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观

　　中国哲学观指有关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既包含对中国哲学的总体看法，也包含对中国哲学具体内容的看法。作为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开创者之一的冯友兰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和40年代的《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就明确表述了对中国哲学的总体看法，形成了自己的儒学观、道家观、佛学观等。

　　冯友兰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框架来解读中国哲学的，他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特点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冯友兰指出，所谓中国哲学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所谓中国哲学家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或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既入世又出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有了这种精神，中国哲学可以说既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并不肤浅。一般来讲，入世与出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如何统一起来?中国哲学的精神正是体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中。

　　中国哲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人格示范，这就是圣人，它既入世又出世，内圣而外王，它所体现的也正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冯友兰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性，并对中国哲学的一些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特点有些是长处，有些是缺失。

　　1中国哲学是发展的，进步的

　　冯友兰指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中国哲学史也是这样。比如说，就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和范围来看，汉代以后的哲学不如汉代以前的哲学所涉猎的多和广，但就其明晰或清楚的程度来看，汉代以后的哲学确实超过了前代。有人以孔子讲尧舜，董仲舒、朱熹、王阳明讲孔子，戴震、康有为仍然讲孔子，遂觉古人有一切，而今人一切无有，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董仲舒只是董仲舒，王阳明只是王阳明。如果我们懂得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只是董仲舒的哲学，王阳明的《大学问》只是王阳明的哲学，也就懂得了中国哲学总在进步之中。有人以为，董仲舒、王阳明的学说在以前儒家哲学中已经见到端倪，他们只不过是发挥引申而已，不能算自己的哲学和新的贡献。

　　冯友兰同样反对这种看法，他形象地说:即使承认此二哲学家真不过发挥引申，吾人亦不能轻视发挥引申。发挥引申即是进步。小儿长成大人，大人亦不过发挥引申小儿所已潜具之官能而已。鸡卵变成鸡，鸡亦不过发挥引申鸡卵中所已有之官能而已。然岂可因此即谓小儿即是大人，鸡卵即是鸡?&&由潜能到现实便是进步。冯友兰所坚持的显然是哲学上的进化论观点，强调了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客观性，具有历史辩证法因素。

　　2中国哲学缺乏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

　　所谓形式上的系统指论理结构方面的条理、层次等，实质上的系统则指前后一贯的思想内容。当时有些人通过中西哲学比较，认为中国哲学无系统。冯友兰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实事求是地说，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确实缺乏形式上的系统，即逻辑论证不足，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其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没有这个能力，而是由于他们之不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价值观。中国哲学家重行，不十分重视著书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中国哲学家深信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成为圣王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不得已才去著书立说，著书立说在中国哲学家的眼里是最倒霉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哲学史上，那些精心结撰而又首尾相贯的哲学著作很少，往往都是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时书札语录而成，虽然道理足以自立，而扶持此道理的议论，多失之于简单零碎。

　　中国哲学虽然缺乏形式上的系统，但这不能否认中国哲学确实有实质上的系统。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形式上的系统，希腊较古哲学亦无有。苏格拉底本来即未著书。柏拉图之著作，用对话体。亚里士多德对于各问题皆有条理清楚之论文讨论。按形式上的系统说，亚里士多德之哲学，较有系统。但在实质上，柏拉图之哲学，亦同样有系统。依上所说，则一个哲学家之哲学，若可称为哲学，则必须有实质的系统。所谓哲学系统之系统，即指一个哲学之实质的系统也。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坚持了这一观点，认为形式上的系统不等于实质上的系统，比如《论语》，其中记载的都是孔子回答学生们的话，就形式上讲是没有系统的。但这并不等于孔子的思想没有实质上的系统，如果是那样，他的思想就不成为一个体系，乱七八糟。如果真是那样，他也就不成为一个哲学家了，哲学史也就不必给他地位了。这种形式和内容相分离的系统决定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特殊任务，就是从过去的哲学家们的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资料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找出他的思想体系，用所能看见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出来。如果以经典的西方哲学体系为参照，中国哲学形式上的系统确实薄弱，思想上的系统则与西方哲学一样明显。就表现形式说，中国哲学和其他民族的哲学有所不同，就内容说，中国哲学和其他民族的哲学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如此，它就不能称为哲学。

　　3中国哲学以道德哲学及其修养方法见长，但缺少知识论和宇宙论

　　在冯友兰看来，由于中国哲学家十分重视内圣，所以其所讲的多是成圣的学问和修养方法。而极为详细的修养方法即为学之方与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不同，所反映出的是中国哲学中道德本位的倾向，这一特点与不重视知识论有关。冯友兰指出，中国哲学注重道德，不为知识而知识，圣人为圣人，恶人为恶人在于道德上的评判，与知识多少无关。中国哲学中知识论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未实现我与非我即人与宇宙的分离。冯友兰指出，在西方近代史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之自觉。我自觉之后，就有所谓非我与之对立，也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立，而二者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这种对立自然产生我如何才能知道非我的问题，即知识论问题。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没有显著的我之自觉，也没有显著的我与非我的分离，所以知识论问题未能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大问题。另外，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人事，所以对宇宙论的研究不能说没有，但大都比较简略。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这一特点的指认应该说反映了中国哲学的一些实际情况，成为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观点，比如后人用实用理性概括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明显地与冯友兰的思路相吻合。但是，这里有一个参照点问题，即何谓逻辑，何谓知识论或认识论，确立的参照点不同，结论自然有异。冯契不反对中国哲学长于伦理的说法，但反对中国哲学认识论不发达和缺乏逻辑的观点。针对中国哲学认识论不发达的观点，冯契对何为认识论的问题进行了重新厘定，提出了一种广义认识论，并由此确定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认识论相当发达，在作为人类认识史精华的世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针对中国哲学缺乏逻辑的观点，冯契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确缺乏对形式逻辑的研究，但这不等于缺乏逻辑，由于较早和较深人地探讨了辩证逻辑，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逻辑思想是很发达的。应该说，冯友兰和冯契的见解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4结语

　　冯先生是本世纪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贡献和影响最大的人，对他所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加以总结，是很有意义的。冯友兰主要是从中国哲学传统来理解哲学，他的哲学观带有较强的人文精神和传统气息。深入分析冯友兰哲学观的内容与特点，将有助于中国哲学有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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