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作者：潘美明
来源：《文学教育》2009年第11期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可说是一个诗、词、文、书、画皆独步天下的文化巨匠。但他的一生,却宦海沉浮,屡遭贬谪,忧患频仍,坎坷多舛。他的人生态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乌台诗案”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苏轼秉持的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态度。不过之后哪怕一再贬谪,他还是尊主泽民,忘躯为之。而横遭贬谪的苏轼,能在人生逆旅、仕宦险境中,做到任天而动、随缘自适、超然物外,又缘于他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汲取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苏轼复杂思想的构成因素,除了“儒家的底子”,还有“庄子的哲学,陶渊明的诗理,佛家的解脱”。[1]

        一.尊主泽民,忘躯为之。

        苏轼出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年少时即以东汉的“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为榜样激励自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仁宗嘉祐二年,二十岁的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双双高中进士。兄弟二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经历极大地激发了苏轼的功业理想,他觉得“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马上寄子由》),立志要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主动请求外任。在任职地方官期间,苏轼确实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政绩卓著。初任凤翔签判,他为舒民困,改革“衙前役”。任杭州通判,他访问民间疾苦,了解运河堵塞的情况。任密州太守,他率领民众,灭蝗减灾。任徐州太守,筑堤抗洪,“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宋史·苏轼列传》),最终取得抗洪的胜利。他还亲身视察监狱,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此时的苏东坡,正实现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宏愿。他的作品中也洋溢着对生命永恒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弘道济世的生命观,如“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谩去乡”(《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富贵一朝名不朽”(《石鼓》),“功名意不已”(《韩子华石淙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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