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国近代现史纲要的体会

近半个学期以来，我认真学习了《中国近代史纲》，现就学习的心得谈谈几点心得体会。

1、关于爱国

我认为，爱国就是忠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从学习中，我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在祖国遭到外族的压迫和侵略的时，爱国主义者总是能够从言论和行动上进行坚决的抵制，满腔热情地关心祖国的而所作出贡献的人。对于此，我深深地表示敬佩。如，坚决主张禁烟、抵抗英国侵略的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等人，就是几个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形象。

但是，近代中国与之前的的处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近代的入侵者与以往的入侵者大不相同，他们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落后的封建中国的侵略，是生产技术发达的国家对生产落后的国家的进攻，同他们的战争，不只是一次单一的军事战争，还有赖于经济战争，是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战争。为了战胜他们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向敌人学习的严峻任务，林则徐开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所以给世人以巨大的启迪，因为他们是时代跳的脉搏。

历史进步的脚步，告诉我们，在抵抗外国侵略的这一基本要求下，必须有了解世界学习的眼光和心思，，把外国的好东西作为改造中国的借鉴。我们试图回溯一些近百年的历史，历次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那一次不是爱国和革新相结合？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革新的口号和程度不一样，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却都和学习外国的有关，他的进程充分地表达了这样一个历史逻辑。洋务运动为了富国强兵，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戊戌变法为了救亡图存，是吸取西学以政变；辛亥革命为了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是要建立一个西方早已出现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五四运动，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呼吁科学与民主，进而以俄为师；“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这两句话充满了爱国激情的诗，不只是为了坚决抵抗英国的侵略，愤恨道光帝动摇妥协而发，也包含了怎么样正视新的情况来对待外国的侵略者的积极要求，他向外国的人调查情况，委托人翻译外文的报刊，编撰《四洲志》，都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林则徐是我所崇敬的爱国者。

2、关于孙中山和鲁迅

近代中国，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孙中山和鲁迅是两个最亮的巨星。孙中山出生在1886年11月卒于1925年3月，鲁迅生于1881年9月卒于1936年10月。孙中山大鲁迅15岁，鲁迅比孙中山晚死11年，两位蜇人并世生存了45年。这45年正当清朝晚年和民国初期，中国人民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掀起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一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一个是新民主义革命的发轫。孙中山和鲁迅是这两大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前者以孙中山为主帅，后者以鲁迅称擘。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生死搏斗中，时而是“乱云急雨，倒立江海”；时而是“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乎”！孙中山、鲁迅及其战友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哨，，不惑不惧，迎着风浪前进。

孙中山与鲁迅早年都是学医，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但是一个由行医而奔向革命，一个弃医而以文学为武器，同归于爱国与革命。他们奔走国内外，在各自奋斗的道路上，曾经几次生活一个地方，甚至在一个政府里办事，虽然彼此都没有留下睹面款谈的文字记录，但无疑是有过相聚一堂的机会的。

1897年8月至1903年9月，孙中山为策划革命，经常往来于日本和新加坡等地；鲁迅则为了寻求科学真知与1902年4月来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继而就学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5年7年孙中山游历欧美后重返东京，8月留日学生界为他举办了1300余人参加的的盛大欢迎会，他在会上演说《民主革命之重要》，接着是同盟会的成立，他已经很有声望了。鲁迅恰遇这时候由仙台到东京去度假，他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也可能没有参加留学界对孙中山的欢迎会，但对早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孙中山当然是耳熟的。不久，“我以我血见轩辕”的鲁迅，深感医治国民的精神比医治身体更重要，转而致力于文学事业，陆续发表《人之历史》、《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等文，汲取新学，针砭时弊，迈出了为中国创造精神文明的步伐，与孙中山开展的武装反清斗争在不同的战斗线上奔驰。

3、关于启蒙

中国的启蒙可以说是与他进入近代同步的，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把封闭的中国引向世界，把“师夷长技以制夷”首次列为课题，这对于摆脱根深蒂固的咦夏观念，走出传统的华夏文化圈，确立新的宇宙观和世界关，都起了积极作用。这些书在其初始可能并没有自觉的启蒙影响，但是它窥察鸿蒙，实际上已经具有近代启蒙的要求了。然而，’“启蒙”成为一场自觉的运动却是从戊戌开始。“戊戌”启蒙作为一个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开官智”、“开绅智”、“开民智”。所以要“开智”，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根深蒂固，是因为那是西方世界早已进入所谓的近代文化，东方世界则处于滞留于中古，那是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官”、“绅”、“民”具捆绑于旧风气之中而不能跳出旧风气之外。

开智与愚民是对立的，愚民是对君主专制政体的维护，开智则是专制政体的异军，是建立近代政治体制的先路。昭示专制体制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的实质是有助于开智的。严复从西方天赋的=人权学说出发，认为一定的政体需与一定的社会伦理，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相联系的。他把西方“天赋人权”译成古雅的中文，“民之自由，天之所界”认为西方的民主是“自由”的表现形式，“自由”才是最根本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对于我们这个封建历史漫长，缺乏民主传统，吃够专制苦头的国度来说，民主是迷人的具有极大魅力的字眼，，也是近百年来里追不舍的目标。以民权观念来启封建之蒙，以民主来否定专制，无疑是政治生活的重大而又尖锐的问题。

4、关于李鸿章

一提起李鸿章，更多的人会把他与“卖国贼”、“民族罪人”的字眼联系起来。然而，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对李鸿章有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李鸿章是影响近代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重要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决不能仅停留在主观印象上，而是要看其所做所为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作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环峙，国势危急的局面，在守旧大臣的刁难与围攻下，他清醒认识到“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兴办近代民用工业，创建近代海军，建立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人才。这其中包括1873年李鸿章开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就是它，在初办的三年多时间里，使外轮公司损失1300多万两白银，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因不堪赔累而被招商局归并。创办民用企业与洋人争利这难道也是“民族败类”所能为?从影响上看，李鸿章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起到了抵制作用。也许会有人说洋务运动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统治制度，只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维护封建统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李鸿章作为一名清廷重臣，能从封建统治阶级的位置上迈出社会变革的一步，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决策，是一次极大的进步。没有这样的一步，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将不会得到应有的发展，中国近代民用工业将难以起步，诸多国外新文化，新技术将无以探入国门，诸多才子志士将无机会留学海外，报效祖国。可见，李鸿章的努力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把“民族罪人”的字眼贯之于李鸿章的头上，是否合情合理，不言而喻。

其次，引起人们对李鸿章是非争议最多的就是近代史上几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不能否认，诸多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致使落后于其他国家。然而签约的始末，战争的胜负全不在李鸿章的“战！”或“不战！”的号令上，而在于当时落后的国情，衰败的国势。就拿 1884年中法战争来说，中国虽取得镇南关大捷，但从总的军事形势来看，中国仍处于劣势；法国茹费里内阁虽然倒台，但法国资产阶级对华战争政策并未改变；从当时国际形势来看，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的主要是俄国和日本。俄对新疆的侵略，日本向朝鲜的渗透，使清政府可能会面临更险恶，更难应付的局面。不难看出，李鸿章采取的“乘胜即收”方针是认识到了把亡国灭种作为以卵击石的代价之愚蠢后所做出的选择，而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们所说的“投降卖国”政策。

有的人习惯于把“卖国”二字加于李鸿章头上。要知道出卖国家的主权决不是儿戏。连国都能卖的人，自然谈不上爱国。然而李鸿章却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与保国护民的责任意识。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在清政府内部引起震动。李鸿章呈递《筹议海防折》，陈词恳切地提出了整顿海防，固我河山的见解。“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这等肺腑之言，正是出于李鸿章之内心。他决非厌战，而是渴望以最少的损失换来最大的收益。一味地死拼，有仗就打，拼上了整个国家，谁来收拾残局？

再说清政府与11国签定的《辛丑条约》。在签定条约之前，慈禧太后早已西逃，李鸿章却被诏来与列强签定条约。李完全是代人受过，签完《辛丑条约》后不久便在一片叫骂声中辞世了。只是简简单单的一笔，只是这支笔是握在他手里，他便又一次无情地被骂为卖国贼。他在弥留之际痛苦地呼喊道：“刚毅误国！”（刚毅，慈禧太后时期的协办大学士。）一个封建士大夫满腔的报国之志因时而误，叫他怎能不恨；毕生努力却换来“卖国”罪名，叫他怎能不怨！

总之，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决不能单纯地归于“卖国”，归于“罪人”。李鸿章为中国近代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在国难当头，列强争侵的时候，他尽了一片赤子爱国之心，做到了一名封建大臣所能做到的事情。他可以不是英雄，不是伟人，但决不是罪人。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