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莎士比亚悲剧作品的思想特征

摘要：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戏剧家，他的悲剧作品更是影响广泛，悲剧往往体现着作者对现实更深刻的认识。莎士比亚一生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篇，而其中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则被被公认为“ 四大悲剧”, 这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中心作品以至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转折点, 是莎士比亚思想集大成者。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也有着深刻的思想特征，本文以其作品为例，试浅析作品的思想特征。

关键字：莎士比亚 悲剧 特点 人文 非理性

正文：

一般认为，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前期以喜剧、历史剧为主，后期以悲剧加阴暗喜剧（或悲喜剧）为主，最后是以传奇般的《暴风雨》结尾。而“四大悲剧”，恰好写在这个中心时期，作者随着阅历的丰富和艺术的更加成熟，对现实有了更深的理解。而做为皇室的剧作家，这一切想法，他都全部默默的写进了自己的心血当中。特别是《哈姆雷特》正写在一六零一年左右的这个转折点上，也最明显表现了这整个转折点的开始，另三部就据次为基点，发展，深化，“达到了莎士比亚悲剧以至全部剧作所表现的阴沉思想的最低点同时也是卓越艺术的最高点”。而这四大悲剧中点点滴滴所体现的作者的思想，也才最具代表性。、

总的来说，莎士比亚悲剧作品中包含了强烈的人文主义人性特点、非理性意识和权贵思想。

1、人文主义人性色彩

人文主义思想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主要的社会思潮。随着资本主义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 人文主义思想又与社会现实产生强烈的冲突， 莎士比亚对人类的前途曾产生深深的忧虑， 这就赋予了他的悲剧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涵。

“人的觉醒”与“人的发现”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特征。当时英国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思想的解放，人文主义思想便应运而生。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他的戏剧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其中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创作于第二时期，这一时期的悲剧创作标志着莎士比亚创作的最高峰。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 使大量劳动人民流离失所，处于悲惨境地。人文主义的生活理想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产生强烈的冲突，人文主义理想产生危机。

莎士比亚的悲剧注重揭示主人公内心的冲突， 展现他们所经历的精神危机的严峻考

验，具有极为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涵。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创作最辉煌时期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体现了莎士比亚悲剧的最高成就，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戏剧的典范。主人公哈姆雷特身上寄托着莎士比亚自身的人文主义思想， 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表现为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批判，对人性的肯定。在哈姆雷特心目中，世界应该是和谐的、美丽的。他对人类抱有美好的希望：“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在形象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 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 ”他热爱所生活的世界，认为天空是“一顶壮丽的帷幕”，大地是“一座美好的柜架”。然而，父亲的突然死亡，母亲的匆匆改嫁，以及鬼魂所揭露的宫廷阴谋， 使他看到了现实的丑恶和阴暗。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沉重打击了他的理想，使他陷入

了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哈姆雷特发出“丹麦是一所牢狱……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丹麦是最坏的一间”的呼喊。哈姆雷特痛苦的思考和严重的精神危机大大深化了悲剧的哲理意蕴， 深刻揭示了人文主义思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冲突。尽管哈姆雷特并未完成重整乾坤的神圣使命，但他却赢得了邪恶势力道义上的胜利，以及对人文主义崇高理想的肯定。

2、非理性意识

文艺复兴时代,商品社会的发展使人的主体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对抗宗教神性。而理性则被认为是这种以主体性为核心的人性的本质。正如笛卡尔把“我思”主体确立为世界的主宰,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就在于他的思维,人凭借着自我的理性思维,把一切都推上了理性审判的法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辩护。而在康德那里,更彻底地把理性的人确立为万物的目的,而人的理性思维成了一切意义的唯一合法来源。因此,很多人认为康德是美学领域第一个现代性的主张者。然而,理性主义带来的人的异化的危机很快使它的主宰地位受到了挑战。

其实,莎士比亚悲剧早在前工业化阶段的伊丽莎白时期就通过具有神经症心理倾向的主人公的形象,表现了以物欲为核心的工具理性极端发展对人性的异化摧残,从而流露出非理性意识的端倪。这是莎士比亚悲剧超前的审美现代性意识的深刻表达。

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对物欲理性泛滥产生的非理性化作了深刻的透视,但他对爱德蒙身上所具有的物欲理性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英国莎学家丹比认为,莎士比亚是以一种赏识的心态来描绘爱德蒙超群的物欲理性的,这种赏识正是爱德蒙形象的艺术魅力的源泉。 正是这种理性的极端发展,导致人性的扭曲,形成压迫人的异化力量,从而使李尔王失去了理性,并形成怀疑和否定现存秩序的非理性意识的源泉。《李尔王》中,莎士比亚与现代艺术同样深刻地揭露了异化导致的人的非理性存在:我们来到这世上就哇呀哇呀地哭起来。⋯⋯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来到了全是傻瓜的广大的舞台上,所以禁不住放声大哭。(第四幕第六场)

这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和悖论不断地强化了莎士比亚悲剧的非理性意识。悲剧主人公的不安和焦虑其实是以非理性意识为核心的。主人公执着地实现自我,力图使自己的存在具有坚实的基础。然而,残酷的利益角逐总使他的理性失去可靠性。对于这些悲剧主人公来说,异化的社会使他注定要处于极度的不可靠性和存在的偶然性中。这样,理性的人就不再具有人所特有的超越环境的能力。这种非理性的逻辑悖论就是人超越自身及其应付外部环境的理性生存能力,造成了人的脆弱、焦虑、无能为力,乃至主体性的丧失,从而走向毁灭。

3、权贵思想

文学作品总是时代的产物。而那个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的交迭年代，表面上，一方面是文艺复兴时期，一方面这个时期正逢英国封建关系没落和资本主义萌发，王权得以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心怀人文主义的莎士比亚却无奈于现实和理想的冲突。在十七世纪最初十年，社会现实并不象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资本主义人文主义者期待的那样转好，反而更加黑暗。而作者作品由喜剧转向悲剧，思想进一步阴沉。作品的观念发生巨大变化，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

在《麦克白》中，麦克白以自己的英勇善战赢得了国王的信任和众人的爱戴，自己也加官进爵。但是在他成长成为实力派后，就开始轻信巫婆的预言，与妻子合谋杀死了前来“探

望”他的国王，并且屠戮忠于前国王的贵族。很自然的，尽管他如愿以尝当上了短暂的国王，但他与妻子迅速陷入惶恐之中，不仅精神遭受巨大谴责，而且最终众叛亲离，被忠于前国

王的复仇者杀死。并且巫婆的预言也被证明是误导。这整个情节都在清楚不过地向人们展示：反抗国王者虽然可能一时得逞，但终究会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报应，只能归于失败，而“秩序”将重新恢复；镇压反叛的势力将得到褒赏。即使反叛者有什么神预言的引导，那也不过是误导而已。特别是在宗教主宰社会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一点可能更受当权者欢迎。

要看清楚的是，莎士比亚的权贵思想并不是封建思想，如他所维护的王权是有道的王权，

一种理想的君主；当然也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处在交替社会的过渡思想，当然不可避免地和上述两者产生矛盾。正如赵澧指出的“最终，“他（莎士比亚）通过他们（笔下人物）和封建势力进行了斗争，也和资产阶级拼了几个回合；然而这样一来，就使他和现实的关系异常紧张了”，“如不敢前进，那就只有同现实妥协，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参考资料：[1]卞之琳，莎士比亚悲剧四种[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何其莘.英国戏剧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3］孙大雨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4.郑敏: 《李尔王的象征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年版。

[ 5] 李公昭，《莎士比亚悲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

6] 矫福军，《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文主义思想》，青海师专学报，2001

[ 7] 方亚中，《莎翁四大悲剧的普遍意义》，黄淮学刊，1996

莎士比亚悲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