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资料

一、佛教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佛教是释迦牟尼创立的，以佛、法、僧三宝构成的，有信仰目标、信仰理论和信仰徒众及其实践等综合构成的宗教实体。“佛”，狭义指佛陀，广义指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法”，即佛法、佛教教义，如“缘起性空”、“四圣谛”（苦、集、灭、道）“五蕴（色、受、想、行、识）论”、“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法印”等，“僧”，指以修持戒（律）、（禅）定、（智）慧三学为目标的信仰徒众。

佛教是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之一。作为一种以信仰理论和修持实践方式为主要内涵的文化，佛教是随着人类交往的扩大逐步从其故乡向周边地区传播的。佛教诞生于古代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与印度毗邻处）。佛陀在世时，佛教主要在印度恒河中上游一带传播，佛陀圆寂后，他的弟子逐渐把佛教传到了东部的恒河下游、南部的高达维利河畔、西部的阿拉伯海岸、北部的泰义尸罗地区。印度佛教由南亚次大陆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大约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治时期开始的，在1——2世纪贵霜王朝时期，佛教进一步走向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宗教。

佛教传入中国有三条路线：第一线路是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从印度西北部，经中亚、西域，沿丝绸之路传入长安、洛阳等地，经长安、洛阳传遍黄河流域、大江南北，形成汉传佛教，公元7世纪后又传往朝鲜和日本等地。第二条线路是公园7世纪，从印度南部，斯里兰卡等地，经缅甸和泰国传入云南，形成南传佛教。第三条线路是公元7世纪到8世纪中叶，从印度北部传入青藏高原，与西藏当地的苯教融合，最后形成藏传佛教，后又传入蒙古高原地区。

二、佛教在中国的分支情况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因为佛教自身发展形态不同，传播时间不同，传播路线不同，与接受地区的文化融合状况不同，佛教在中国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传承：即汉传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南传佛教（巴利语系）。

在汉族地区，经过丝绸之路传入的佛教，与本土的道教和儒家思想冲突，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长达600余年的互动，在隋唐时期逐渐演化为天台宗（祖庭为浙江天台县的国清寺）、三论宗（祖庭为户县的草堂寺）、净土宗（祖庭为长安区的香积寺）、唯识宗（祖庭为大慈恩寺）、律宗（祖庭为长安区的净业寺）、密宗（祖庭为西安的大兴善寺）、华严宗（祖庭为长安区的华严寺）、禅宗（河南嵩山少林寺）和三阶教（祖庭为长安区的百塔寺）。

在西藏地区，佛教晚期阶段的密教与西藏本地苯教等文化的融合，最后形成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

三、佛教的中国化

所谓佛教的中国化是指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为适应中国文化生态，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不断调适改变自己，为中国人所理解接受，融入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开花结果的过程；也是中国人以自己的语言、文化心理、思想观念翻译、理解、阐释、改变佛教形态、丰富佛教内涵、发展佛教的过程；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冲突、融合，双向互动的过程。

外来的印度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有不少观念、如平等观念、孝敬父母、敬奉王权等方面和传统社会不适应，与本土的道教也存在着争夺信众和发展空间的问题。为了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佛教就主动进行自我调适，剔除和中国社会伦理和观念习俗不相融合的地方，同时，又把儒家、道教的思想内容注入佛教，与儒教、道教相互借鉴、相互适应。这一过程就是佛教中国化。净土宗、禅宗的创立和盛行，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三阶教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产物。

四、三阶教的基本状况、基本教义及其主要特征

三阶教，因其主张把全部佛教分为“三阶”而得名。又因主张普遍信奉一切佛法而又称“普法宗”。三阶教是隋唐时期流行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佛教宗派，由隋代的信行（公元540——594年）创立，以信行所著《三阶佛法》、《对根起行杂录》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为主要理论依据。

三阶教的“三阶”教法是根据佛教正法（佛灭后初五百年）、像法（第二个五百年）、末法（一千年以后）的说法，把全部佛教按“时”（时期）、“处”（所依世界）、“机”（人的根机）分为三阶：第一阶段是“正法时期”，“处”是佛国净土（净土莲花藏世界），只有佛菩萨存在，修持的是大乘一乘佛法。第二阶段是“像法时期”，“处”是三乘众生所依的世界，为“五浊诸恶世界”，人是凡圣混杂，根基不定，流行大小乘（三乘）佛法。第三阶是“末法时期”，“处”虽然与第二阶段相同，人却都是“邪解邪行”，“一切佛、一切经皆悉普不能得救”，这时应信奉“三阶教”，普信一切佛法，普归一切佛。

三阶教认为，佛法可分为“普法“和”“别法”两类。普法是不分大乘小乘和圣贤凡夫，普敬普信；别法则是分别大小和圣凡。在三阶之中，第一阶根机者唯学“一乘法”，第二阶根机者学“三乘法”，是皆为别法，又称“别真别正佛法”。第三阶根机者乃是“末法众生”，若偏学大乘或小乘，则非但学之无益，而且还会造成谤法之罪，故只能学普法。由于普法“不邪不伪，故名普真普正佛法。若就能学人说，无问正见邪见、大乘小乘，习学之者，普得真正，故名普真普正佛法”。

三阶教提出普法别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隋代“时”当“末法”，“处”为秽土，因此，众生要想解脱，就不能仅满足于念一佛，诵一经，学一法，而应该信奉三阶普法宗义。只有信奉“一切佛乘及三乘法”，普归一切佛、一切法、一切僧，“正学一切普真普正佛法”，才能“真善成就”，获得解脱。普法是三阶教的核心思想和基本主张。

三阶教在行持方面以苦行忍辱为宗旨，每天仅乞食一餐，以吃寺院的饭为不合法。它反对偶像崇拜，认为一切佛像都是泥龛，故无须礼敬，且反对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它提倡“普敬”，认为一切众生都是真佛，故路见男女，一概礼拜。三阶教还大力提倡普施，甚至死后还试行一种林葬法，即置尸于森林供鸟兽食用，称之为以身布施。三阶教还经营“无尽藏”，以作为实行普施的中心，它强调个人的一善一行必须融化与“无尽藏行”才能获得更大的福德，因而劝信徒施舍钱财由寺院库藏，然后布施或借贷给贫苦信徒，也供斋僧或修缮寺塔之用。经营“无尽藏”，既大大扩大了三阶教的影响，也为三阶教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五、“三阶教”在佛教中国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三阶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隋唐时期重要的佛教宗派。“三阶教”对佛教理论和修持实践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佛教的中国化做出过重要贡献。它主张的反对偶像崇拜，有助于改变偶像对人的压迫，提高了人的主体地位。三阶教作为日常礼佛忏悔的一些列宗教仪式（“七阶礼忏”），则为后世中国僧侣晚课及“打普佛”等的母本。

三阶教一度盛行，信行德弟子众多，在隋唐时影响很大，并传播到日本、高丽，信行因病去世后，“道俗号泣，声动京邑”。由于三阶教所提倡的理论和修持方式与当时佛教界的理论和行持不协调，其关于“末法”的思想与封建王朝的需要也不尽一致。因此，三阶教创立以后屡屡遭到朝廷的禁制和佛教其他宗派特别是净土宗的攻击。早在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朝廷就命令禁止，但未能禁绝，到唐代时三阶教仍广为流传。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又明令判其为异端。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更下令严格禁止三阶教流行。但三阶教在民间仍有所活动，唐德宗时还曾有复兴的迹象，进入宋代，才完全湮没无问。

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利用敦煌遗书中幸存的三阶教典籍以及日本寺院所存同类古本，对尘封已久的三阶教进行了探考，使其扑朔迷离的状貌得以重见天日。随后日本、韩国和欧美的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对其加以研究，并充分肯定了三阶教的历史文化价值。

六、禅宗六祖慧能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

慧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禅宗的创派祖师，是佛教中土化横空出世的巨擘。他最伟大的创见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使佛性向传统文化的人性回归，奠定了人人皆可成佛的理论基石，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

慧能所创建的禅宗使得整个东方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使得诗风嬗变，画意超然文人骚客纷纷归敬，士大夫阶层意谈禅为荣…有人说，没有禅宗，就没有宋明时期的新儒家学说。禅文化对中国哲学、政治、生活、思维方式等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力。

慧能将达摩撒下的禅的种子培育成了参天大树，并使之蔚然成林；他实现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玄学佛教生活化，贵族佛教平民化（都市佛教山林化），义理佛教实用化；他对传统佛教进行了重大改革，高扬“顿悟成佛的大旗，恰似风行草偃，不但使得禅宗其他流派尽归其宗，而且，他所创立的禅法，几乎成了汉传佛教的代名词。所谓中国佛教，其特质在禅。其后，禅宗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大师百出，五家七宗相继建立，开创了光耀千秋的辉煌局面。

慧能开创的禅宗（南宗），在盛唐时期异军突起，使得整个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各个层面、各个领域无不受其影响，受其渗透。画蕴禅意品自高，禅是诗家切玉刀。中国传统文化从诗歌到绘画，从音乐到雕塑，正是因为禅的介入，引发艺术领域火山爆发、高原崛起式的突变，从而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千百年来，慧能的思想智慧不仅影响着中国社会，还传播到世界很多国家。日本把禅宗作为其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禅的精髓，渗透到了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通过日本学者的努力传播欧美，成为影响欧美人生活的一帖清凉剂。慧能对佛教中国化化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完成了禅宗的创立。他使高深的佛教简易化，外来的佛教中国化，创建了平民化的佛教禅宗，用一千多年前的禅心影响、观照着后世的人们。

第二、简便改革了修行方法。在六祖之前，通常人们修道，都要到寺庙出家苦心修行，但慧能却不主张这样的方式。他宣扬佛在我心，净心自悟，见性成佛，强调人本而不是佛本。他主张现世的解脱与超脱，反对追求所谓的西方净土。他提倡顿悟，主张简易修行。在慧能看来，人类要打破自我封闭，超越对立的思维方式，只有顿悟才是最佳的捷径。

慧能改革佛法修行方法，提出了化繁为简的顿悟法门，不假外求的明心见性。除了这些思想上的革命，慧能大师还在修行方法上进行了改革。他反对繁琐的宗教仪轨，反对教条式的打坐念经。在修行方式上，强调顿悟顿修用智慧来达到禅定。传统佛教讲“三学”——即戒、定、慧，由戒生定，由定发慧，通过修戒律，减少欲望，让心灵平静，达到涅槃境界。慧能认为，慧——定——戒倒过来也能成立。如果人有智慧，觉悟了就可看破放下，就能不受外物的影响。不受外物的影响，人的心灵就平静了。这就是由慧入定，由定到戒。一个心灵平静的人，一个不起杂念的人，就不会产生欲望，没有欲望，自然而然地守戒律。这就是慧能的创造性。

第三、让高深的佛教走进平民阶层。修行不一定要到寺庙中去，也不一定要旷日持久地盘坐修炼，这就是六祖惠能所倡导的生活禅，在生活中修禅，在修禅中生活。这套理论，让高深的佛教走进平民阶层，它不仅影响了后世禅宗也深深地影响了如今的人们。现代人讲究的生活禅意便得道于此。

第四、改革了通过袈裟衣钵传承的制度。这体现了慧能的智慧，也是禅宗传法制度的改革，慧能以前是单传，单传的好处，是保证血统的纯正性，保证主干非常清楚。他改革的依据是达摩祖师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六祖为了避免悲剧重演，也为了让佛法不分门第，大片开花结果，所以做了这一重大决定。

第五、提高了人的主体地位。慧能对佛教的重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一个理论：“明心见性”，认为人人都可以在生活中修禅成佛。这一理论实际上推翻了佛祖的权威，打破外在偶像崇拜，从而把人抬高到佛一样的地位。六祖慧能的出现，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性本善”的观念和“人皆可以成尧舜”这样一种信心和大乘佛教的“人人皆有佛性、众生平等”，进行了很好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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