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假洋鬼子”(一)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文化思想经历了由“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的转折。在这种历史氛围下，一批西式的绅士淑女应运而生，在中国文化思想舞台上独领风骚：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陈衡哲、徐志摩、林徽音、冰心、林语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的现代西化精英，与他们的前辈严复、辜鸿铭、王国维已经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从他们在国外如鱼得水的姿态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尤其是胡适，自留学起就活跃于美国的主流社会，热衷于演讲、旅游、组织学生会，积极参与美国的总统大选，俨然就是美国人的一员，他在给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信中不无得意地称自己比欧美的思想家更加“西方”，胡适这样说：“要是我发现自己假装有什么真知灼见带给西方世界，我觉得那是可耻的。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不思量自难忘》，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６页）。丁文江在英国整整住了七年，从生活方式到思想，都彻底地欧化，被傅斯年称为“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菁华”（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页）；陈衡哲也觉得跟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一起，比跟中国人在一起更加自在。留东学子虽然身在东瀛，但心在西洋，西化的劲头，比起留学欧美的人毫不逊色，甚至更有过之，用郭沫若的话说就是：“我们在日本，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
与此相对应，一批前所未有的、洋味十足的“新中国人”在文学作品中闪亮登场：郭沫若笔下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半人半神、古希腊式的抒情巨人，郁达夫的《沉沦》中那位终日沉浸于英国浪漫派诗人的世界，颇以尼采的超人查拉图是特拉自比的中国学子，鲁迅《头发的故事》中那个西服革履、挥动棍子驱逐愚民的Ｎ先生，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中那个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崇洋之情、几乎与美丽的“康桥”溶为一体的抒情主人公，冰心的《给小读者》里那位与美国文化风土似乎有天然亲和力的中国女子……其中，陈衡哲的《洛绮思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这篇小说从人物、背景到叙述方式，都彻底西化了，假如隐去作者的姓名，俨然是一篇地道的外国小说。然而，此作却是取材于中国留美学子的一段三角精神恋爱的插曲（夏志清认为，小说中的洛绮思和瓦德，原型就是陈衡哲和胡适，胡适这样说自己与陈衡哲的关系：“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舞。”胡适是小说初稿的最先阅读者之一，读后提了许多意见，经若干删改，成了后来的样子。参见夏志清：《小论陈衡哲》，《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１９７９年版）。出于某种顾虑，作者隐去了主人公的中国人身份，将其换成美国大学教授“瓦德”和“洛绮思”。东方学子的生活与情感，就这样不露痕迹地消化在西方文化的密码程序中。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中国人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和立场不能不发生重大变化，尽管此时，守旧势力仍然十分顽强，并且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节节胜利表现出更大的不安与焦虑，保守派领军人物林纾对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妖魔化，乞求“伟丈夫”平定乾坤的无奈想象，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文言小说《荆生》里，林纾虚构了汉中伟丈夫荆生以雷霆万钧之怒，教训了三个以“禽兽之言”乱其“清听”的海归少年，使他们狼狈鼠窜的故事。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莫钬，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分别影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陈独秀和钱玄同。然而，这除了证明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还能说明什么呢？总之，到了激进的海归知识精英领导历史潮流的时代，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和思路发生了根本逆转：既然“全盘西化”被视为惟一的救国之道，令人担忧的当然就不再是“以夷变夏”，而是能不能真正的“以夷变夏”；如果说此前对“假洋鬼子”的抨击是取“大中华”立场的话，那么如今对“假洋鬼子”的批判，就是站在“世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的立场，以“真洋鬼子”为标准，揭露其假冒伪劣的本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五四精英全力以赴引进西方文化、抨击假冒伪劣的时候，他们却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民众眼中的异类。于是，一个彼此错位的三岔口形成：中国民众眼中的“假洋鬼子”，是那些洋装短发、里通外国的汉奸；封建保守派眼中的“假洋鬼子”，是那批“以夷变夏”的士林败类；而西化精英眼中的“假洋鬼子”，则是那些不学无术、趋炎赴势、蝇营狗苟的文化泡沫。在这个错位的结构中，民众与封建保守势力结成同盟，使西化精英们陷于孤立的境地。
“假洋鬼子”一词首出鲁迅的自叙传小说《头发的故事》（１９２０年），记述一位名叫Ｎ的前辈先生在双十节那天对“我”发的牢骚，其中谈到清朝末年的剪辫之祸——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已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倒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地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鲁迅与“假洋鬼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