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研究】翟崑 王丽娜：“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东盟民心相通现状实证研究

学人简介作者分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研究生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委托重大项目课题“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如何惠及民众研究”内容提要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五通建设中的“一通”，可为其他四通提供坚实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民心相通涉及领域广泛，能够充分反映国家之间人文交流的现状。目前，中国的东南亚政策更加注重“亲诚惠容”形象的塑造，培育双边交往的社会根基。因此，加强对东盟“民心相通”现状的全面认知和比较分析有利于中国因势利导，有针对性地综合施策，助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本文选取东盟十国的民心相通指数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东盟民心相通的现状，比较成员国之间的异同和形成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本课题组负责人：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笔：王丽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生；其他课题组成员：潘玥、谷名飞、周强、刘静烨、王维伟、刘晓伟、邓涵、刘倩、张帅、潘强、庞伟、罗津菁、范佳睿、陶晓阳、高倩、曹岳、张高原。）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离不开各国人民的支持。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习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时强调，保持中国—东盟友谊之树长青，必须夯实双方关系的社会土壤，并且要促进青年、智库、议会、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友好交流，增进人民了解和友谊。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周边，致力于将中国东盟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转型升级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但是对于中国“亲诚惠容”形象的塑造，东盟国家感到些许不适，效果不如预期。此外，随着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东盟之间的区域合作对于良好合作氛围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者，近期世界形势纷乱，南海领土争端波澜不断，部分国家民族情绪高涨，不利于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及时了解中国—东盟之间的民心相通现状，强化亲切感和认同感，对于促进中国—东盟关系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以及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至关重要。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等单位为量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水平与进展，联合建立了五通指数课题组，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海洋研究院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王继民任组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洋研究院研究员翟崑任副组长。经过联合研究，课题组推出了“五通指数”。该指数结合了各国的基本现状与发展趋势，从客观数据出发，对“一带一路”沿线６４个国家与中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情况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评估，因巴勒斯坦的多数数据缺失，最终实际测算了６３个国家。在指数编制时，课题组尽可能多地选择了《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提及且与互联互通紧密相关的指标数据。经过多轮实际测算和专家评议后，课题组最终确定了“五通指数”指标体系，它由５个一级指标、１５个二级指标和４１个三级指标组成，民心相通属于其中一个一级指标。基于“五通指数”及其相关数据所构建的北京大学“一带一路”数据分析平台（ｈｔｔｐ：／／ｓｃｉｅ．ｐｋｕ．ｅｄｕ．ｃｎ／ｙｄｙｌ），可自动生成任何一个沿线国家的各级指标数据与排名，以及各个区域或若干个沿线国家主要评估指标的对比分析报告；未来可动态监测沿线各国的各级评价指标的发展趋势，及时对比分析相关国家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为相关政策提供数据支撑和量化分析结果。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等单位为量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水平与进展，推出了“五通指数”。本文运用五通指数课题组的前期研究成果，对民心相通指数进行了数据挖掘，对比分析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在民心相通建设方面的现状以及存在的短板与问题，并且对此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民心相通相关文献综述目前，国内外关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民心相通的相关研究较为零散。一方面，由于民心相通的内容广泛，既涉及价值观、认同及民众认知研究，又涵盖精英和党派研究等，性质复杂，系统整合难度较高。另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区域广泛，贯穿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空间范围较大，整体研究的挑战艰巨。本文是以东盟作为民心相通的研究对象，并且基于“五通指数”进行的原创性研究，因此对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民心相通的相关研究进行全方位的文献综述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本文在此将仅对中国—东盟民心相通的相关文献进行简单回顾。

现阶段，关于此类课题的研究集中在国内，且寥寥可数，主要是对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文化外交以及中国政府对东盟的公共外交进行回顾和论述，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遇到的人文挑战等。当前，中国—东盟青年交流取得了卓越成就，是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的纽带，并且开创了中国—东盟合作的新局面。例如，“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教育合作论坛”就是典型的青年交流的案例，根据对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情况分析表明，中国—东盟在加强校际合作、人才培养、学生流动、语言学习和联合科研等方面的合作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性和潜力。此外，文化外交作为促进人文交流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研究人员的重点关注对象。李红等学者通过梳理文化、经济、公共、官方及民间等外交形式的理论关系，指出文化外交和经济外交存在着交叉关系并断定文化经济外交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但是，目前中国在东盟的文化产品贸易份额仍偏低，整体上处于初级阶段，而且呈现出政府主导、经济推动、网状关联、空间集中等特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东盟合作将会面临战略互信缺失，以及多元文化冲突等结构性难题，尤其超大规模人员涌入东南亚将在根本上突破多元文化之间的距离与隔阂，东南亚地区传统的乡村文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在此背景下，为推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国可创新对东盟国家的公共外交策略，进一步发挥公共外交主体的作用，如国家领导人出访周边国家带来的聚焦效应，思想库、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引导舆论的作用，创新主流媒体在外交方面的内容和形式，创新教育文化交流项目等。2民心相通指标体系介绍（一）民心相通概念解析民心相通的概念是由习近平主席于２０１３年９月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中“五通”建设的一部分。习主席指出，搞好各领域的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时再次强调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需要夯实社会土壤，为其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增进人民了解和友谊。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是致力于亚欧非三大洲陆海的互联互通建设，其中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简称“五通”），以此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经济融合、政治互信和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民心相通的概念正式出现在我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

尽管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概念，但是作为促进其他“四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推进与东盟的民心相通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题中之意，更是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之法。首先，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地区经济一体化，打造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极需要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催生合作的动力；其次，积极开展中国—东盟政治安全对话建立适合本地区的安全架构需要巩固对彼此战略意图的理性认知，夯实互信的基础；再次，加强中国—东盟之间的文明对话交流，促进不同文明和谐共生需要从民众层面加强国家之间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培育包容共享的理念。

（二）民心相通指标体系界定民心相通是国家交往的社会根基，可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其涉及的层面极为广泛，既包括政府层面的互动，也涉及社会各界开展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更涵盖普通的民间往来等。“五通指数”课题组充分考虑了民心相通多维向多层次的特点，以及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取性，并且尽可能地参考了《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有关民心相通的表述。例如，《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指出“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可大致归纳为教育、文化、旅游、卫生、科技、就业、非国家行为体交流等。但同时，需要考虑到数据等代表性和可获取性。在此原则指导下，课题组根据民心相通（一级指标）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将其系统细化至二级和三级测算指标，对每个指标进行科学准确定义，并采用国家发改委等国内外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作为指数测算的主要来源。经过综合考虑选择从三个层面来衡量民心相通的程度：１．旅游活动；２．科教交流；３．民间往来。

第一，以旅游目的地热度和来华旅游人数为主的旅游活动自主性强，能够真实地反映国家对外国民众的吸引力。民众在选择某一国家作为旅游目的地时，总体上是基于对这一国家的印象，较少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较为客观，该部分数据由国家发改委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中心提供。同理，来华旅游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中国对该国民众吸引力的大小。此外，旅游活动是一种多维向活动，涉及多个方面，旅游热度及人数的增加在反应一国吸引力的同时也间接反映了两国国民之间的好感度、文化的认同度、观念的融合度以及人员交往的密集度。

第二，以科研合作和孔子学院为主的科教交流层次水平高，反映了人才互动的密切程度。相较于旅游活动和民间交往，科研合作更能反映中国与该国的精英交流状况以及高等人才的互动频率。例如，该指标体系选择“中国与该国学者合作发表的论文数目”作为参考。一般而言，合作发文数量的多少反映了两国之间科研合作水平的高低以及科研合作的频繁程度，发文数量越多说明科研合作越频繁。相较于较高的专业学术层面的科研合作，作为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交流机构，孔子学院的发展情况则间接反映了青年精英的交流状况以及该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可程度。由于孔子学院的对象以青年学生为主，因此百万人拥有孔子学院的数量越多，说明汉语及中国的文化推广活动越顺利，该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精英对中国的接受程度和关注程度越高。

第三，以网民关注度、友好城市数量以及民众好感度为主的民间往来涉及范围广层次多能够更为直观地反映两国民众的相交程度。互联网时代，所有信息的获取大多来自网络。而且随着网络的普及，网民的数量越来越多代表性更强。国家发改委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中心提供的数据直接反映了中国网民以及对象国网民对彼此的关注程度。友好城市的数目则是地方层面交流的力证，代表了民间交往的机制化以及持续性。民众好感度是由我国相关专家根据权威民调数据进行打分以后得到的数据。

3中国—东盟民心相通数据比较分析（一）中国—东盟民心相通指数结果北京大学“五通指数”课题组请数据专家根据表２－１中的指标体系（以及各项三级指标的数据源），按照相关数学模型对东盟十个国家的民心相通情况进行了全面周密的测算和分析。各个三级指标的计算结果按照一分制呈现，各个数值都是相对值，并没有具体含义，重点是为了突出各个国家及各个指标之间的差异。此外，由于各个指标之间的量级以及性质等存在较大差异，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课题组对每一个国家各个指标的总评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因此各国民心相通总体水平的评比以标准化总评分为准。经过测算，民心相通的８个三级指标的测算结果如下（见表２）。民心相通发展状况可分为“顺畅型”（８分及以上）、“良好型”（６～８分）、“潜力型”（３～６分）和“薄弱型”（３分以下）。如表所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标准化总评分均在８分以上，属于“顺畅型”国家，柬埔寨和老挝的标准化总评分分别是６．９５和６．５３，属于“良好型”国家，越南、缅甸、菲律宾和文莱的总评分都低于６分，属于“潜力型”国家。但是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民心相通的标准化评分都在４．８分以上，表明总体上中国—东盟民心相通建设状况良好。

“五通指数”课题组的测算目标是“一带一路”沿线的６３个国家，东盟十国只是测算中的一部分。根据测算分数可知，中国与十个国家民心相通的水平不一。但是如果从６３个国家民心相通的总排名观察，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民心相通的程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层。东盟国家极端地分布在非常靠前和非常靠后的位置。在总排名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排在前１０名，柬埔寨和老挝处于１０～２０名之间，而越南、缅甸、菲律宾和文莱则在４０名开外。分布情况出现两极分化，与上文中民心相通的等级分类相一致。

（二）中国—东盟民心相通现状比较分析第一，中国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民心相通建设顺畅且均衡。新加坡作为民心相通指数排行榜的榜首，在旅游目的地热度、来华旅游人数、科研合作、网民对中国的关注度以及民众好感度上分数都较高，各个维度都体现出了明显的优势。鉴于城市国家的限制，友好城市数量的指标略低。泰国在旅游目的地热度、中国网民对该国的关注度、友好城市数量以及民众好感度方面表现非常突出，反映了旅游活动在吸引关注度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来华旅游人数较少，泰国民众对中国关注度较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各个指标上的表现相对较为平均，各项指标得分都较高。

中国与四国的民心相通建设顺畅，各分项指标之间比较均衡。衡量东盟成员国各个三级指标的均衡程度，可比较各国８个指标的指数之间的离散程度，指数越离散表明越不均衡，反之越均衡。一般而言，当进行离散程度比较时，如果两组数据的度量单位与平均数相同可直接利用标准差来比较。但是如果单位和（或）平均数不同时，则需采用离散系数来比较。离散系数常用ＣＶ表示，ＣＶ＝σ／μ，σ是该组数据的标准差，μ是均值。根据公式，本文计算了每个国家８个指标指数的离散系数。如表３所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离散系数都只有０．３左右，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离散系数，这表明中国与这四个国家在各个维度上的民心相通建设较为均衡，全方位发展。

第二，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的民心相通建设良好但不够均衡。柬埔寨和老挝民心相通指数的标准化总评分位于６～８分的区间内，属于“良好型”国家。中国同柬埔寨和老挝都属于传统友好国家，双边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诺罗敦·西哈努克一直是中柬友谊的象征，也成为两国人民心相交的榜样。中老两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这无形中增加了两国民众的认同感与亲切感。老挝是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李克强总理２０１６年９月７日赴老挝出席第十九次中国—东盟（１０＋１）领导人会议，中方此前就透露，中老领导人将就推进新时期合作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因此，中国民众对两国的好感度自然较高。此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柬、中老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已分别达１３个和１４个，有效地加强了双方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受到友好城市关系建设以及民众好感度的拉动，中柬、中老民心相通现状较为良好。但是科研合作水平低、来华旅游人数少、中国网民对柬、老关注度低，各指标之间出现较大偏差，尤其是科教交流成为中柬、中老民心建设中的短板。如表３所示柬、老两国的离散系数分别为０．５１９和０．５１８，远高于新加坡等４国，反映了各个指标的数值波动幅度较大，民心相通建设的不均衡发展。

第三，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民心相通建设有潜力但不均衡。在“一带一路”沿线的６３个国家中，越南和菲律宾的总评分排在４０名开外，与以上６国形成两极分化。作为潜力型国家，友好城市关系建设是中菲、中越关系中的亮点，旅游活动以及科研合作评分不低，也是有潜力重点开发的领域。此外，中国与两国网民的相互关注度在潜力型国家中较高，有可能转化为促进相互了解与理性认知的契机，提升民心相通建设的总体水平。

但是，目前中菲、中越民心相通建设仍然面临多重挑战。虽然越南是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最多的国家（３４个），中国网民对越南的关注度也较高但是对越南的好感度却只有０．１。中菲民心相通现状与越南类似，友好城市关系达２７个，但好感度也只有０．１。如图２所示，民众好感度的曲线在菲律宾和越南处出现严重坍塌，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彼此关注度较高，但由于受到南海领土争端的影响，这种关注度普遍转化为负面情绪，反而导致好感度降低。

第四，中国与缅甸、文莱的民心相通建设有潜力但很不均衡。缅甸与文莱虽都属于潜力型国家，但是民心相通建设的总体水平较低。友好城市关系虽是中缅关系中的唯一亮点，但在东南亚国家中并不突出，除了新加坡和文莱，中缅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数量最少。此外，中缅在科研合作与百万人拥有孔子学院数量两个指标上的得分均为０，即二级指标科教交流处于空白状态。由此可见，中缅民心相通建设很不均衡，其最高离散系数就是力证。文莱由于国家体量小，经济发展水平低，与中国互动关系少，各项指标得分均低。虽然各项指标数值较小，但离散系数衡量的是数值之间的变异程度，不受数值大小的影响，因此文莱的离散系数在东南亚国家中偏高，各项指标的均衡性较差。

第五，中国与东盟国家民心相通建设在各个指标上呈现出梯度递减的特点。为了比较分析８个指标的建设状况，本文对每个指标进行了计算，分别求出了其均值和离散系数，见表４。均值越大，表明该指标整体水平越高；离散系数越小，说明各东盟国家在这个指标上差异性越小。经过测算，中国—东盟民心相通状况呈现以下特点：

１．友好城市数量均值最高，离散系数最低，说明我国国际友好城市建设最为成功，在东盟成员国之间最为均衡，是民心相通建设的成功范例

２．旅游目的地热度均值第二，离散系数次低，说明中国与东盟旅游活动开展水平较高，且较为均衡，是将来可巩固推进的领域

３．网民关注度及民众好感度均值较高，但后者离散系数亦较高，说明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对彼此的关注度普遍较高，好感度差异性较大，是需要重点攻坚的对象；

４．来华旅游人数离散系数较低，但均值不高，说明东南亚国家来华旅游人数普遍不多，是有潜力开发的领域；

５．科研合作与百万人拥有孔子学院数量均值最低，离散系数最高，说明科教交流在东南亚国家中不均衡性最强。一方面，东南亚国家科研水平普遍不高，并且差异较大，导致科研合作水平较低且差异性大；另一方面，百万人拥有孔子学院数量的数值统计受到国家人口以及体量大小的影响较大且数值本身较小，离散程度大，呈现出不均衡性。

4中国—东盟民心相通现状因果分析中国—东盟民心相通总体水平领先于其他区域，但是东盟成员国内部分布极化，且各个指标的表现亦不均衡。究其原因，东盟民心相通呈现上述特点主要受到中国—东盟战略关系升级、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政策沟通顺畅的程度以及各成员国资源禀赋等三个因素的影响。

（一）战略关系升级提升民心相通的水平战略是带有全局性的指导方针，战略关系是涉及从官方到民间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立体化的关系，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为民心相通的发展提供最坚实的后盾。战略关系尤其是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升级可超越单一层面，将双边关系拓展到文化、旅游、科技等各个领域，全面立体地提升民心相通的水平。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民心相通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对带路沿线五个区域６３个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情况进行了综合科学评估和测算。如果按区域计算民心相通的平均得分，东南亚的平均得分最高。如果排除东帝汶，东盟的平均分更高。在民心相通排名的前２０名中，有６个国家都是东盟国家，其中４个是前１０名

东盟民心相通平均指数高于其他区域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的周边战略，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稳定健康的全面发展。中国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与核心地位以及“东盟＋”模式，并且在东亚峰会、ＡＰＥＣ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等框架下开展各领域的合作，双边关系突飞猛进。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日至５日，习近平主席在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２０１５年标志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全面结束的成果文件签订，将更加利于加快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在政策层面，２０１３年以来中国对东盟的外交施策更加注重道义形象、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座谈会上提出“亲诚惠容”的理念，要真诚地同东南亚国家都走动主动塑造亲和与普惠形象。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积德”“行善”政策开始“落地”。在资本领域，中国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２０１４年７月中国推动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修订稿）》正式生效，将清迈倡议多边化资金规模从１２００亿美元翻倍至２４００亿美元，显著提升了周边国家应对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的能力。同年，中国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率先投放５００亿美元，建立４００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支持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建设。在技术领域，中国积极开展与东盟的技术转移和交流活动，以及以高铁为代表的国际产能合作。２０１４年９月，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召开，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等签订了包括共建中泰技术转移中心、中老技术转移中心、共建东南亚移动支付快速通道、共建北斗及地球空间产业示范基地、卫星导航合作、中泰科普合作、农作物科研合作基地建设等１５个项目。此外，中国也通过文化交流层面的互动向东南亚国家传播中国的道义理念，展现中国人民的“亲”与善，如举办中国东盟文化年系列活动及“海丝”跨国公益宣传活动等。

总之，中国—东盟民心相通水平远高于其他区域离不开中国的主动塑造，双边战略关系在近些年的转化与升级。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九次中国—东盟（１０＋１）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２５周年，我们现在开始由成长期走向成熟期。过去的２５年是中国—东盟务实合作硕果累累的２５年，展望未来２５年双方应坚持以“信”为本以“义”为重，以“利”为绳，以“和”为贵。中方愿与东盟国家将人文交流合作打造为继政治安全、经贸合作之后双方关系的第三大支柱。

（二）政策沟通顺畅改善民心相通的质量政策沟通是指国家之间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并且就外交、经济乃至安全政策等进行对话、通气和协调。各国政党及政治家承担着引导、协调与组织政治力量、学者智库、民间组织等各方力量的责任。政策沟通顺畅则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舆论和民意氛围，沟通不畅则可能会导致双边关系紧张，民心浮动。相较于贸易关系等经济手段，政策沟通能够更加直接地影响双边民心相通的质量。

“五通指数”课题组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都进行了评估和测算，图２是东盟十国的五通指数雷达图。如图所示，东盟十国的政策沟通整体状况较好但出现两极分化，菲律宾、文莱、越南、缅甸与中国的政策沟通状况不佳；东盟的设施联通水平总体偏低；贸易畅通水平总体较高，只有文莱较低；资金融通水平非常高，区域内较为均衡；民心相通总体水平较高，但是水平高低分布不均衡。换言之，在“五通”中，东盟国家的设施联通水平普遍低，资金融通水平普遍高，区域内较均衡，只有政策沟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指数波动幅度较大。因此，东盟国家民心相通水平的高低以及均衡性的差异主要受到政策沟通和贸易畅通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民心相通水平出现明显的分层，而且各国均衡程度不一。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民心相通顺畅且均衡，柬埔寨、老挝的民心相通良好但不够均衡，越南、菲律宾的民心相通有潜力但不均衡，缅甸、文莱的民心相通水平一般但很不均衡。在第一组国家中，除新加坡的政策沟通指数略低之外，其他３个国家的政策沟通指数和贸易畅通指数都非常高。此外，在贸易畅通水平大致一致的情况下，政策沟通指数最高的马来西亚民心相通各项分指标均衡性最好。马来西亚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多元包容的政治文化为中马人文及民间交流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第二组的柬埔寨和老挝与中国的贸易畅通水平并不高，但是相较于与其处于同一贸易水平的菲律宾和越南，两国的民心相通指数要高于后者。究其原因，是因为柬、老两国的政策沟通指数非常突出，中柬和中老政策沟通的顺畅强化了双边民众的认同与好感。与柬埔寨和老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菲律宾和越南，二者与中国的贸易畅通指数位于前列。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５年中国与菲律宾双边贸易总额４５６．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７％；而中越双边贸易总额达９５８．１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４．６％，中国连续十二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则是中国在东盟仅次于马来西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菲律宾和越南的政策沟通指数较低，尤其是菲律宾，导致高水平的贸易畅通也无法阻止民心相通指数的下滑。缅甸和文莱各分项指数都不高，政策沟通对于民心相通的影响特点并不明显。

以上分析表明，政策沟通直接影响民心相通的水平和均衡性。尽管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人员往来和民众互动，但其效果有限。９０年代中国与东盟开始互动以来，主打经济牌，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尽管中国外交倡导以“道义驱动”，但还是无法满足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不称霸”的根本期待。越南、菲律宾等国民众对于同中国领土争端的担忧比例一直维持在８０％以上。以菲律宾为例，中菲贸易额近年来持续攀升，中国对菲投资激增，关税壁垒逐步消除，贸易畅通愈加顺畅。但是由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以及美国重返亚太拉菲围华，政治对抗转化为持续高涨的民族情绪，导致民众好感度太低。换言之，一旦涉及国家主权及领土争端等政治敏感问题，经济手段就有失效的风险。

（三）资源禀赋特点影响民心相通的均衡资源禀赋又称要素禀赋，指一国拥有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方面，是贸易理论的概念。本文中的“资源禀赋”泛指国家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人才、技术、土地以及旅游资源等。旅游活动、科教交流以及民间交往等往往基于两国之间旅游资源的相互吸引力、科研水平的互补以及民众互动的需求等。因此，双边资源禀赋的异同性和互补性会影响民心相通各分项指标之间的均衡性。

东盟国家旅游资源丰富且有区域特色，是导致旅游目的地热度指标及中国网民对该国关注度指标水平较高且均衡性强的原因。东南亚国家位于热带地区，多临海，具有独特的区域特色，尤其是热带风光、海滨景色、宗教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对于主要生活在亚热带温带的中国民众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此外，东南亚旅游资源开发程度高，旅游设施完善，已经形成完整系统的产业链。当然，这与中国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更加注重生活质量也有关系。相反，数据表明，东盟国家来华旅游人数普遍不多，也许是因为东南亚旅游资源本身较丰富，且中国旅游资源缺乏特色，对东南亚民众缺乏吸引力。

东盟国家科研水平整体不高，发展水平不均，是导致中国—东盟科教交流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在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发展方面，东盟国家比较落后，大多数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整体实力最强，创新水平处于世界前列，并且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特别是生物医药科学领域获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泰国的科学基础也较好科技发展水平较高，在农业、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颇具特色。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科研水平与泰国处于同一水平。其他国家受到人才、设备以及财力等因素的掣肘，科研水平较低。因此，中国与新加坡的科研合作最为密切，其次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而与其他国家的科研合作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东盟民间交流活动受到旅游活动规模的影响。如表４所示，旅游目的地热度均值第二，中国网民对该国的关注度也较高。为了证明旅游目的地热度与中国网民对该国的关注度之间的相关性，本文计算了东盟十个国家这两个分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为０．８１３，两个指标呈正相关，而且相关程度较高，表明旅游活动带动了中国民众对东盟国家的关注度。同理，东盟国家来华旅游人数普遍较少，该国网民对中国关注度也不如中国对该国的关注度高。经测算，这两组指数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５呈正相关，表明来华旅游规模影响了对中国的关注度。

5改善中国—东盟民心相通状况的建议第一，针对四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因势利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民心相通建设较为顺畅均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只需巩固现有的民间交流合作机制，保持现有的科研合作水平，继续推动双边旅游活动。科研合作、中国网民对其关注度是柬埔寨和老挝的“短板”，中国可通过举办论坛或是交流会等层次不是特别高的活动来加强双边智库与学者的接触与交流，然后再逐步推进科研合作，发表研究成果等。另外，针对关注度不高的问题，可鼓励中国相关影视公司参考电影《泰囧》的模式在柬埔寨和老挝取景，借助大荧幕增加中国民众对两国的了解。菲律宾和越南的民众好感度接近零点，唯有两国政府从战略高度与长远利益出发积极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好感度才有可能改善。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越南，并参加在菲律宾举办的ＡＰＥＣ峰会，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将有利于促进民间交往。此外，双边可利用友好城市关系以及旅游等民心相通中的亮点活动，带动其他领域的合作。对于缅甸，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将为中缅关系发展带来契机，中缅两国智库与学者在该问题上的交流与互动将填补科教交流这一指标的空白。

第二，巩固并壮大旅游交往，重点推动来华旅游活动。旅游与民心相通发展息息相关，不仅是促进人员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的最直接的方式，而且能够直接带动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关注。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九次中国—东盟（１０＋１）领导人会议上也提出，双边人文交流合作应以旅游合作为优先方向，进一步拓展合作内涵，丰富交流形式。目前，东盟成员国旅游目的地热度非常高，但是来华旅游人数较少，从而导致东南亚民众对中国关注度不高。为了将旅游活动做大做强，可采取以下措施：（１）中国—东盟互办旅游年。借助旅游年举办各式各样的旅游宣传节目，邀请旅游业者、旅游媒体以及旅游院校等就双边旅游发展建言献策。（２）进一步推动旅游免签。无论是对华过境还是东盟实现全部免签。（３）开发中国特色的旅游景点。东盟成员国来华旅游人数普遍不多，中国可针对东盟国家游客的需求开发特色旅游线路，吸引东南亚游客来华旅游，进而提升东南亚民众对中国的关注度，提升双边民心相通的整体水平。

第三，推动建立中国—东盟青年论坛机制及多边青年领袖峰会机制，促进青年精英的科研交流。除了新加坡，东盟国家科研水平普遍较低。但是青年学者和青年学生属于新生代力量，有着探索未知敢闯敢干的勇气。通过举办论坛或峰会，可为其提供一个交流观点分享智慧的平台。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２日，第１３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中国广西南宁召开，张高丽副总理在致辞中提出，应用好中国—东盟企业家联合会等平台，进一步发挥中国—东盟青年联谊会等机制作用。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青年人文论坛、教育交流周、“世界青年文明论坛·中马青年儒回交流峰会”等项目也已取得较多成效。由北京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东盟青年峰会将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４日召开，该峰会得到中国—东盟中心的支持，届时将为各国青年搭建一个沟通交流的顶尖平台。此外，针对老挝、柬埔寨、缅甸等科研水平更低的国家，中国政府通过科研援助、技术培训以及教育合作等方式协助其提升科研水平，尤其可以教育合作为优先选项，设立针对这些国家留学生的奖学金，鼓励其青年学生赴华留学。

第四，充分利用友好城市关系的资源，将城市友好转化为民众友好。目前，中国与东盟十国建立友好城市的数量分别为：新加坡１个，马来西亚１１个，泰国３２个，印度尼西亚２１个，老挝１４个，柬埔寨１３个，越南３４个，菲律宾２７个，缅甸７个，文莱１个。但是，友好城市关系的数量与民众好感度并没有成正比，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民众好感度只有０．１虽然马来西亚的友好城市关系只有１１个，但是民众好感度却高达０．７可见，虽然友好城市关系建设在数量上非常成功但是在质量上还有待提高，部分城市友好并没有转化为民众关系友好。对此，有必要对此种现象进行调研，分别找出成功与失败的案例，总结经验和教训，开发成功案例，发挥其模范示范作用。

东南亚研究翟昆 王丽娜：“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东盟民心相通现状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