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交所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声讨社会分配的不均。”2011年9月17日，美国民众发起了“占领华尔街”和平示威活动，活动持续几个月，蔓延美国各地甚至欧洲一些国家。参加示威的克拉克说，他拿到了三个硕士学位，但三年没找到好工作。他说，人们都以为只要受过教育、勤奋努力，就会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实现“美国梦”。可如今，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砸了我们的饭碗。

从2007年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美国金融业的同时，也严重冲击了欧美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健康运行。在用了近两年时间采取一系列应对方案和改革措施后，人们本已开始期待西方经济终于可以走出危机阴影，重新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但严峻的现实很快使世人的希望破灭。

2011年以来，欧债危机持续蔓延深化，美国债务违约风险导致其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欧美经济再次深度受挫并一蹶不振，并由此引发多国社会剧烈动荡，从雅典的街头抗议示威，到伦敦大规模骚乱，再到“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国家从经济到社会似乎都出了大问题。但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应该如何从更大的时代背景去理解西方经济和社会困境的深层动因？欧美之困对中国有哪些启示？

一、困境：“债务危机”上演连续剧

“债务危机是我从来没经历过的痛苦。我是律师但几乎没有客户，加税很厉害，收入大减，我们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先保证女儿教育支出，其他都压缩了。”走进萨拉佛拉库女士的家，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家具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摆设。这是一个殷实的希腊家庭，但女主人心情并不愉快。自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之后，谁也没想到，欧洲主权债务问题会上演连续剧，并且愈演愈烈，引发系列政治动荡和社会风波，成为2011年的国际热点。

2011年6月，希腊债务总额高达2550亿欧元，占GDP的比重两年内升至200%，主权违约风险激增，国家陷入信用危机之中。欧盟在欧元建立之初就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提出了加入欧元区的标准：各国公共债务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预算赤字不得超过3%等，但目前大部分国家都突破了这一红线。截至2010年底，法国国债规模高达1.59万亿欧元，占GDP的比重高达81.7%；截至2011年8月，西班牙负债6800亿欧元，占GDP比重为64%，虽低于欧元区债务国83%的平均债务水平，但其失业率成为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国家；意大利负债1.13万亿欧元，占GDP120%。欧债危机不断发展深化，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塞浦路斯等陷入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主权评级均被下调，欧洲大部分商业银行受债务问题严重拖累而陷入困局。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欧洲当头一棒，经济总体下滑。2009年欧盟27个成员国除波兰外都是负增长，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负债率和政府财政赤字都超过欧盟规定的60%和3%，就是说所有国家都欠债，只是多少而已；政府都是寅吃卯粮，债务问题增大时，一旦周济不开，就会发生违约，甚至国家都会破产。

在长期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解决高额债务危机的出路是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这就导致了一些国家执政党和反对党在是否接受欧盟救援和如何实行财政紧缩政策的问题上产生分歧，造成了政治动荡，所谓“欧猪5国”政府纷纷倒台。2011年2月，上任仅两年的爱尔兰总理赖恩·考恩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总理任期；3月份，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因议会拒绝批准其财政紧缩计划而宣布辞职；11月9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辞职，随后成立了联合政府；三天之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则在强烈政治压力下于11月12日宣布辞职，结束了他长达17年的总理任职；11月20日，西班牙提前举行大选，反对党人民党获胜，时任总理萨帕特罗辞职。

欧洲各国频频发生政治动荡的同时，社会风潮不断加剧。长期形成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紧缩财政造成的威胁，使得广大“愤怒者”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社会不公。西班牙2009年“5·15”示威游行打出反对现行体制的口号。当年“五一”前后，欧洲多个国家爆发游行示威活动，和警察发生冲突。参加者对时下严重经济困境表达不满，提出保障就业、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等诉求。部分地区的游行活动演变成骚乱。希腊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有关国家民粹主义和极端势力有所抬头，挪威出现暴力极端事件，英国多个城市爆发骚乱。

美国债务问题同样十分严重，近两年，美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财政赤字攀上历史高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数据，美国联邦公债占GDP的比例2011年达到99%，2012年预计会进一步升至103%。2011年5月16日，美财政部称美国债总额达到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为不使美国债务违约，奥巴马政府同国会密集协商，美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提高国债上限、减少财政赤字等问题激烈争斗，几乎在最后时刻达成妥协，通过提高国债上限和削减政府开支的暂时框架协议。

8月6日，标准普尔公司迫于维护自身信誉和市场压力，宣布将美国长期主权债务评级由AAA下调至AA+，评级前景展望为“负面”，这是美历史上首次丧失AAA主权信用评级。受此影响，全球股市一度受到重挫。此后美国两党在债务问题上的纷争并未结束。11月21日，美国会削减赤字特别委员会领导人宣布，两党代表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就削减赤字问题达成协议，表明暂时框架协议第二阶段进程以失败告终。11月28日，惠誉公司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为“负面”。美债务问题面临新的危机并可能长期化。

导致美国债务问题的因素十分复杂，其中有两点比较关键：一是美经济内生动力不足。2011年四个季度，美国经济分别增长0.4%、1.3%、2.5%和2.8%，低于去年第四季度3.1%的水平。第四季度的增长速度是全年最好的，也是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快的。2011全年美国经济的增速为1.7%，2010年的增速为3%。美国政府表示，公司扩充库存以及消费者支出增加促进了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消费者支出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占70%。不过在消费者增加开支的同时，他们的储蓄率在下降。

一些分析人士说，美国经济在2011年底出现了相对积极的结果，但是，这种增长可能会在2012年头几个月出现放缓。企业在扩充库存后可能会减少支出。与此同时，美国还面临欧洲整体经济停滞的局面，这可能会限制美国对欧洲这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美国中央银行，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12年2月预计，美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在2.2 %到2.7%之间，略低于央行两个月前的预测。

尽管在复苏当中，但2011年经济增长大大低于预期。2011年9月，美国非农业部门失业率为9.1%，为连续三个月高位。从第四季度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消费和政府开支已相当强劲，但2.8%的经济增速最多能够不使失业率恶化，但要大幅增加就业，增长力度显然不够。当前美经济正处于“支柱产业断档期”，金融、房地产等传统行业遭受重创，奥巴马力推的新能源、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尚未成熟，美经济复苏缺乏新增长点和强劲支撑。加之美失业率高企，导致个人消费不振，有效内需严重不足。美联邦债务持续增长，制约美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也严重影响经济复苏步伐。

二是市场对美政府能力出现质疑。美共和、民主两党将提高债务上限和减赤问题高度政治化，在导致美债务长期增长的医保、社保等福利支出削减问题上争执不休。美债务规模未来10年预计增加6至8万亿美元，这一前景引发投资者普遍担忧。美政府决策能力和美政治体系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正在受到削弱。

二、根源：西方发展模式与社会制度积弊深重

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在一次讲话中说，欧洲正处在“二战以来异常艰难、或许是最艰难的时期”，因为这场危机“是几十年的错误积累而成，我们的前面是一条漫长和崎岖的路”。在东德长大的默克尔，经历过二战后国家和首都被瓜分、精神和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的年代，现在对欧洲作出这样评论，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前欧美债务危机的深化蔓延实际上标志着国际金融危机进入一个新阶段。债务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各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导致债务规模急剧膨胀。深层次原因则是冷战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金融资本扩张，导致其整体经济结构失衡，政治、经济和社会多种矛盾并发所致。西方经济社会面临的严峻形势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所带来的冲击也已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范畴，成为关乎西方经济社会制度和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重大问题。

1．此次危机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在矛盾的反映。愈演愈烈的西方债务危机预示着当前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和发展模式面临的巨大困境。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逐渐从物质产品生产时代进入到新的阶段，资本运动的主体不断从物质产品生产转移到金融资本虚拟产品的生产，逐利成性的国际垄断资本竭力在全球推行经济金融扩张。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心和产业资本不断外移，导致本国经济“空心化”，金融业“虚拟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转变使其在大肆攫取资本利润的同时，严重透支自身发展的动力与潜力，埋下危机与衰退的祸根。虚拟资本过度发展还逐渐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被虚拟化资本运作掩盖的实体经济问题一旦暴露，反过来又剧烈冲击资本市场。当前西方债务危机实质就是其资本市场出了严重问题。无论金融危机还是债务问题，都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金融资本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2．此次危机是美国金融霸权产生的恶果。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力推动发展金融资本主义，许多国家逐步简化对金融业的限制，欧美经济越来越依赖金融业的支撑，金融对生产领域的扩张、渗透和控制，是促成大规模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金融货币霸权是美国保持世界“一超”地位的核心支柱。美国为维护全球金融霸权，控制世界经济命脉，大力发展虚拟资本运行模式。尽管当前欧洲重债国自身的金融虚拟化程度相对不高，但其深受美国金融虚拟经济的裹挟，其金融体系已深度融入全球虚拟资本体系。当自身经济基本面状况不佳和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时，这些国家就极易受到国际虚拟资本活动的冲击，成为虚拟资本运行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

3．此次危机从深层次上折射出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与社会制度的困境。西方债务危机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首先，传统的西方发展模式积弊深重。美国债务问题暴露出其经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直是寅吃卯粮，长期依赖“以债养债”、“借贷消费”，透支自己的未来，这种“借贷经济”的过度发展使投资、创新和就业严重缺乏活力，在一定时候导致庞大累积债务的资金链条断裂、严重破坏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欧洲大部分国家发展更是陷入“高消费、高债务、高失业、低增长”的怪圈，一方面家庭靠举债消费，政府靠举债度日，另一方面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一旦国家无法背负高筑的债台，高福利制度立即难以为继，危机波及的社会面迅速扩大，最终酿成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链接1：

2009年10月，希腊新任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其前任隐瞒了大量的财政赤字，随即引发市场恐慌。截至同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了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投资者在抛售希腊国债的同时，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主权债券收益率也大幅上升，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在欧元区17国中，以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与西班牙等五个国家(PIIGS五国”)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

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除西班牙与葡萄牙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净储蓄盈余外，该五国在1980～2009年间均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危机形成与爆发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数额急剧增加。以希腊为例，从2001年加入欧元区到2008年危机爆发前夕，希腊年平均债务赤字达到了5%，而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2%；希腊的经常项目赤字年均为9%，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1%。2009年，希腊外债占GDP比例已高达115%，这个习惯于透支未来的国家已经逐渐失去了继续借贷的资本。这些问题在PIIGS五国中普遍存在。

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日渐深入，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水平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由于工资及各种社会福利在上涨之后难以向下调整，即存在所谓的“粘性”，导致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负债比率节节攀升。

西班牙和爱尔兰债务问题的成因与希腊略有不同。这两个国家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房地产市场迅速萧条，国内银行体系出现大量坏账，最终形成银行业危机。而政府在救助银行业的过程中，举债与偿债的能力均出现了问题。

此时，已经背负巨额债务的五国政府，其进一步借贷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政府信用已经不能令投资者安心充当债权人的角色。投资者一般将6%作为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警戒值，一旦超过这一水平，该国将面临主权债务危机。意大利的债务问题在PIIGS五国中前景相对乐观，但目前其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水平已接近6%。除意大利之外，PIIGS五国2009年的政府赤字均已经数倍于3%的警戒值，如表2所示。当巨额的政府预算赤字不能用新发债务的方式进行弥补时，债务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其次，僵化的政治制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有效经济决策。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导致其政客将获得选举胜利看得比国家战略利益更为重要。一些政府处理危机时考虑的往往是选举因素而非经济客观规律和长远发展需要。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严重的债务危机面前，不顾国家利益和危及全球稳定，继续进行政治恶斗，充分暴露出美国的两党政治危机，就连美总统奥巴马也怒斥之为“将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党派边缘政策”，国际舆论更是抨击美国进行“不负责任的政治游戏”。欧洲的政治制度也出了同样的问题。危机前，欧洲政治家为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债务；危机后又受各国内部政治矛盾牵制，在欧洲一体化建设等宏观战略问题上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在制定应对危机举措上优柔寡断、久拖不决，以致危机的漩涡越卷越大。总体上看，在当今国际战略格局深刻变动，全球化发展进一步深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政治制度的不适应感不断显现，保守思潮泛滥，社会问题丛生，导致西方各国在应对危机时未能展示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链接2：

PIIGS五国经历如此严重的危机，动作迟缓、不作为或乱开“药方”的五国政府难辞其咎。虽然五国政府在危机前与危机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但其失职行为是危机的重要助推因素。

首先，为了追逐短期利益，在大选与民意调查中取悦民众，政府采用“愚民政策”，采取了“饮鸩止渴”的行为。例如，希腊政府在2009年之前隐瞒了大量的财政亏空。

其次，一些政府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逃避欧盟委员会与欧洲央行的监管处罚。德国、法国等经济发展“龙头”曾是这方面的负面典型，而其他国家也随之纷纷效仿。

再次，以爱尔兰、西班牙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政府放任国内经济泡沫膨胀，一旦泡沫破灭，又动用大量的纳税人财富去救助虚拟经济，导致经济结构人为扭曲。

最后，政府首脑过于畏首畏尾，不敢采取果断措施将危机扼杀于“萌芽状态”。例如，意大利政府在2009年赤字达到5.3%时没有采取果断行动，而是一味拖延，导致了目前危机升级的局面。

欧元区的制度缺陷在本次危机中也有所显现。首先，根据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各成员国没有货币发行权，也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负责整个区域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政策实施。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统一的货币使区域内的国家享受到了很多好处，在经济景气阶段，这种安排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贸易发展，降低了宏观交易成本。然而，在风暴来临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因地制宜地执行货币政策，进而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这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冰岛总统近日指出，冰岛之所以能够从破产的深渊中快速反弹，就是因为政府和央行能够以自己的货币贬值，来推动本国产品出口，这是任何欧元区国家无法享受的“政策福利”。而英国政府也多次重申不会加入欧元区。

链接3：希腊债务危机进程

2009年12月8日 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为负面。

2009年12月15日 希腊发售20亿欧元国债。

2009年12月16日 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调为“BBB＋”。

2009年12月22日 穆迪09年12月22日宣布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负面。

2010年4月23日 希腊正式向欧盟与IMF申请援助。

2010年5月3日 德内阁批224亿欧元援希计划。

2010年5月10日 欧盟批准7500亿欧元希腊援助计划，IMF可能提供2500亿欧元资金救助希腊。

2010年6月14日 穆迪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下调4级沦为垃圾级。

2010年9月7日 欧元区财长批准为希腊提供第二笔贷款，总额65亿欧元。

2011年1月14日 惠誉下调希腊主权信贷评级由BBB-级下调至BB+级，评级展望为负面。

2011年3月7日 穆迪3月7日将希腊国债评级从“Ba1”下调至“B1”，评级前景为负面。

2011年3月29日 标普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BB+”下调至“BB-”。

2011年6月29日 希腊议会通过了为期5年的财政紧缩方案，这为欧元区出台新一轮救助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1年7月4日 标普将希腊长期评级从“B”下调至“CCC”，指出以新债换旧债计划或令希腊处于选择性违约境地。

2011年7月21日 欧元区通过紧急峰会再向希腊提供1090亿欧元贷款的第二次援助。贷款到期时间从7年半延长到15年至30年；利率从4.5%降低至3.5%。银行等私营机构同意在2014年前经由回购希腊债券等方式出资大约500亿欧元援助希腊。

2011年7月27日 标普下调希腊评级至“CC”，展望为负面。标普认为欧盟的希腊债务重组计划是“廉价交换”，看似希腊债务交换和展期选项“对投资者不利”，希腊债务重组相当于“选择性违约”。

2011年9月20日 标普将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下调至“A”，评级前景为“负面”。

4．此次危机也是美欧围绕国际金融和货币主导权激烈较量的后果。欧元诞生以来，美一直担心欧元体系将逐步挑战美元在全球的绝对优势地位，对欧元长期保持警觉。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欧在金融和货币领域的矛盾进一步升温。欧洲试图积极推动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建设、重塑国际货币格局，削弱美金融霸权。2009年底，欧洲债券市场规模首次超过美国，显示出欧洲融资能力的提升。美则通过各种方式暗中打压欧元。2009年11月，美几大评级机构频频下调欧洲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扰乱欧盟求助计划，加重了欧债危机。美还公开“唱衰”欧元。美财长盖特纳警告称欧元区面临“灾难性风险”，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预言欧元区“面临崩溃危险”。美欧战略利益存在分岐，美寻求保持“一超独霸”地位，而欧洲始终未放弃通过一体化成为独立一极的雄心。双方利益分岐在金融领域的较量中充分暴露出来。

链接4：撕掉三大评级机构的政治面具

摘要：评级机构的职能原本是帮助发现风险，指示投资方向。但是，多年来世人见到的是，三大机构非但不能及时有效发现风险，还屡屡制造或加剧危机。一言定生死，一语乱城邦。国际金融因此动荡不宁，世界经济因此乌烟瘴气。

新一年开始不到两个月，标普、惠誉和穆迪三大评级机构对欧洲多国评级都进行了调降。显然，在欧元区摆脱债务危机的路上，评级机构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绊脚石。

　评级机构的职能原本是帮助发现风险，指示投资方向。但是，多年来世人见到的是，三大机构非但不能及时有效发现风险，还屡屡制造或加剧危机。一言定生死，一语乱城邦。国际金融因此动荡不宁，世界经济因此乌烟瘴气。问题是，三大机构一错再错，却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丝毫的歉疚与反省。反而变本加厉，把错误坚持到底，把私利彰显到底，把疯狂进行到底。

　三大评级机构猖狂，实乃有恃无恐，关键是得到了华尔街、华盛顿——当今最有力量的政府与市场的鼎力支撑。三大评级机构早就抛弃它们所标榜的“科学、公正、客观”的神话，成了华尔街投机抢劫、谋取商业利益的面具，成了华盛顿维护美国经济强权、获取政治利益的工具，成了美国内政治博弈与集团斗争的道具。

　评级机构其实只是华尔街以投机为核心的金融利益集团一分子，例如最大评级机构穆迪的主要股东同时又是大客户，就有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花旗、高盛等。高盛协助原希腊政府在加入欧元区时掺杂使假，其信息可以提供给评级机构，然后选择适当时机，做空希腊债券，做空欧元。最后由评级机构一声大喊 “暴风雨就要来啦”！希腊便应声倒地，欧债危机便由此爆发。华尔街的巨额利润多半都是通过投机而来，评级机构只是华尔街投机抢劫的一种面具。

　标普去年竟然吃了熊心，吞了豹胆，降低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世界哗然，美国震惊。在野的共和党借机向民主党发难，指责奥巴马团队执政无能，治理无方，丢掉维持94年的AAA评级。共和党显然在为标普撑腰。个中原委也很简单，共和党与华尔街的同盟早就是公开秘密，在美国政治日趋僵化、极化的情势下，利用华尔街来否定、敲打民主党非常合乎逻辑。如此，评级机构也悄然成为美国内政党政治博弈与集团利益斗争的道具。

　实际上，标普拿掉美国AAA评级，只是对事实的一种确认，因为市场早就不再把美国国债视为零风险。但是，美国失去AAA评级，至少意味着，世界尤其是经济大国，不再会有AAA。道理简单，就是要在世界可投资的证券资产的一筐烂苹果中，确保美元资产保持最不烂的色泽，如此无可替代，依旧是世界投资者的必然选择。美元以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利用国际主导地位，无限印刷、发行美元，然后利用“美联储—华尔街—各国央行”这一系统发动美元国际环流，将急剧贬值的美元输送给世界，给美国带回世界优质的商品与服务，实现对世界的寄生。评级机构就是美元国际环流这一系统装置的一类重要工具。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出现三轮暴跌行情，都是以欧元贬值为拐点实现反弹。而欧元贬值发生在欧债危机出现与恶化之时，这个时点正是评级机构所创造的。很显然，评级机构成了美国经济强权的工具。

　对于评级机构的面具、道具、工具的本质及其危害，国际社会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正不断采取措施进行防范；欧盟也使出各种招式进行反击；中国也积极扶植民族评级企业，试图掌控评级主导权与金融话语权。

欧债危机的发生，还有以下根本原因：

第一，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不能统一，协调成本过高。根据有效市场分配原则，货币政策服务于外部目标，主要维持低通胀，保持对内币值稳定，财政政策服务于内部目标，主要着力于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从而实现内外均衡。欧元区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区域货币合作最成功的案例，然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欧元区长期被隐藏的问题凸现出来。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平衡各成员国的利益，导致利率政策调整总是比其他国家慢半拍，调整也不够到位，在统一的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滞后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为了尽早走出危机，只能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许多欧元区成员国违反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上限60%的标准，但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措施，由此形成了负向激励机制，加强了成员国的预算赤字冲动，道德风险不断加剧。

第二，欧盟各国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各国不同的公司税税率导致资本的流入，从而造成经济的泡沫化。最初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以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为前提，并以要素的自由流动来代替汇率的浮动。欧元体系只是在制度上放松了人员流动的管制，而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存在，欧盟内部劳动力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从各国的失业率水平来看，德国目前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7%以下，低于危机前水平，但是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21.2%。另一方面，欧盟国家只统一了对外关税税率，并没有让渡公司税税率，目前法国的公司税率最高为34.4%，比利时为34%，意大利为31%，德国为29.8%，英国为28%，其他边缘国家及东欧国家的公司税率普遍低于20%，这些税率较低的国家也正是劳动力比较充足的国家，资金和劳动的结合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不断膨胀，资金主要投资在支柱性的产业，比如加工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从而导致了国内经济的泡沫化。从欧元兑美元走势可以看出，次贷危机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欧元一直处于一个上升通道，出口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南欧国家本来就不发达的工业和制造业更少受到资金的青睐，造成这些国家贸易赤字连年增加，各国通过发债弥补，同样是因为欧元的升值，欧债受到投资人的欢迎，举债成本低廉，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第三，欧元区设计上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由于在欧元区建立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退出机制，这给以后欧元区危机处理提出了难题。目前个别成员国在遇到问题后，就只能通过欧盟的内部开会讨论，来解决成员国出现的问题，市场也随着一次次的讨论而跌宕起伏，也正是一次次的讨论使得危机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欧元区银行体系互相持有债务令危机牵一发动全身。近年来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非常疯狂，致使其经营风险不断加大，其总资产与核心资本的比例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同行。

三、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面临调整

1．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受到较大冲击。美欧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大了全球经济风险，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洲经济疲软将直接影响其他经济体对欧贸易。欧债危机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恐慌情绪，股票市场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性加大，大宗商品和原油价格更不确定，国际资本流动更加紊乱，从而将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欧美经济前景黯淡，驱使大量国际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推动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升值，致使其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加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全球通胀压力加大，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将面临更多制约。

2．世界经济格局将面临重要调整。欧盟、北美和亚洲是当今世界三大主要经济板块，欧盟深陷债务危机，北美经济持续低迷，将进一步加大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未来10余年亚洲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到本世纪中叶，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过半，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从而改变西方经济长期在全球所处的主导地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已由2000年的23.6%升至37%，发达国家整体经济比重由76.4%降至63%。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版图将呈现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平分秋色的格局。

3．欧洲在国际力量格局中的作用影响可能发生变化。欧债危机不仅导致欧洲经济实力有所削弱，也使欧洲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模式受到挑战，软硬实力双双受损。受债务问题困扰，欧洲国家可动用的战略资源明显减少，政治意愿和现实能力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内顾倾向将进一步上升，但也不排除少数国家通过对外采取强硬政策甚至军事冒险政策的方式转嫁危机的可能。美放任美元贬值，输出通胀，稀释债务并频频“唱衰”欧洲，引发欧洲多国不满。美欧围绕经济和金融问题的矛盾与斗争仍呈上升趋势。首先欧洲内部政治社会动荡可能延续并加剧。欧债危机迫使多国政府采取紧缩财政政策，民众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大规模抗议活动时有发生，欧洲正进入一个政治社会持续动荡期。其次，欧盟一体化进程将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欧债问题引发对欧元区欧洲一体化的疑虑，反一体化势力明显抬头。以德国为代表的债权国和以希腊为代表的重债国相互指责，德、法在求助问题上也各怀心思，欧盟机构影响力下降，欧洲央行救市举动受到各方质疑。欧盟内部裂痕加大，一体化进程面临严重挑战。

4．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道路可能将面临巨大变革。从近期看，仅仅是金融和债务危机并不能使西方在短期内失去传统优势，因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间歇性发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体现。关键是其背后反映出当前西方引以为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模式普遍面临的深刻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史中前所未遇的新挑战。目前看，即使只对上述问题采取权益之计的“治标”举措，西方国家内部面临的阻力已经非常强大，更不用说为了彻底去除积弊而对整个模式推倒重来，这几乎是当下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西方社会面临的制度性困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发酵，短期内难以看到出路。总的看，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和艰难变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可能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或发展形态，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化，将深刻影响未来世界政治风向的变化。

四、启示：中国需增强机遇和忧患意识

欧美这场债务危机对我国来说是利弊兼有。从机遇方面看：一是欧美为解决债务问题，在经济上对我借重增加，有求于我的一面上升，为我与有关国家扩大合作创造了条件，有提升我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二是债务危机使欧元、美元的形象大打折扣，而人民币的稳定性和影响力与日俱增，这有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三是发达国家债务问题为我进一步推动企业“走出去”，收购优质资产提供了难得机遇。

资料：“抄底”欧洲。在欧洲的失血时刻，中国人横穿亚欧大陆，伸出了渴望已久的手。这一桩中国与欧洲的混搭生意里，中国人想要的是技术、品牌与渠道。而欧洲人低下高傲的头，为的是叩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详见《南方周末》2012.2.23 记者肖华）

从挑战方面看：一是会加大我外汇储备风险。个别国家如出现债务重组将直接造成我外汇储备损失，美元和欧元汇率下行也将使我外储受损。二是影响我金融市场稳定。主要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加大我输入型通胀风险，热钱监控难度上升，宏观调控难度增大。三是影响我出口稳定。举债成本和难度加大使欧、美、日市场信心不足，消费不振，进口缩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债务问题影响下，美元、欧元汇率呈现走贬趋势，客观上将推高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出口增长。四是欧、美、日目前经济处于困境，对华心态微妙，将利用人民币汇率、出口信贷等问题对我施压，联手对华的倾向不能排除。

欧美国家的经济之困和政治之困给我国发展带来一些重要启示。我宜从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高度出发，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未雨绸缪，妥善应付。

1．牢固树立金融安全意识。我国融入世界金融体系步伐日益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越来越受到外部金融环境影响。必须清醒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利弊，深刻认识金融风险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牢固树立金融安全意识，完善国家金融安全战略。

2．多策并举应对债务危机对我可能产生的冲击。积极借鉴各国应对债务危机的政策措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缓解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强对外币贬值，大宗商品涨价等风险的抵御能力。着力发挥我劳动力优势尚存、规模优势明显等有利条件，保持我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有利地位，争取于我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促使西方国家确保我方在美和欧洲的投资安全，研究防范热钱大规模流入的措施。关注西方在人民币升值、贸易保护、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加大对我施压的动向，防止欧美联手对我。

3．积极稳妥推进我国内经济金融改革。吸取西方债务危机的教训，加快调整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积极促进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合理化、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确保我外汇储备资产安全和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同时，稳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积极引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讨论，倡导国际储备货币实现多元化，促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4．抓住机遇推动我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西方债务问题带来的良机，从政策、资金、服务等各方面支持企业以多种方式赴欧投资。特别是针对希腊等重债国财政紧缩和国有资产私有化，引导我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购买国有企业股份等重要资产。

5．把握时机拓展我国际制度权力。西方债务危机使世界经济不稳定因素增多，特别是西方对我“拯救世界经济”作用的依赖加深，这为我趁势利用G20等机制扩大我对国际经济事务的规则制定权和提高话语权、深度介入国际经济治理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我应进一步推动在多边场合讨论发达国家债务问题，敦促美等国际主要货币发行国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此基础上，适机倡议提出改革现行国际经济金融制度的主张，拓展我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权力。

6．警惕有关国家转嫁危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当前西方经济困境仍在加深，并可能酝酿更大的社会危机。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在持续，国内社会问题进一步凸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国家在催生危机后却又无法彻底消除危机时，往往会通过转嫁危机摆脱自身困境，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然，密切关注并有效防范西方转嫁危机的企业和做法。

7．加强对当今时代一些重大战略问题的思考和研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和演变，我们应密切关注国际战略形势的复杂变化，及时跟踪观察资本主义体系及危机的发展走向，认真分析其影响及未来前景。同时也要加强对各种国际政治社会思潮的演进、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这对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各种复杂的政治和战略问题，具有较大现实意义。

欧美债务危机的根源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