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对于总的历史理解的重大意义（迈内克）

摘自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时殷弘译）（将由商务印书馆于2007年出版，第77页）。

试图写一部关于“国家理由”和国家利益的面面俱到的历史，就等于是要从确定的角度写一部普遍的政治史。实干的政治家们将肯定在其中大占主角，查理五世、黎塞留、克伦威尔、弗雷德里克大王、拿破仑和俾斯麦之类人物的政治大体系必定要予以描绘，它们之间的联系也不应被忽视。研究者还不得不钻研得更深，以图发现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国家理由”运行的种种不同力度。……遵循理性路线（这同合理化的大规模制造业一起，是现代欧洲主义的最突出产物1）的强国将由此被显露出它的智识根源。然而，“国家理由”观念本身在其历史形成中，远比在它作为一种观念的自觉理解中表现得清楚。当然，在主角们关于自己指导思想的富有特征的坦陈当中会不乏“国家理由”，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感到自己要不得不对这一观念做任何首尾连贯的理性分析。然而，要写“国家理由”观念的历史，意味着恰恰是就变化着的时间进程中“国家理由”的思想渗透和对它的理解进行这么一种探究。在较早的时期里，人们惯于将这一工作（迄今为止仅仅偶尔尝试过）算作政治学说史的一部分，而且在任何场合都是依照教条史的模式，将这类历史本身当作一连串信条的前后相继，松散地关联到总的历史。今天，对我们来说这种苍白划一的对待办法不再是合适的了。思想史大有必要被当作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 的一个基本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对待。它将下面这些方面汇合起来并加以展示，那就是有思想者对他遭遇的历史事态的了解，他在思想上把握它的方式，他从其中抽引出来的思想后果的类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思想史反映了所发生事物的本质——反射了人心中的指向生活基本要素的本质。然而，由于这个原因，思想史不仅仅是种种灰色理论的皮影戏或简单排序；相反，它是事件的生命血液，被吸收到那些奉召表达他们所处时代之本质要素的那些人的生命血液中去。一位重要思想家的意识形态从其所处时代的经验中生长出来，有如从千百片玫瑰花瓣中提炼出来的一滴玫瑰油。人依靠将经验转化为思想，使自己解脱经验的压力，并且创造出塑造生活的新鲜力量。思想是人能够达到的最高点，在那里它的认知精神与创造力联结为一体，共奏华章。为其本身的缘由（也为其效果的缘由），思想观念值得从世界史的角度予以考察。赫德尔说过，意见和看法的历史“将真正是理解行为史的钥匙”。2 当然，指引历史生活的思想确实不仅仅是从大思想家的头脑中跳跃出来的；相反，它们有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的来源。然而，正是在大思想家的头脑中，它们被浓缩和凝固下来；正是在那里，许多情况下它们首次取得将影响事态进展和人们行为的形态。

[Shi Yinhong:思想史的性质]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of ideas, their origins, evolutions, and impacts both intellectual and “material”;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material” history: The latter’s limited decisive influence and the former’s relative independence; idea and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history of ideas and their evolutionary historical context;

Thinking and thinker: The individuality of any particular thinker; his/her histor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and his personality; doctrine, way of thinking, and “tune” or spirit.

思想史对于总的历史理解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