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恨歌和连昌宫词之差异性[资料]
发布时间:2018-07-22 20: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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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恨歌》与《连昌宫词》之差异性
鞠 磊
陕西电大汉中分校 08秋汉语言文学专业(秋)
[内容摘要] “元白”并称的两位大诗人——元稹、白居易,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分别创作出了《连昌宫词》和《长恨歌》两首著名诗篇。两首诗同为七言歌行体,但却存在着内容、风格等相左之处,即对李杨故事的态度不同,景物描写的作用不同,取舍史实的目的不同,虚构的内容不同,对李杨生活场景的描述方式不同,受众的接受程度不同。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之处使得两诗形成了不同的主题,以及不同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 《长恨歌》;《连昌宫词》;差异性
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在“御宇多年求不得”的情况下,最终遇到了“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贵妃杨玉环,进而上演了一幕“爱江山更爱美人”的爱情悲剧。从此这个悲剧故事就成了历代无数文人骚客笔下的创作题材。白居易于元和元年(806)创作的《长恨歌》以其独特的主题意蕴在浩如烟海的这类文学作品中独领风骚。与白居易同时代亦是其好友的诗人元稹也将目光投注在了李杨故事上,并于元和十二年(818)创作出了《连昌宫词》。两首诗的创作时间前后相距仅十余年,以“元白”并称,诗风相近、创作主张相似的两位大诗人针对同一题材各取所需创作出了体裁相同但风格迥异的两首诗——有“风情”的《长恨歌》和有“风骨”的《连昌宫词》。有“风情”是因为前者吟咏了李杨爱情,有“风骨”是因为后者通过李杨故事意欲实现劝谏的目的。不同的创作主旨导致了两首诗在诸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差异性。
一、对李杨故事的态度不同
两诗都以李杨故事为题材背景进行创作,但在两诗中两位诗人对李杨故事的态度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
《长恨歌》开篇写道:“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汉武帝上承“文景之治”,开疆拓土,扬威四海,使国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盛局面。“然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帝王并没有‘思倾国’的事实” 。[1](P9)他先有“金屋藏娇”的陈皇后,接着有“独不见霸天下”的卫子夫,然后有“倾城倾国”的李夫人,最后还出现了一位河间地方推荐的赵夫人。可见汉武帝身边并不乏倾国之色的陪伴,也就自然不会出现多年求不得的遗憾了。因此这句诗里的“汉皇”不是指汉武帝,而是另有所指。“汉时国势强盛,威震遐迩,所以外人多称中国为汉,久之,汉人也以此自称,唐开元之强盛,类于汉时,所以唐人也多以汉自称。”[1](P10) “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唐玄宗被人们尊称为“汉皇”、“武帝”等,是故这里的“汉皇”实指唐玄宗。汉武帝以“武功”留名后世,唐玄宗以“文治”开创盛世,诗人在这里用“汉皇”来称呼玄宗有几分对他的称赞之意。这样一个称谓也将玄宗英勇神武、聪明睿智的形象展现给了世人。“倾国”一词在这里代指美丽的女子。这一用法发源于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李延年在这支曲子中用倾城倾国来表现自己妹妹的容貌之美,正是因为“倾城倾国”这个词才吸引了汉武帝,李延年之妹才得以成为李夫人。纵观汉朝历史,李夫人根本没有作出任何足以让西汉王朝倾城倾国的事。所以“倾国”一词不含讽刺之意,它只是美丽女子的代名词。这里的“重色”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好色”,它有重视、看重之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是英武多情的盛唐天子李隆基。综合起来理解这句话,它并不存在借汉武帝、李夫人的故事来对李杨进行讽刺之意,反而有赞美、认同之感。
《连昌宫词》中,诗人写到“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栏杆立” [2](P786),这里是用“上皇”、“太真”来称呼唐玄宗与杨贵妃。众所周知,玄宗成为“上皇”皆因“安史之乱”,而“安史之乱”是玄宗后期怠政所致的恶果。这个称号对玄宗来说是失道的鉴证,也是一种耻辱。诗人在这里用“上皇”来称呼玄宗,其目的就是要揭唐玄宗的“伤疤”,告诫后来人。对于“太真”这一称呼,凡是了解李杨故事的人对它都不陌生。《新唐书·后妃传》云:“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廷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宜充宫掖,遂招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3](P2860)。《旧唐书·玄宗诸子》传曰:“寿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4](P2215) “透过两部史书的记载,我们得知,杨贵妃最初是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瑁的妃子,后唐明皇经不光彩的手段辗转收为自己的妃子。”[5](P43) “太真”这个称呼对杨贵妃来说就是变节不贞的证据,也是对唐玄宗夺儿妃为己妃的丑行的揭露。元稹从对李杨的称呼上就给他们的故事定了一个性——这是不伦之恋,是不值得肯定的,他所做的就是揭露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为达到讽刺目的而服务。通观全诗,这样的称呼出现了不止一次,足见诗人对二人之事的态度。《长恨歌》中也出现了“太真”这样的称呼,但这是在杨贵妃死后玄宗的“天子使”在蓬莱仙山找到的杨贵妃,此时的杨贵妃已位列仙班,是蓬莱仙山众多仙子中的一员,与彼时的杨贵妃是不同的。诗人在此前通过大量的描述已将读者带入了李杨凄美爱情故事的情节中,读者深深地被玄宗的深情、专一所打动,有谁还会计较杨贵妃现在叫什么,又有谁还会去深究他们的那段历史?人们所希企的是此时的“太真”就是彼时的杨贵妃。而元稹在开篇就突兀地将杨贵妃称为太真,难免生硬刺眼。他所讲述的事情是杨贵妃在世时的事,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从而加强对杨贵妃的批判、讽刺。
两诗中都提到了因杨贵妃一人“得道”,整个杨氏一门鸡犬升天的史实。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将其概括为“姊妹弟兄皆列土”,而《连昌宫词》则把他们得势的情况细化为一个情节——“杨氏诸姨车斗风”。《长恨歌》中将杨氏家族的人概括为“姊妹弟兄”,有脉脉温情在其间。况且杨贵妃的“姊妹弟兄”众多,不是个个都劣迹斑斑,这个词不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反感厌恶之情。而“杨氏诸姨车斗风”中的一个“斗”字,把她们嚣张跋扈之态展露无余。同时,诗人在这里把因杨贵妃而得势的杨家人的范围缩小到杨贵妃的三个姐姐——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身上。“这三夫人皆有才色唐玄宗竟呼之为‘姨’;她们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其中,尤以虢国夫人宠遇最深,权势最大,行贿请托,嬉戏无度。”[6](P354)诗人在诗中也反映了这一现象,即“虢国门前闹如市”。虢国夫人宠遇最深,但也最能仗势欺人。将两句话结合起来理解就成了对杨家人仗势欺人的揭露,虢国夫人成为杨氏一门的代言人,他的言行举止就代表了杨家一群人。而她之所以能如此嚣张完全是仗唐玄宗与杨贵妃之势,所以诗人在这里无形中就对李杨二人进行了指责。
两位诗人在诗中通过不同的称呼,表达了各自对李杨故事不同的态度。态度不同,创作倾向也就会有所不同。不同的创作倾向最终便形成不同的主题。
二、景物描写的作用不同
两诗都是讲述李杨故事的叙事诗,在叙事的过程中都穿插了大量的景物描写。虽然都是景物描写,但其在两诗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不同的。
《长恨歌》中的景物描写集中在“马嵬兵变”以后。杨贵妃的惨死给唐玄宗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往昔的欢乐不复存在,生命变得黯淡无光。“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黄埃漫天,不时吹来阵阵萧瑟的风,悲凉暗淡就如同唐玄宗此时的心情。本来就难行的蜀道由于痛失所爱而更加曲折,一步三回头,一步一挨。“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没有了杨贵妃,唐玄宗的生命就失去了光彩,连日月也暗淡无光。“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碧水青山本是美景,但杨贵妃的离去带走了唐玄宗的欢乐,水愈碧山愈青,唐玄宗的思念就愈深。深碧的江水,青峻的高山就如同唐玄宗潮湿的心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在蜀地的行宫中无意间看到空中的月亮,月缺总有圆时,但人却一去不复返,怎能叫人不伤心?由于思念,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听着窗外雨打铜铃的声音更令人肝肠寸断。“安史之乱”终于平定,局势一片大好,本应欢欣鼓舞,打马扬鞭才是,但却出现“到此踌躇不能去”的滞留与徘徊,因为这是杨贵妃赴死的刑场。伤心的往事涌上心头,“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终于回到长安,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物是人非,睹物思人,往事历历在目,可杨贵妃不在了,情何以堪,叫人怎能不伤心落泪?“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因为有杨贵妃,玄宗的生活充满欢声笑语,桃李花开,春光旖旎;随着她的逝去,一切皆空,唯有凄清悲凉的秋雨滴落在满地的黄叶上。“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一派无人洒扫、破败荒凉、乏人问津之景,衬托了玄宗孤寂落寞之情。“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因为思念杨贵妃而难以入眠,漫漫长夜,看着昏暗凄清的寝宫,何时才能天亮?诗人通过这些景物描写烘托了唐玄宗痛失所爱后悲痛哀伤的心情,以景衬情,感人至深,唐玄宗深情孤寂的形象跃然纸上。至情至性、用情专一的帝王形象就在这些景物描写中逐渐清晰明了,李杨的专一爱情也在这些描写中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