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

作者：李思谊

年级：2010级 学号：41012127

【提要】：近代科学技术在欧洲产生，此后出现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局面，当时中国的科学仍停留在传统的范围内，没有产生近代的科学技术。中国是古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然而，近现代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转移到了西方国家，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本文围绕中国学者近来提出的四种主要解释理论，即外因论、内因论、和人类学的角度提出的解释，分析比较了中西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论点 。

【关键词】 中国科技史 科学范式 哲学

中国科技史的核心问题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自发产生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前，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张资珙、刘仙洲、陈邦贤等前辈学者对中国科技史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80年代以来，以中国科技史协会为组织核心，各方面学者又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2004年，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大学的讲话再次使该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在中国需要以科技创新来维持经济增长的今天，对该课题的探讨有着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

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工业资本主义在世界兴起的历史时认为，虽然帝制时代的中国存在资本主义萌生的物质条件(市场、劳动分工、货币经济、对外贸易等)，但当时中国没有形成追求进步的文化及合理的制度，以及系统追求科学知识的体制，因此，资本主义最终只在西方出现。李约瑟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和西方对待纯粹的和应用性自然科学的态度，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哲学、宗教、法律、语言、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一、影响中国古代科学进步的外部原因

大多数学者在探讨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时都首先从外部环境入手。这些不利的外部原因一般认为存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 科技的发展缺乏经济刺激例如，陈亚兰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不需要复杂的科技。

的确，西方近代初期的科技史表明，扩展经济活动，例如国际间的海上贸易、采矿业、要塞建筑及军械生产等所产生的技术问题推动科学家如伽利略和吉尔伯特等人从事科学研究。然而，经济活动的扩展并不能充分解释现代科学的兴起，12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和中国的宋朝和明朝就是明显的例子，那里扩展的国际经济贸易并没有伴随科学的革命性发展。

(二)重农抑商的政策外因论者认为，历朝政府对海外贸易、采矿及冶炼采取的限制政策，对重要工业的官营，对盐、茶、酒、矿物等重要商品的流通和买卖课重税，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明朝政府禁止民间开矿及海外贸易的措施。清初对海外贸易严加控制：限制海运货物的重量，禁止出口兵器、火药、铜铁、稻米、小麦、马匹等。雍正年间，商业扩张，朝廷却明令限制工场中的雇佣工人数，甚至拆除机器。

(三)重文轻理的儒家思想和“八股”取士制度外因论者认为儒家思想倾向和“八股”取士制度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智完全集中在语言、修辞及伦理知识方面，以及与农业社会有关的课题上，而不是自然科学知识和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

外因不能充分解释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因为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古代中国技术书籍缺乏以一种(理论)科学的方式，即用法则和定理，来对技术问题进行解释的传统，这些都有可能影响中国的科技发展。

二、制约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内在原因

英国汉学家伊懋可就指出缺乏对机器的一种几何透视观影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对西方人而言，“机器是运动状态中的几何体”。17世纪以后，正是这种能在机械中看到几何学的影子，看到机械背后的那些抽象的线条框架和角度，并日益在技术书籍中以机械绘图的形式加以表现的能力，使近代欧洲人与中国人相区别。

我国学术界不少人也看到制约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诸多内部原因，例如，中国科学家不注重把对自然现象和机械奥秘的解释理论化，大多数科技著作仅是对当时生产经验的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臆测性的讨论代替了严密地寻找规律的努力，过分依赖于形而上学的冥想，而缺少以试验验证假设的传统。

“现代科学和过去所有科学体系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自然的观察，而在于观察自然的目的和方法……以及以实验或受控观察的结果作为结论的最终依据。”

“形象化”是西方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一方面，必须精心设计试验从而使自然现象的过程和数据能更清楚地被观察到，并能对实验前形成的理论假设或推论进行验证。另一方面，实验前必须进行理论的抽象化建构，区分表象和假象、派生的和次要的以及基础的和更深层次的、实在的事物及过程，从而形成科学概念和提出假说，使研究者在实验中做到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合乎理想的简单化。

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公理化和证伪性问题 ： 内因论者认为中国哲学家对自然的解释缺乏理论的清晰性、证伪性和公理化传统阻碍了科学理论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缺乏公理化传统的确显著。唐开元年问的大地测量数据证明与其不符，“盖天说”便更趋式微。出现于汉代的“浑天说”，长期统治中国天文历学界直到西方近代天文学传入才逐渐被取代。它对地球周边的描述大体轮廓相符，并能经观察验证，和预告日食、说明月食，对制定立法有指导作用。张衡的“浑天仪”几乎是一个物化了的托勒密地心说模型。然而，托勒密的宇宙体系却“是一个高度可证伪的，公理化的几何体系”。托勒密强调理论建构的“几何学”方法，并采用一种能够把各种事实统一起来的最简单的假说”，即环行运动来解释天体运动。

而在张衡的理论中，“天大而地下，天表里有水，水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天端……”。张衡的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不一致性和与当时的常识相左的观念：天地为何不沉不陷?天体如何能从水中通过?西汉起，杨雄、王充、张衡、葛洪到张载围绕日月如何出入的争论也颇能说明问题。

然而，的确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传统的科学家发展出一套实验论的哲学，并充分了解探究自然秘密时实验的重要性。

在西方学者与工匠传统的结合并逐步发展到受控实验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学的最伟大发展，而在古代中国学者与工匠传统最终并没有结合起来。

三、从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解释

中国能否不采用伽利略一牛顿学说体系所代表的科学范式而发展出自己的“近代科学”形式呢? 西方学者如席文认为没有牛顿，西方就不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因为牛顿力学体系始终是近代科学的核心部分。但是，一旦某种科学突破在统计物理学和波动物理学这两个领域其中之一发生，那么称之为牛顿式的那种探测的路数就会迟早被发明出来。

对席文的观点持批评态度的金春峰认为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中的时空观使牛顿体系难于在中国产生。他把中国的文化思维模式称为“月令图式”，认为《礼记》中的《月令》一章较好地阐述了这种思维模式。它以下面的观念为特征：

第一，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中存在着季节性的。第二，时空是主观的，时间和空间结合形成五个区域。每一区域和五种元素之一相对应。如东方与春季相结合，由木主持；南方与夏季相结合，由火主持。时间是循环往复的，空间不是向各个方向无限的扩展，而是有限的，并随时间流转的。与这种思维方式对应着一套探究问题的路数：例如，着眼于整体或系统，把握客观对象的运动形态，关注物体的功能属性，而不是结构；把所有的事物视为有机体，强调物质和能量的相互转换，不关注建构几何模型和运动轨迹。

中国天文学家的空间观念展示了一幅复杂的画面，无限宇宙观念似乎盛行。中国三大天文学理论之一的宣夜学派以无限虚空的观念而著称，“天了无质……高远无际……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 “浑天说”的传播者——张衡也说天地之外是宇宙，“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11世纪的张载写道，“天大无外”。朱熹也认为天无形，是空的。但是，这些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混杂在一起，宇宙总的来说仍被视为是一个有机体，其中两种基本相反的力量波动互补。

中国自然哲学中，“两种时间观念成为那些试图区分过程的时间阶段性和空间结构的手段。互补的阴、阳运用于自然过程中，代表着消失和出现、持久和变化、收缩和扩张等方面；运用于空间结构时，则表示正面和背面，低和高，内部和外部。”五行用于区别空间关系时，“五行中的四行常用来表示指南针的四个基本方位，每年太阳路径的四分之一和四季相对应，地球处于中心位置，其他行星围绕地球旋转。”

每种事物的性质都被认为适合于它所占的位置，并依据与其所占的时空位置相符合的规则活动。自然过程的规律性被想象为不是由某种机械的原则所支配，而是为适应社会生活模式。一个物体占有其位或运动是其性使所然，或是像一个有机体那样按自己的意愿行动，或在“能量场”的影响下，或因共鸣，或由于感应。这一运动观念与希腊和牛顿学说中把时间和空间视为几何形的空盒，或无限延伸的线条，其中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可量度的位置的观点相佐。它解释了中国很难发展出牛顿型物理学和几何天文学的原因。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其他可能性： 墨家和名家证实了中国古代科技有可能向另一方向发展。名家试图去发展一套关于逻辑推理的法则，墨家不仅与阴阳五行学说没多大联系，同时提出不同的时空观和运动原因观，并有依据试验来阐明一般物理原则的倾向。墨家认为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运动是可测量的，并可能考虑到了运动的力学原因。墨家关于物体运动需要时间，空间位置可以量度，运动在于力学原因的观点与后来西方的伽利略，甚至是“牛顿第一定律”所表述的观点相似。墨家同样探讨了物体的下落运动、斜面运动和球面运动等。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中还含有许多可以被称为“现代”的科学观念。“理学”中关于两种基本力量的观念，猜测到了物质深层结构的两面，即后来被西方科学家称之为“正极”和“负极”，和质子。李约瑟认为中国人“虽从未站在过牛顿所处的位置，却接近拥有原子物理学家玻尔和卢瑟福所代表那些立场”。中国人关于自然以波动的方式运转，自然界两种力量中的每一种轮流升至最高点，然后下降让对立面来控制场的观念，“表达了我们认为相当合理的对波动现象的一种科学的抽象”。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中还可以找到更多有近代科学水准的观念和发现，例如《内经》的血液循环理论。

尽管如此，缺少一种追求再现自然表象和揭示现象深层结构的哲学认识论倾向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终究没有在中国自发兴起。西方认识论的重要特征被德里达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它预先假定现象中存在秩序和结构。这种认识论推动西方学者去揭示所研究事物的逻辑结构和本质。这种具相主义倾向是西方科学和艺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概而言之，没有这种揭示事物结构的愿望和努力，科学研究就不能说是现(近)代的。

反观中国，居支配地位的宇宙论是建立在强调所谓差异性、变化性和不确定性的观念基础上，老子的宇宙论哲学体现了这一点。这种非具相主义哲学预先假定“宇宙的秘密是不可了解的”，因此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也应与此相一致。阮元关于中西宇宙论表述的差异性的言论突出反映这一观念。前面提及的诸如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缺少几何观以及公理化传统都可以被认为是反具相主义的表现

结 语

古代独立出很高水平的知识体系，天文学、数学、医学及其他实用的成就直到现在还令我们惊叹。西方科学家在回顾中国古代科学时指出“1世纪至15世纪之间，中国没有经历‘黑暗时期’，一般来讲，比欧洲发展更先进……从中国和东亚传入的发现和发明深刻地了西方。” “许多世纪，欧洲受益于东方传来的技术。”从10到14世纪，中国就已接近发展出通过试验系统探究的的门槛，并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化加工。今天，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进行再认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会有助于推动我国从引进科技到科技创新的跨越式转变。人类表明，一个国家和科技的大发展往往伴随着一场深刻的和科学思维的变革，后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前者出现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陈亚兰.试论清前期封建社会需要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林文照.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自然辩证法通讯编：《科学传统与文化》.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戴念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三大原因.自然辩证法通讯编：《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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