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魏晋南北朝史期末考试

教师：夏炎老师

考题及参考（蓝色为考题）

魏晋南北朝史：点两次名算平时成绩；开卷；给材料、考试提纲。注意，考试题有所超纲！所以你如果没有记笔记，就把他给的课件全打上，不要只打考试提纲涉及到的内容。以下是他给的考试提纲，蓝色为考题。考4道论述，1道25分。老师（夏炎先生）说这门课可能在2015年（转新校区）改在夏季大学期上，因为他上学期要上中国古代前期史（通史课）。

（A卷）1.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特点，随便找一本书介绍

（1）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特点：

正史比重大、私人修撰多、史注成风气、传记谱学盛、地志学发达(见笔记)

《晋书》一三○卷

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664年），敕令房玄龄、褚遂良等重撰《晋书》，贞观二十年书成，凡130卷。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由于唐太宗曾给宣帝、武帝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晋书》的特色：《食货志》、《地理志》、《载记》三十卷、崔鸿《十六国春秋》

十八家《晋书》:唐初所存的晋朝史书实际为19家。用编年体撰写的有11家：（一）陆机《晋记》4卷、（二）干宝《晋纪》23卷、（三）曹嘉之《晋记》10卷、（四）习凿齿《汉晋阳秋》47卷、（五）邓粲《晋纪》11卷、（六）孙盛《晋阳秋》32卷、（七）刘谦之《晋记》23卷、（八）王韶之《晋记》10卷、（九）徐广《晋纪》45卷、（十）檀道鸾《续晋阳秋》20卷、（十一）郭季产《续晋记》5卷。用纪传体撰写的有8家：（十二）王隐《晋书》93卷、（十三）虞预《晋书》44卷、（十四）朱凤《晋书》14卷、（十五）何法盛《晋中兴书》78卷、（十六）谢灵运《晋书》36卷、（十七）萧子云《晋书》102卷、（十八）萧子显《晋史草》30卷、（十九）臧荣绪《晋书》110卷。这19家中包括西晋和东晋全部史实的仅臧荣绪一家。臧荣绪的《晋书》乃唐初以前唯一完整的一个本子，因而唐初所修撰的《晋书》主要以臧氏之书为蓝本，并通称为《新晋书》，以区别于臧氏之《旧晋书》。除上述19家外，还有4家纪传体晋书：（廿）谢沉《晋书》（卷数不明）、（廿一）郑忠《晋书》7卷、（廿二）沈约《晋书》110卷、（廿三）庾铣《东晋新书》7卷。

清人汤球、黄奭辑有唐代以前的诸家晋史和十六国书。1937年，商务印书馆根据《史学丛书》本将汤球的《九家旧晋书辑本》、《晋纪辑本》、《汉晋春秋辑本》、《晋阳秋辑本》、《十六国春秋辑补》、《三十国春秋辑本》等排印出版，收入《丛书集成》初编。新出版的《众家编年体晋史》一书也有较多收录。

《晋书斠注》一百三十卷，清季民国人吴士鉴、刘承干合注。

《晋书纂注》，姚怀箴著，只存帝纪十卷 。 

2.怎么理解魏晋南北朝的胡化与汉化问题

当时国内少数民族的族别，远不止“五胡”。曾作为统治民族的少数民族，也不止此五个。以当时的北方来说，除“五胡”之外，还有乌桓、卢水胡、山胡、稽胡、高车、丁零、柔然、敕勒、吐谷浑、夫余、契丹、库莫奚、室韦、豆莫娄、地豆于、乌洛侯等。在江南、岭南，则有蛮、俚、僚、山越等。

北方地区的主角是入主的“五胡”与留居的汉族，在北方整体“胡化”的同时，是颇多曲折艰难的胡人的逐渐“汉化”；在南方，则特别表现为退守南方的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以及越蛮俚僚的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这也是一种“汉化”。

胡汉分治

【胡化与汉化其实是一个事件的不同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一个民族融合时期，中原政权内乱虚耗国力，少数民族崛起，中原文化相对来说处于一个比较先进的地位，少数民族为了自身的强大在众多民族中突出，也为了占领更多的土地人口进入中原，许多采用了汉族的政策以及文化，具体表现用汉名、汉字，说汉话，与汉人通婚，吸收汉人的统治政策，典型案例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而胡化其实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它是民族融合之中自然产生的，许多中原政权统治者本身就有少数民族血统，在占领中原之后保留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习惯和风俗，典型就是唐朝的统治者。还有一些是自觉的采用强悍少数民族的习惯，加强武力。】

【“汉化”与“胡化”——历史札记之一：对民族与文化的认识 

关于历史的认识，或曰“史观”，或曰“史识”，我所宗奉或对我影响至深的有一位大家和一位大师。这一位大家是黄仁宇，这一位大师是陈寅恪。对于历史的回顾与审视，黄仁宇先生主张要“放宽历史的视界”；而对历史真相的追寻，陈寅恪先生强调要有“理解之同情”。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在史。那么，有怎样的史观，或者就有怎样的人生观，乃至世界观。 

话题的起因源于鄙处某位年兄写的一篇主旨在于申明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文章。立意是好立意，只是其中对于我国历史上之民族关系及其影响的观点，在我看来既失于逻辑又失于偏颇，而根据则是其立论的基本点出于“汉族本位论”和“中土本位论”。这正是一种普遍的由来已久而习以为常的认识。但如果秉持僵化于这种认识，必然造成对我国版图及民族构成现状的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而当下的中国，无论领土还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都不是凭空蹦出来的，而都是历史延续的产物。籍此机缘，我也整理一下自己对于历史之认识，既做自我之检视，也供就教于方家。 

此位年兄所著文章中，述及历史，多有“我们的族人”、“我们的国人”、“中华民族”之谓。就其文意，多是指的我们汉族。而汉族，单纯从族群或血缘的意义上来说，可能是成份最为复杂最难以理清的民族。从有“汉族”这个概念起，可能主要是文明或文化上的意义。 

“我们的族人”说来着实可怜。从五胡乱华直到大明定鼎之间漫长的历史中，作为华夏族发源生息之地的北方广大地区即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五胡乱华的“乱”除了把王朝政权的统绪搞得一团糟以外，还包含着对华夏族血统的扰乱。那些撞入“中国”的胡人（从五胡时的匈奴、鲜卑、羌、氐等及各种杂胡，直到起码辽时的契丹），坐了龙庭之后，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何种目的，不论自愿还是不自愿，最终都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汉化”了或者“同化”了。那么，反过来是否可以这样说，由于他们的溶入，原有的华夏族或者汉族也出现了“胡化”？族群或血缘中多了胡族的因子，以至现在的“我们”来历都殊为可疑？另外，长期处在胡人的统治之下，原有的汉人无论在与胡人和平共处还是冲突争斗之中，习俗性情意识都不可避免地有所“胡化”。以至，现在的我们现在再看华南沿海或山区里的客家人等群落，或是贵州苗岭中的屯堡人——这些从血统习俗上来说可能更纯粹的汉人，而觉得“非我族类”。这种“胡化”的现象在当时即已十分普遍及突显，以至出现仿佛逆“历史大潮”的“反动”。北朝承续北魏之后的北齐，统治者虽是汉人，但已完全“鲜卑化”，对汉人特别是汉人士族采取压制打击的政策。 

处于这期间的、为我们所缅怀不已的大唐帝国，如果单纯考于血统，也极有可能是异族统治。李唐自称汉时名将李广之后，祖上曾于西晋末年建立西凉国，但不免自说自话。而实际上，很可能出于早已扎根赵郡北部的胡族大户。其实即使如其所言是纯种汉人名门之后，但长期浸淫于五胡乱华后的混乱局面，实质上也已相当“胡化”。李渊、李世民的皇后都是鲜卑贵族，其后更有悖于礼教伦理的高宗子承父妾（武媚娘）和玄宗父纳子妻（杨玉环入宫时已为皇子寿王妃三年）。宋时朱熹即有“唐源流出于夷狄，而于闺门多失礼之事”的论断。正因为出于夷狄，这也成为唐室某些政治机制抉择的出发点，其中最突出的也是对唐室自身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军制。唐时为巩固边防设置的节度使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在政治上于其治下享有绝对权力，在军事上则掌控着国家90%以上的作战部队。这些节度使基本上都是胡族。杂胡安禄山即一人身兼三地节度使，几乎控制着整个国家北部（唐朝的北方边境大体相当于长城一线），因此一朝起事，国中即无可阻挡。而中央能请到的有战斗力的援军，也是外番——回纥人。其实，唐朝在军事或国防上，可能算不上一个强国。“天可汗”的威名端赖于太宗时对突厥的胜利以及其后高宗时的据有西域。辽东对朝鲜的用兵极为艰难，而且对胜利成果的巩固为时极短。云南伤亡惨重而无法战胜小国南诏。最大的边患则来自于西南方向，先是无法战胜如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后在吐蕃吞并吐谷浑后更无法战胜吐蕃，不得己只好连番和亲。“安史之乱”后，国力空虚又忙于内斗，吐蕃乘势侵入西域，截断河西走廊，造成了对西域的完全丧失，直至千年后的晚清才又重新完整地归入中国的版图。“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疆域萎缩至大概原初意义的“中国”，境内节度使林立，都是独立王国，互相争斗不休，朝廷令不出都门，皇帝废立皆出于阉竖，简直可怜至极。这样的疲弱局面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更为混乱黑暗的“五代”时期，那时中国的华北更沦为胡族的乐园。所以，唐的强盛与辉煌可能更体现在文化与经济方面。 

那么，从文明或者文化的意义上讲，中华文化或者就是“汉文化”是否就铁板一块，坚不可摧而且所向披靡呢？或者天然地优胜，以至四方向化之心如大旱之望云霓，所过之处如春风化雨般普降甘霖呢？似乎也不尽然。而在发展播衍过程中也存在着“胡化”。且不论象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样的“小节”，而对中华文化影响至大至广至深，以至无法割裂并已习以为常的“胡化”，则是佛教文化的东来。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初唐三四百年与中华本土文化的激荡交融，至唐中叶，一方面其本身已基本系统地完成了“中国化”，另一方面则对中华文化形成了深入肌理的“改造”。比如，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在音韵上，南朝的沈约借鉴梵唱（胡僧诵经之声）创制了四声（平上去入），才有了其后唐诗宋词抑扬之美；在语汇上，由于对佛经梵语直译的引入和意译的再造，出现了大量的新鲜词语，广泛使用，已成习语，比如“刹那”、“觉悟”等等；在语体文体上，由于僧人翻译佛经并向民间口头传播，促生了白话文的独立，同时那些佛经变故事，也造就了唐“传奇”的诞生，以至其后借鉴佛经结构而出现了章回体小说，并每回中前文后诗的体例。其他如音乐、美术，更是不一而足。乃至中医，也包含着对古印度医药学的吸纳，因为玄奘取回的佛经中，有相当份量的药典。而佛教因缘、果报、三生、轮回之说，也已成为中国人观照世事人生的基本观念。所以，后世有历史学家即认为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可称为“佛教文化”，唐以后的中国也可认为是一个“佛教国家”。 

综合上述，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无论“汉化”还是“胡化”，置于历史的长河，实质上都可看作是“同化”——趋同的、走向共同发展的方向。现在中国版图内，那些曾鲜活生长过的民族，携其热血与性灵，如一条条奔流，汇聚成为“中华民族”这一奔腾不息的江河。】 

3.论述陈寅恪魏晋隋唐制度渊源论，随便找角度举例说明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总结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粱、陈，三曰（西）魏、周。” 

西魏北周的关中本位政策

魏晋以降“学术中心移于家族”

南北文化差异 

隋唐制度三源

1、北魏、北齐——两源：（1）汉—魏—西晋—东晋—宋—齐（2）汉—魏—西晋—凉州（河西）

2、梁、陈

3、西魏、北周

研究启示1：整体史的研究方法：将隋唐两朝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打破朝代界限。

“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制度傅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此不待烦言而解者。” 

研究启示2：传世文献与新出文献（包括出土资料）之关系，二者在史学研究上的意义。

“独其典章制度之资料今日得以依据以讨论者，仅传世之旧籍。而其文颇多重复，近岁虽有新出遗文，足资补证，然其关系，重要者实亦至少。故欲为详确创获之研究甚非易事。” 

研究启示3：制度史的研究方法就是要考察“渊源”、“流变”。

“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汉，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能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兹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聊供初学之参考，匪敢言能补正前贤之阙失也。” 

研究启示4：虽为制度史专题，但注意到了制度传播的主体——人的重要性，是谁参与制度的修订？是谁将制度进行了传播与流动？以“人”为本是历史学研究的根本所在，只有体察历史上“人”的生存状态，这样的制度史才叫真正的“活”的制度史。

各章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本书共八章：一《叙论》，二《礼仪》，三《职官》，四《刑律》，五《音乐》，六《兵制》，七《财政》，八《附论》。 

在论证上，以礼仪一章最为详细而重要。但其余各章亦各有总体下的变异。

《礼仪 》一章是本书的主体，几乎占去一半篇幅。

解决问题：实际上是总括隋唐制度的三个来源问题。

此章考论甚详，先论隋代礼制主要来源于梁陈及北齐，而非北周，并通过王肃北奔一事之考释，论证北齐礼制实“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复据“隋代制礼诸臣其家世所出籍贯所系”加以推究，证明前说，其中关于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制度的影响和北魏、北齐文化对隋唐制度的影响的考论，尤为详细；又据《隋书·礼仪志》之文，“阐明隋文帝虽受周禅，其礼制多不上袭北周，而转仿北齐或更采江左萧梁之旧典”；最后又“略引一二旧文”，以证唐朝礼制大体承隋之旧。本章附录《都城建筑》部分，讨论隋唐都城建筑格局的来源，以为三源说之佐证。

职官：解决问题：1、宇文泰仿效周官的原因——“关中本位政策”

2、宇文泰仿效周官仅限于中央文官，地方政府及领兵之武职仍袭汉魏。 

3、唐代职官乃承附北魏太和、高齐、杨隋之系统，而宇文氏之官制除极少数外，原非所因袭。

4、《唐六典》乃排比当时施行令式以合古书体裁，并非依托周礼。

刑律：解决问题：1、隋唐刑律中的南朝因素仅限于南朝前期（宋齐），无梁陈一端，因南朝后期的律学与前期无大异同。（南朝的律学是一以贯之的，并无宋齐与梁陈之明显差异，不像礼仪与职官）。“南朝前后期刑律之变迁甚少”（103）

2、北魏初入中原，以汉代律学为主。正始定律之后，既兼采江左，又吸收凉州之河西因子。这与江左专守晋律者有所不同。

音乐：

解决问题：唐代音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

兵制

解决问题：1、讨论了府兵前史诸问题。实际上是用发展观看历史，西魏建府兵之初与隋唐之府兵并不一致，前后变化甚大，不可一概视之。2、府兵制之变革

隋代为变革期，唐承隋制，其间亦有北齐之因子。

财政

提出问题：唐代中央财政制度的江南地方化（南朝化）与河西地方化。

关于江南地方化者曰回造纳布，关于河西地方化者曰和籴。

4.（超纲考题！）论述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课件上有）

B卷

魏晋南北朝疆域变迁

三国时期疆域：乌孙、匈奴、丁令、鲜卑、羌胡、夫余、挹娄、魏、蜀汉、吴

西晋时期疆域：乌孙、匈奴、丁令、鲜卑、羌胡、夫余、挹娄、茈羌、发羌、西晋

东晋十六国疆域：契骨、匈奴、高车、夫余、挹娄、乌孙、疏勒、龟兹、于阗、鄯善、吐谷浑、前秦、东晋

南北朝疆域一：西域诸郡、契骨、敕勒、柔然、失韦、勿吉、魏、齐

南北朝疆域二：契骨、铁勒、室韦、勿吉、突厥、龟兹、高昌、疏勒、于阗、吐谷浑、周、齐、陈

“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元魏，陈之备高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陈之国势已弱，不能进取，故所守止于江。自晋至梁，惟宋武帝守河，其余皆保淮为固，或守淮西，或守淮北，或守淮南。”（李焘《六朝通鉴博议》） 

魏晋南北朝生态环境

气候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寒冷的气候既反映在农业物候上，也反映在气候事件的极端情况上。

   据文献记载，唐李德裕《瑞桔赋·序》：“昔汉武致石榴于异国，灵根遐布，……魏武植朱于铜雀，华实莫就。”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 

2、动植物资源

大兴安岭北段的寒温带林、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温带林，植被发育良好，以森林为主，三江平原则广布沼泽植被。该地区拥有多量的鹿、貂等野生动物资源。

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由于强烈的人类活动影响，森林迅速减少，许多平原森林采伐殆尽，不少地方因缺乏木材，不得不远途去外地伐木。另一方面，长期而大规模的战乱，引起大片土地抛荒，变成次生的草地和灌木丛。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魏明帝时(227—239)，荥阳附近千余里因人口耗散，土地荒芜，林木获得发展，野生动物如狼、虎、狐、麋、鹿又在此栖息。 

华北地带的少数山区，出现了“上无草木”的荒凉现象，但大部分山区及一些相对僻远的平原，仍分布着茂密的森林。依赖森林环境的动物，如猕猴、鹦鹉、虎等等，在华北广为分布。据《魏书·灵征志》，直到东魏时，淮北仍可见到从南方来的并不过冬的野象。

相对于华北，华东华中西南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动植物资源更为丰富。以华东言，北部沿长江淮河一带，次生林成为主要的林相，而东部宁绍地区，虽经人类的大肆采伐，原始林木仍多有留存，如直到刘宋时，当地还有先秦的古樟。华中之汉水上游陕鄂边境，“秀林茂木，隆冬不凋”；西南方面，秦岭巴山一带山地仍是茂密的北亚热带森林和竹林，三峡地区“林高木茂”，云贵高原植被良好。

水环境

中古时期(约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仍然具有良好的水环境,大小河流在枯水季节亦能维持可观流量,湖泊沼泽众多,丘陵山地泉水丰富,与当代严重缺水的情况迥然有别。其时,华北内河航运发达,水稻种植规模可观,水力加工在若干地区曾一度相当兴旺,河湖之滨的渔业具有一定经济意义,这些均因丰富的水资源为之提供了环境支持。中古华北之所以仍能保持良好的水环境,并非由于彼时降水远比后代丰富,而是因为山区森林植被仍然良好,具有较强的水源涵蓄能力;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不甚严重,黄河决溢移徙较少、危害较轻,湖泊沼泽尚未因泥沙淤填而致大量消亡,可以潴积巨量的水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仍沿袭着东汉王景公元69—70年治理后所固定的河道。这条河道比较顺直，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所以在形成以后的大约800年时间里，河道比较稳定。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于河道的最稳定阶段，一共只发生了6次河溢，即曹魏时两次，西晋时两次，北魏时两次，平均每60年一次，远远低于王景治河后至东汉灭亡的平均37.5年一次河溢及唐代平均18年一次的河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干流相对稳定，独流入海。淮河是一条多支流的河流，《水经·淮水注》记载的淮北平原，有大小19条支流，自西北向东南流注淮河，如汝、颍、沙、濄、涣、睢、泗、汳、沂、沭、游等水，都属重要的淮北支流；相对而言，淮河以南由于山地丘陵逼近淮河干流，平原狭窄，支流相对较少且多数为短小河流。又淮河支流的历史演变，南岸支流除中渎水外，大体稳定少变，北岸支流则变迁较为频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又一重要河流是长江。据《水经·江水注》，当时仍把岷江作为长江的上源；长江变迁较为复杂者是长江中游的上段即荆江河段。荆江上起枝江，下迄城陵矶，其江陵以西的荆江河段，最突出的问题是江、沱易位；江陵以东的荆江河段，统一河床的塑造。 

古今湖泊的变迁尤为巨大，竟至每每有面目全非之处。魏晋南北朝时，反映湖泊状况最为全面的资料，当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共记有湖泊500余个，其名称各有不同，据统计，有湖114，泽100，陂160，池117，淀12，薮11，海7，其它38。实际上，当时许多湖泊还未计入。还由当时比较大的湖泊的古今情况对照，则湖泊变迁之巨大可见一斑。现已堙没或基本堙没的湖泊如：屠申泽（内蒙古磴口县）、芍陂（安徽寿县）、孟诸泽（河南虞城县）、圃田泽（河南中牟县）、黄泽（河南汤阴、内黄一带）、白洋陂（河南杞县）、九泽（山西祁县、介休一带）、王泽（山西新绛县）、董泽（山西闻喜县）、大陆泽（河北隆尧、巨鹿、任县间）、林台泽（河北魏县、临漳一带）、鸡泽（河北永年县）、天井泽（河北安国市）、夏泽（河北大厂县）、雍奴泽（河北霸州市、天津静海间）、大野泽（山东巨野县）、菏泽（山东定陶县）、雷泽（山东菏泽县）、夷安潭（山东高密布）、都野泽（甘肃民勒县）、泑泽（罗布泊）、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等，现已大为缩小或缩小的湖泊如：洞庭（洞庭湖）、镜湖（浙江绍兴县）、巨淀（清水泊）、震泽（太湖）、参合陂（岱海）、青海（青海湖）、郭薨薮（博斯腾湖）等，彭蠡（鄱阳湖）则现已大为扩大。 

4、自然灾害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灾害相当频繁，对此，邓云特有较为全面的说明：“终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中，遇灾凡三百零四次。其频度之密，远逾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疾疫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以言旱灾，则二百年间，见于史书者，凡六十次；以言水灾，亦达五十六次。至于风灾，共达五十四次；次为地震，计五十三次，频度亦密；再次为雨雹之灾，计亦五十三次。此外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他如霜雪、‘地沸’，各仅两次，不足述矣。”又南北朝时期，“所见之灾更多。计水、旱、蝗螟、地震、霜雹、疫疠诸灾，总共达三百十五次。以与一百六十九年之数目相较，所超者及一倍以上。如再加以详细之分析，则此一百六十九年中，频数最高者为水旱之灾，计各七十七次；其次为地震，凡四十次；再次为风灾，共三十三次。此外霜雪为灾二十七；雨雹为灾十八次；蝗灾十七次；疫灾亦如之，歉饥十六次。”（《中国救荒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灾害，不仅次数频繁，而且受灾程度往往非常严重。此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频繁而严重的人为战争，又往往引起歉饱之灾与疾疫之灾。要之，这是一个天灾人祸并作的时期。

南朝化问题

最早提出南朝化的是陈寅恪先生。

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七《财政》篇中说：“此章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 

唐长孺先生在1993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对上述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 

唐长孺先生是从魏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以及在南北朝时期的特殊发展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或者说从汉魏之际以来封建社会形成、发展的历史延长线上，来把握唐代的变化。

唐代中后期的“南朝化”，时至唐代，随着南北政治上重归一统，文化上融汇交流，南北分裂时期出现的种种差异日渐缩小，社会各方面发生了相对北朝传统来说十分巨大的变化。

唐代前期继承北朝实行均田制，大抵自武后时代，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均田法渐成具文，到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两税法正式颁行，均田制彻底废弃。唐代均田制的破坏，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表明土地制度上历史重又与魏晋南朝相衔接。

唐代中叶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募兵制代替了包括府兵与兵募的征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在籍民户大量逃亡，征兵制日益丧失其赖以征发的基础。高宗时开始出现募兵，玄宗时得到推广，开元天宝之际，府兵及其他各色征兵制全为募兵制所代替。东晋南朝兵制的发展倾向是募兵制的推广，唐代军事制度的变化，也可以看作是对南朝倾向的继承。

唐代赋役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与均田制相联系的按丁征发课役的租庸调转变为按户资与按亩征发的两税制。计亩征税与田亩列于户资，本是南朝成法。唐朝自前期的地税以至后期的两税，体现了南朝化倾向，而这又是以土地制度的南朝化倾向为基础的。此外，唐代租税交纳中的折纳，商税的创立与增重，草市的兴起，钱重物轻、私铸、恶钱等问题的出现，和雇的推广，都不妨说带有南朝的因素，表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承南朝。

南北朝后期门阀制度走向衰亡，无论南方北方都是如此。唐代政治、文化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进士出身者，过去士族在经济、政治上的特权逐步为进士科所取代。进士科最重文学，而重视文学正是南朝的风气。唐代学术风尚的变化也呈现出南朝化倾向。隋唐间，经学尊南抑北乃至舍北从南蔚为时尚。开辟唐代中叶思想学术变化的韩愈、李翱，在某种意义上也包含着对南朝经学注重义理的继承和发展。初唐文学盛行“江左余风”，活跃在文坛上的所谓“初唐四杰”，师法的是南朝后期的徐、庾体。直至唐末，南朝以来的文学形式仍旧是文学的主流，中唐的古文运动，乃是对文学南朝化末流的反响。唐代书法艺术的南朝化倾向更其显著，隋唐间书法名家，几乎都是南人。

概括起来，唐长孺“南朝化”观点的主要论据有以下几项：

1、唐代均田制承自北朝，但后来破坏了。中唐德宗时始实行两税法，庄田制大为发展，这个变化与南朝衔接。

2、唐府兵制承于北朝的部落兵制和征兵制，后来也趋于瓦解，高宗、玄宗以募兵制代替征兵制，这是对南朝兵制的继承。

3、两税法中的计亩征税和田亩列于户资，原是南朝成法，而北朝的均田制禁止土地买卖，自然没有计亩征税之法。

4、折纳，即田租折以布帛钱币，罕见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北朝，却见于南朝。

5、力役，唐代和雇之法，此前仅见于南朝。

6、科举制以文学取士，这一点上承与南朝风气。

7、唐代经学、文学、书法，均承于南朝。

唐代为什么出现南朝化？

陈寅恪在财政问题上的解释是：“夫唐代之国家财政制度本为北朝系统，而北朝之社会经济较南朝为落后，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趋超越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历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进。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视之似为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创，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盖南朝虽为北朝所并灭，其遗制当仍保存于地方之一隅，迨经过长久之期间，唐代所统治之北朝旧区域，其经济发展既与南朝相等，则承继北朝系统之中央政府遂取用此旧日南朝旧制之保存于江南地方者而施行之，前所谓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者，即指此言也。”

唐长孺先生的解释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建立政权者是少数民族，所以带来了重大的社会特殊性。但它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变化，正是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南朝化的过程就是北朝特殊性的消失过程。比如说北朝的均田制，源自于鲜卑族，体现了农村公社的精神，培育了大批的自耕农。这是违反了汉晋南朝以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趋势的。发展趋势不应该是自耕农越来越多，而应是佃客越来越多。

关于北朝历史的不正常，牟发松的态度更鲜明，他认为北朝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曲折而已，北朝得以统一仅因军力强大，最终要回归于南朝所代表的历史进程。（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发展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相较于两汉，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更加复杂。

统治阶级由三个阶层构成：

A、高门世族地主阶层（包括当时的皇族、贵戚、高官、世官及大牧场主）

B、寒门庶族地主阶层（包括一般浊官、中低级将领、平民地主、地方巨富、富商大贾转化来的地主及少数民族的一般豪酋等）

C、寺院僧侣地主阶层（包括僧官、寺院主事僧、寺主等）

被统治阶级由五个阶层构成：

A、编户齐民中个体小农和个体手工业者（这一阶层中又包括自耕小农、贫农、雇农等层次）

B、官府控制的军户、吏户、营户和百杂之户

C、世俗地主控制的佃客、部曲、浮客等依附民

D、僧侣地主控制的僧祇户、白徒、养女、寺户等依附民

E、奴隶（包括寺院的佛图户、私家奴仆及官府奴隶等）

士族，又称门阀士族、世家大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特殊的地主阶层，发端于东汉中后期，基本形成于魏晋，在南北朝达到极盛。

“自先帝王公，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

南方：“王与马，共天下” 

北方：从“恒以为辱”到“以死报国”

在士族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它的对立面——庶族。庶族又称寒门，在士族地主占垄断地位的时代，庶族地主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都非常低。当时，士族与庶族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正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刘宋建立后，一方面依然对士族的经济、社会地位予以承认，同时继续实行“土断”，排查出士族私藏隐匿的大量人户，削弱了士族的势力。

另一方面打击士族的政治势力。政府的掌权者不再是士族，而是经过选拔的具有真才实学的庶族寒人。同时，以寒人任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藩君”。

特别在军事方面，均由王室宗亲担任重要军将，驻守军事要地。所以时人称此时的政治格局为“寒门掌机要”。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魏晋南北朝史期末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