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韩愈诗歌的创新

雷恩海

中国诗史上有“四大诗人”之说——李、杜、苏、黄，李、杜为唐人，苏、黄为宋人。这两组人物分别代表了中国诗史上的两种诗风——唐风与宋调。而宋调之成其来也远矣，叶燮《原诗·内篇》云：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租。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在韩愈以前的文坛上，有许多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诗歌的革新，他们为昌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杜甫所称道的元结，实开元和诗坛元白新乐府之先声。他们都反映民生疾苦，将诗歌向明白易晓方面发展，主张语言的质朴浅易，其末流未免流于浅俗。顾况虽同其声气，但其诗颇有纵横奇诡之作，实有昭示后人向上一路之意。大历十才子有较深的艺术修养，有琢词炼句之偏好，却缺乏诗歌意境的创造，亦存在忽略现实人生之倾向，形成其平淡省净的艺术风格。韦应物、刘长卿、李益为第三层次的诗人。韦、刘造意清新，内蕴深厚。李益边塞诗内容丰富，思绪深沉，豪迈慷慨，既承盛唐余绪，又启中唐诗风。

至德、大历年间的诗坛上存在的这三批诗人，都显示了由盛唐向中唐诗风的转变。以元结、顾况为代表的一派，他们主要是在诗歌内容上发挥过渡作用的。他们不再象盛唐诗人那样，强调对理想的追求，而开始着眼于现实人生。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一派，他们刚是在诗歌的艺术上发挥过渡作用的，以平淡省净的风格代替了盛唐诗歌的雄伟壮丽。而刘长卿、韦应物等介于这二派之间，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起到了过渡作用。而所有这些，都为元和诗人提供了一个借鉴，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才性、嗜好以及对社会的认识与责任感来选择自己的方向，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力图以显自己的才思。而由于着眼点的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一派痛切于大历诗人关心民瘼不够，则远绍汉魏乐府民歌，以矫大历诗歌内容之浮，成就巨大，成新乐府运动。新乐府派的成就是巨大的，只是元白一派终为唐调，并没有给后人开启出多少新路子。以韩愈、孟郊为首的一派则主要从风格上来矫大历之浮，以奇崛之辞，发幽忧之思，并非没有反映社会政治的外部世界，而是主要从士人们郁结愤激的内心世界来认识社会人生。由于这一派诗人(昌黎除外)位卑官小，穷愁流落失偶，从内心去认识反映社会人生，易为险怪之文，成为唐风的别调，开一代风气，影响甚大。

作为韩孟集团主将的韩愈，生子代宗大历三年(768)，这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五年，也就是唐王朝大历中兴梦浮现的时候，朝野均有一种变革的希望。他一生经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于穆宗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卒于长安，中间经过德宗年间的吐蕃侵扰，河北诸镇的反叛，径原兵变，顺宗的永贞革新，宪宗时的刘辟、王承宗、吴元济、王廷凑等诸镇叛乱许多重大事件，元和中兴也给了他许多幻想。处于这样一个大动荡的环境中，他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以孟轲之后的大儒自居，“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攘斥佛老，抵排异端，在思想界进行了一场大的革新。在文学领域，倡导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其功甚大。其诗虽无明确的理论，但受其古文革新理论与“原道”思想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沈德潜《说诗晬语》以为：“昌黎豪杰自命，欲以学间才力跨越李杜之上”，是最能道破其心事的。赵翼《瓯北诗话》则更详尽地肯定昌黎于李杜之后的独自成家，以为如果李杜之前已有李杜，李杜也会象昌黎一样“群山开道，自成一家”的，指出了昌黎的有心为之。更为重要的是“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恐昌黎亦不自知”，道出了韩愈文论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的渗透，以及其诗具有其文擅长布局，变幻莫测，气韵深稳而堂庑开阔的特点，因而也肯定了韩愈以为文笔法创作诗歌的成就。《调张籍》一诗就明确表示出昌黎已参透了李杜诗歌机关处，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标准。“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高度评价李杜的成就，批判“蚍蜉撼大树”的谤伤，暗寓遥追李杜而跨越其上的理想。“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踉。”对其诗歌大开大阖的气势，浑融无际的意境的总结，也是昌黎自己诗美追求的一个标准，故而后人常用来概括退之的诗歌艺术特色。在诗的后半部，昌黎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愿望：“我愿生双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昌黎驰聘上下，向往超越的并不是曹刘沈宋，而是古今诗坛泰斗李杜，力图创造比“掣鲸碧海”更为壮阔奇瑰的“拔鲸牙”“酌天浆”悸动心魂的雄伟奇崛险怪诗风。细玩末四句诗意，乃昌黎豪杰自命，欲与李杜角力，树一代高标，携张籍以为同志，故名篇曰《调张籍》。力与李杜差肩而变革诗歌，在变革中借鉴了前辈诗人之得失，自觉不自觉地改变了大历的卑弱诗风，这可以说是韩愈诗歌改革的个人因素。

韩愈所处的是一个动荡而变革的社会，这给其作品以深刻的影响。考察当时诗坛便可知此种情况。闻一多在《唐诗杂论·贾岛》中说：

这象是元和长庆间诗坛动态中的三个较为有力的新趋势。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的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浑”和韩愈的宏亮噪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改良社会的大蠹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同时远远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暗情调的五言律诗(阴暗由于癖好，五律为着出路)。

时代的阴霾在诗人们的心田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而个人仕途的坎坷曲折，辛酸苦辣，生活上的辗转流离，贫困饥寒，也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他们也以一种冷寞的、灰暗的、消沉的眼光看待社会人生，追求各自心目中的得以摆脱和逃避现实的痛苦与烦恼的理想境界。这就是郊岛之流。而中兴的希望与儒家“达则兼济”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韩愈、白居易等。白氏倡新乐府，昌黎则“独尊儒术”来为诗为文以救时弊。这也就是在外族入侵的中唐时代，儒家出子“内诸夏外夷狄”的立场，又以尊儒排佛来尊王攘夷，故而韩愈不借以“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的细碎经济帐来陈述排斥佛老的必要性。这些均反映在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上。韩愈才大气豪，以古文名家，自继孟轲，攘斥佛老，独尊儒术。他以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子外之谓德”；“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随之间”②。因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无佛之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有佛以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何况佛“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与正统治国安民思想相背离，愚昧百妙，甚而“有断臂臠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⑧他深知时代给予他的任务就是掊击佛老，应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导之”。韩愈的具体方法则是：“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⑤，这也就是他于儒的功劳。因为“寻坠绪之茫茫”，所以才提出了“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养气论，才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⑥的养气功夫。有了这种扎实的道德修养，才能写出有充实内容的古文，亦即《答尉迟生书》所说的:“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以原则上讲，韩愈文论应与诗歌创作是相通的。如《荐士》:“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浩。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首先肯定雅正之文学。“气象日雕耗”、“众作等蝉噪”实际上与“文弊道丧”有着共同的原因：背离儒道，气衰文弊。主张以雄骜之才，能够“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创造出“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的奇崛雄伟艺术风格，还要注意到“敷柔肆纡余，奋猛卷海潦。荣华肖天秀，捷疾逾响报”，在大开大阖中又能够舒缓有余，显示出散文创作优游不迫的隽永美。其为文以养气为先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⑦对诗与文都同样适合。如《山石》，犹如一篇游记，叙述虽按时序，却是笔意轻灵，以不同的角度，融入诗人内心感受，变换色彩、音响、形象，从而交织成多层次的饱满淳美的意境。陈寅恪以为“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论韩愈》)又如《沔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其一：“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东流。我有孤侄在海浦，三年不见兮，使我心苦。采蕨子山，缗鱼子渊，我徂京师，不远其还。”把古文句法引入诗中，屏除骈句，努力造成错落之美，确乎具有“优游者有余”“心醇而气和”的舒展美。

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出，韩愈虽未曾明确提出过“诗言志”的观点，但其“配道与义”的 “养气说”在某种意义上与正统儒家诗言志说是相通的。因强调“养气”，则将其攘斥佛老、独尊儒术的“明道”说贯之子诗歌创作精神中，使诗歌能够体现儒家正统的“诗言志”的观点。考之韩诗，则不难发现有许多象《原道》一样充满着卫道精神的诗篇，而这些诗篇也即言儒家之正道，不过语言是形象化的、诗化的。⑧如《谢自然》诗末句云:“感伤遂成诗，昧者宜书绅。”顾嗣立评此诗曰:“公排斥佛老，是平生得力处。此篇全以议论作诗，词严义正，明目张胆，《原道》、《佛骨表》之亚也。”又《唐宋诗醇》曰：“前叙后断，排斥不遗余力。人诧其白日飞升，吾独为孤魂冤痛，警世至深切矣。”王元启曰：“按谢自然事，当日俱奉为神仙，公谓此特为妖魅所惑。末言人生常理，不但议论宏伟，其一片至诚恻怛之心，尤足令人感悚。”⑨前人之评，可谓得此诗之神，“《原道》《佛骨表》之亚也”，道出昌黎卫道的精神，诗言志的儒家本旨。又如《华山女》一诗，钱仲联先生以为作于元和十四年(819)，谓正谏迎佛骨时事。诗先写佛徒讲经，听众狎恰，而道徒词穷，座下廖落。次叙华山女洗妆拭面，升座演诀，以其白咽红颊，致使观中人满，佛寺人迹扫绝。末叙华山女姿色惊动宫闺，倾倒豪家少年。韩愈弘扬儒学，攘斥佛老，诗中或正色斥之，或嘲谑戏之，唯此篇最得讽兴之旨。朱熹评云:“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遗余力，而于《华山女》独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讥其炫姿首假仙灵以惑众，又讥时君不察，使失行妇人得入宫禁耳。观其卒章，豪家少年，云窗雾阁，翠慢金屏，青鸟丁宁等语，亵慢甚矣，其真以神仙处之哉?”⑩称其最得讽兴之旨，则是就其形象化、艺术化的语言而言的，其内容则合于儒家之诗言志说，贯注了昌黎坚韧不拔的卫道精神。对于永贞革新，韩愈颇有微词，及革新失败，作《永贞行》以庆幸之，对于王叔文集团叫嚣怒骂，认为他们是“小人乘时偷国柄”、“狐鸣枭噪争署置，旸睒跳踉相妩媚。”实际上永贞革新是一场推动社会前进的运动。王叔文等出身卑微，骤掌大权，横遭众官忌恨，又处于顺宗病危的情况下，思想上以为大有作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最后在内庭宦官与保守大官僚的进攻下，逼退顺宗，立宪宗，造成“二王八司马”事件。韩愈这样咒驾革新派人物为“小人”、“狐枭”，一方面由于韩愈对他们有宿怨，认为贞元十九年由监察御史贬阳山是王叔文集团的排挤，又有落井下石向新主子以效愚忠的嫌疑；另一方面，是韩愈的道统思想在作怪。既然他认为王叔文为“小人”，那么他的“道有君子小人”之说就有了用场。“君子之道”就是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样；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则无所处而不当。”王叔文等为“小人”，则其道为“小人之道”，则其为己、为人、为心、为天下国家就是不祥、不公、不平、不当的了，当然是应该奋力一击的了，“共流幽州鲧死羽”，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之意。后人对此诗大为不满者有之：陈叔范日:“予读韩退之《顺宗实录》及《永贞行》，观刘、柳辈八司马之冤，意退之之罪状王、韦，实有私心，而其罪固不至此也。退之于伾、文、执宜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进退祸福，彼此有不两行之势。而伾、文辈又连败，于是奋其笔舌，诋斥无忌，虽其事之美者，仅以为恶，而刘、柳诸人朋邪比周之名成矣。史家以成败论人，又有韩公之言为人质的，而不详其言之过当，盖有所自。”分析不谓不深。谭献以为:“退之《永贞行》，可谓辩言乱政”，批评可谓深矣。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昌黎道统思想保守的一面。又因为其卫道的精神，使昌黎在诗文创作中好发议论，直接表明自己的爱憎，所谓：昭晰者无疑”“行骏而言厉”也。这就使得他在一些诗里，并非用“戛戛独造”的形象化的语言发议论，而是把适宜在古文中发挥的议论，长篇累犊生硬地搬进诗中，破坏了诗的形象性。

昌黎以文为贯道之器，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强调作者本身的道德修养，即为文以立行为本，“仁以之人，其言蔼如也”，又因为“学古道，则欲兼通

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其目的仍在贯道，在于言儒家正统之道。由“道统”而至于“养气”，“养气”的目的是为了复古道，为了“言志”，他们本质上是相通的，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说“养气”说是侧重从外部世界来观察、反映社会人生，体现了昌黎“文以载道”的观点和儒家“诗言志”的正统学说，那么，“不平则鸣”则侧重于从内心世界来折射出这个变态的社会人生，突破了“文以载道”的局限，上继三百篇之“怨”“刺”说，屈原之“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而又有所发展，重视诗歌的主观性、抒情性。“不平则鸣”是韩愈从自身的坎坷遭际、不得志的感受中提出的论点。“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才能写出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唯有如此，作品方可动人。他在《荆潭唱和诗序》中提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竟，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也都说明唯有对生活有极其深刻的感受、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方可动人，方可传之后世。重视抒情性，并不是说不管诗歌的社会功用。昌黎认为好的文学都是与时代社会紧密联系。“有不得已者而后言”，作者的思想感情“郁于中而泄于外”，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自身遭遇有关，因为“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通过其自身感受，“自鸣其不幸”来反映社会人生。“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把表现于《楚辞》里的屈原的义愤和楚国的兴亡联系起来，说明“发愤以抒情”。而魏晋以下的文学“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这与《荐士》中的“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的原因“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是一致的。无关社会人生，又无艺术创建的作品必然是“蝉噪”了。批评魏晋的“蝉噪”，目的是要建树一种从内心深处折射出社会人生现实、具有真情实感的诗风。认为孟郊、李翱、张籍是善鸣者，“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其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他们创作出了具有独特心灵感受，又能反映国家兴衰的诗歌。在提出“文穷而后工”的理论之后，韩愈以为“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生活安适、“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由于没有不平的思想感情，当然谈不上会有不平之鸣；即使凭一时喜好而舞文弄墨，也大多只是娱宾遣兴之作，不能够产生深切动人的艺术魅力，亦不能传之永远。昌黎在此深入论析了重抒情与重社会功用的密切关系。

韩愈把“不平则鸣”这种理论在其创作实践中广为用之，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用之。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一诗。德宗贞元十九年末，愈与张署因上《天旱人饥状》，触怒权贵，分别被贬阳山令、临武令。至贞元二十一年顺宗继位大赦，却不得北归，又为杨凭所抑，愈、署再移江陵府，为法曹、功曹参军。诗先写郴州官舍中秋夜凄凉之景。次写张署歌辞，备述其被贬所历，岭南贬地环境之恶劣及遇赦不得归之苦状，借张署之口自鸣其不幸。末以宽慰之辞作结。《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如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此诗乃元和十四年所作。韩愈因谰迎佛骨，被贬潮州，出长安至秦岭蓝关，逢其侄孙湘相送而写此诗。为国除弊的卫道精神、决心及眷恋朝廷的心情，沉郁顿挫，苍凉悲壮，以其鸣来反映谰迎佛骨。其《石鼓歌》诗人有意以周宣中兴拟宪宗元和中兴，以其鸣鸣国家之盛。《唐宋诗醇》以为“典重瑰奇，良足铸之金而磨之石，后半旁皇珍惜，更见怀古情深。”

要而言之，“不平则鸣”侧重于主观抒情，但也与昌黎“文以载道”、儒家“诗言志”想通。因为“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其鸣以愁苦之音，恶毒地咒骂世道人心，诗风寒瘦窘迫，为苦吟之代表。而韩愈以豪杰自命，以儒家大师自居来卫道，虽有沉沦下僚，远斥边地的坎坷经历，发为诗歌绝不为愁苦穷乏之音，诗风自是豪肆，不同于郊岛的苦吟。又因为韩愈写散文很讲究气势，张籍《祭退之》诗云“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就是称颂他文章有雄直之气。皇甫湜以为“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污流不滞”。这种大江东注的气势势必要影响到其诗歌创作，形成其豪肆奇崛的诗风。赵翼以为“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就是昌黎“养气”说，“不平则呜”的理论在诗歌创作中运用的结果。

大约在昌黎二百年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对韩愈颇为推重，考之宋初诗坛便知其故：欧阳修于宋初西昆阴魂的笼罩下推尊郭愈，与韩愈子李杜之后，大历诗风卑弱情况下的谋出路是一致的。宋真宗朝位居馆阁的文臣学士杨亿、刘筠、钱惟演等提倡学习李商隐，以矫正晚唐体平弱浅露之习，唱和赠答，遂成西昆一体。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不行”。却因其过于偏重形式，造成不良影响，使一时“言语声偶擿裂”(《苏氏文集序》)相夸尚，更为严重的是西昆诗很少反映现实之作。韩愈觑定李杜未发展的一面，终于创成豪肆诗风，大变唐诗；欧阳修不满西昆卑弱之獭祭，看准韩愈豪肆、刚健之诗风，远绍昌黎，诗歌结构上讲究回环往复，逆转顺布，富于变化；语言质朴劲健，不避险韵，不涉浮艳；较多地杂以散文化句式，注意诗句的锻炼与意思的含蓄，遂成宋风，至东坡大放厥词。宋诗自创一派，与唐诗并立，代表了两种审美观。可见，昌黎创新的价值不但应见重于中唐，尤应见重于宋初，其成就巍巍乎！欧阳修与韩愈在各自的时代完成了救弊的任务，但韩为自创一派，变一代诗风，欧为学韩以立一代诗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实践上，欧不如韩。但他们均以“以文为诗”为创作的主要方法，为宋诗的成立作了很大贡献。至此可以明白看出，韩愈散文理论的“养气”说、“不平则鸣”及卫道的哲学思想是其“以文为诗”的关键。

综之，韩愈在当时力追李杜，矫大历卑弱诗风，创豪肆、怪奇诗风，与白居易一派共同创造了元和诗坛的兴盛，使唐代诗歌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尤其昌黎，与李、杜鼎足而三。韩愈又影响了小李杜等人的诗歌创作，李商隐的七古《韩碑》可谓得昌黎之神髓，“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玉溪生诗意》)。“不平则鸣”的重主观抒情的诗歌，则对晚唐重幽约情思的诗风有一定影响。

从整个诗歌史上看，诗至韩愈为一大变。韩愈以文为诗，开拓了诗体，丰富了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段，促进了诗歌语言的解放，扩大了诗歌的题材。韩愈从尚情韵的唐诗中开启了尚意趣的宋调，使唐宋诗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两座并峙的高峰，其后的古典诗歌创作不出此藩篱。实际上唐宋诗为两种风格、两种审美观念之异。“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李杜、苏黄则代表了这两种不同的审美观，而韩愈作为这中间的转折点，其功可谓大矣，其“卫道”哲学思想、“养气”“不平则鸣”等散文理论运用于诗歌创作，尤其值得重视，可以视为韩诗创新之关键。但是，韩诗在宋诗新风貌形成之前，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宋诗独特新风貌的形成和宋诗大家的出现，无不受韩诗沾溉。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方东树以为“六一学韩，才气不能奔放，而独得其情韵与文法，此亦诗家深趣。”均说明北宋人学韩在当时形成一股潮流，苏黄虽对韩有不满处，也不由自主地沿着韩开辟的道路前进。即使江西诗派标榜以杜为祖，实乃以昌黎为楷模，“于公(韩)师其六七，学杜者二三”。从整个诗歌史上来说，我们不能不对韩愈重新作出估量。

注：

皇甫湜《顾况集序》云：“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

②④《原道》。

③《论佛骨表》。

⑤《进学解》。

⑥⑦《答李翊书》。

⑧当然韩诗中怡情悦性的类乎游戏之文，是其创作的“另一面”。

⑨⑩均引自《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题欧阳生哀辞后》。

《送孟东野序》。

《九章•抽思》。

《荆潭唱和诗序》。

《谕业》。

《六一诗话》，引自《竹庄诗话》

缪钺《论宋诗》。

《昭昧詹言》。

略论韩愈诗歌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