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的探索成果

关键词:共产党八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性”精神 

　　论文摘要:重新审视和解读“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探索成果，其内容包括:主体性意识的激活与觉醒、发展的理性化建构、民主的制度化追求、文化氛围宽容化的回归、积极而理智的全球性视野五个层次。深入考察之，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和新的层次检视195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运作的实际图景与发展趋势。 

　　一、主体性意识的激活与觉醒 

   “八大”前后以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为标志，标示出中国社会主体性意识的觉醒。 

    尺度之一、“以苏为鉴”和“走自己的路”。苏联模式对我国实施赶超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固有的内在局限性及负面影响开始暴露。早在1955年底，毛泽东就提出要“以苏为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指出:苏共二十大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伟大任务。这就否弃了苏联模式的单一性，表现出党在对建设之路的艰苦探求中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其本质是对民族国家独立化理想的执着追求，是对唯苏联和苏联模式马首是瞻现状的反动与抵制。 

    尺度之二、理性的反个人崇拜精神。个人崇拜是唯心史观的一种表现。个人崇拜就是以极端的个性张扬遮蔽理性的自我认知。中国共产党对集体领导的不断强调显现出对个人崇拜的冷静认识。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表达了党中央反对个人崇拜的主观愿望，而建国前七年繁杂的社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个人崇拜的滋生。苏共二十大再次激活了党对于个人崇拜的深切关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比较集中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文章指出，“当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苏联的情况表明，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要坚决反对突出个人，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新党章还增加了“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之条款，旨在酝酿废除实际存在着的领导职务终身制。 

    尺度之三、对地方自主性意识的关切。八“八大”指出，要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和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行政体制，重新划分和事业、计划与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地方权限。 

    二、经济发展的理性化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受到以全球性意识形态斗争为核心要素的国际环境的制约，再由于中国共产党缺乏经验以及苏联取得巨大成就的激励。照搬苏联模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问题，促使经济建设的理性化走向。 

    明晰的现代化目标—“八大”前后，党适时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性的发展矛盾而不再是政治性的阶级斗争。在此基础上，八大确定中国经济建设要分两步走。八大新党章指出，党的任务就是“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此外，党还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把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标志。 



    均衡发展的经济与利益格局—中国工业化道路与中国经济格局的核心是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重心偏向问题。针对苏联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情况，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此外，毛泽东还指出要积极发展沿海工业，降低国防费用比例。在经济利益格局的设计上，毛泽东提出分配制度改革的思想，主张全面兼顾国家、工厂和合作社、生产者的利益。 

    稳健理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是一项“更加巨大和更加困难的工程”，任何急躁冒进的经济战略都是非理性的。这实际上涉及到经济建设的速度、规模和各产业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八大”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强调要把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要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等。这些精辟的反映出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正确认识。 

    注重多样性的经济形态—三大改造后的中国经济形态，一度呈现高度单一化态势。“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积极探索多样性经济形态的发展方向，经济民主的气息重新回归。早在1956年初，陈云就提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后，应允许部分个体或家庭经营的小铺子、手工业者和小摊贩保留单独经营、自负盈亏，而他在“八大”大会发言中就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还提出了“三主体、三补充”思想。1956年末，毛泽东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对此问题都有论述。 

    三、政治民主的制度化追求 

    政治民主始终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民主高度重视。铸塑多党合作的民主格局—“八大”前后，中共中央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明确提出应与各民主党派建立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毛泽东提出“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再次强调，我们要坚持“长期共存，民主监督”，继续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邓小平也指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让民主党派在国家各方面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民主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 

    “扩大民主”的制度性维护—这不仅表现在党的领导人注重厘清专政与民主的关系，认识到扩大民主“更带有本质的意义”，而且对于政治民主需要制度性的维护有了深刻体察。毛泽东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就“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刘少奇在“八大”上指出，要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 

    合法性使用暴力的法制化建设—民主制度的实现与维持，既需要政府与民众通过思想觉悟的提高来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民主原则，同时也必须用强制性手段反对破坏和侵害民主权利的行为，将民主制度法制化或化。这与现代国家应当合法性使用暴力的内在要求不期而合。 　　四、文化氛围宽容化的回归 

    建国后，以对《武训传》的思想批判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起点，社会文化氛围的紧张情势一直未获缓解。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即将全面展开，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力量和资源的动员，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开始“解冻”，再次回归到比较实际与理性的轨道上来。 

    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的重大调整—知识分子问题是党必须直面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其根本关节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定。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两个重要在充分肯定建国后知识分子政治立场转变与进步的基础上，对其阶级属性做出了新判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极大地增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感，显著地改善了其边缘化境遇。 

    彰显文化理性的“双百方针”—如果说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新判定侧重于对知识分子地位和身份的认同，那么“双百方针”则为知识分子一展用武之地提供了开放而宽松的民主氛围。“双百方针”是“八大”前后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在个体意义上的投射，富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宽容精神。 

    对苏联文化体制的深度批判—八大前后，党全方位地批判和反思苏联模式，但只有对苏联文化体制的批判深人到思想和理论层面。毛泽东指出，苏联文化专制主义的理论根源在于片面强调斗争性而忽视统一性。 

    两类矛盾学说的创立—针对斯大林和苏联学界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偏颇，毛泽东从对立统一是普遍存在于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中的宇宙的根本规律的高度，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新学说，明确提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用民主的方法、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和自我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五、积极而理智的全球性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全球意识形态的两极对峙和冷战格局的掣肘，党选择了“向苏联学习”。但苏联模式固有的意识形态划线倾向及其严重的对外封闭性特质妨碍了党客观理性地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建国初期所确定的同资本主义国家“有生意就得做”的对外战略并没有如期实现。这使得建国前七年的建设大局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绝缘于世界性的化潮流。 

    朝鲜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周边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同，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就给195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创造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党有条件重新认识国际大势。苏共二十大后，党对苏联模式和西方发达国家做出新的检视与考量，“新源泉不但包括共产党的南斯拉夫，而且也包括西方、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党提出对外发展经济和开放搞活的思想，主张积极地向外国学习，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和一切优秀成果。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周恩来在也指出，我国在长时期内还需要苏联和各民主国家的援助，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 

    综上所述，“八大”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在整个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这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文化擅变与社会变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面对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化转型所历经的心路历程的重要表征。

试论“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的探索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