光羲、綦母潜、祖咏、崔曙、韦应物等，均由此演绎而来。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曾明确指出：“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7]这里所谓的“清淡之派”，无疑是包括五律在内的。

至于张说五律，先与沈、宋一派为近，后则渐与张九龄相仿，然张说终究以律胜，而古意不足。孟浩然接近张九龄一派而稍加律畅，然终究与沈、宋不同。

【参考文献】

[1]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王世贞.艺苑卮言[M].上海：文明书局，1916.

[3] 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4] 胡应麟.诗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许学夷.诗源辩体[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6]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 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赵荣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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