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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

中国文化及其传播课程论文

鉴真东渡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授课教师 孟长勇

学生姓名 王舒雅

班 级 2014级汉国教

学 号 201420119

鉴真东渡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摘 要:

唐代高僧鉴真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历尽艰辛,东渡弘法,使日本的佛教发生了新的变化,被称之为日本新佛教。本文所论述的即是鉴真东渡的史实及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从中可看出七、八世纪时中日文化交流的盛况。

关键词：

鉴真东渡； 渡海尝试； 文化交流； 东渡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发展到唐代的时候，不仅经济的发展达到了高峰，而且文化的发展也达到了高峰。国势强盛，声威远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唐朝初期，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兄弟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及与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当时的邻近诸国，对唐朝也莫不仰慕，其中最为突出者为日本。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一千多年来，日本人民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华民族一切优秀的东西，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而中华的先进文明，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日本。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仅从佛教方面来看，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流行于日本的佛教，已不再是原版的印度佛教，而是深深打上中华文化烙印的中国化了的日本佛教。

1. 鉴真生平介绍

公元688年，鉴真出生于江苏扬州。唐代扬州，佛教气氛浓厚。良好文化环境使他成为一位视野开阔、胸襟坦荡、志向远大、坚忍不拔的大德名僧。他秉赋聪慧，十四岁就在扬州大云寺削发为僧。当时名震全国的道岸大师云游扬州时发现了他，破格为年仅十八岁的鉴真授戒。后来他游学洛阳、长安，遍访高僧名寺，阅读并抄写了玄奘等人翻译的大批经卷，并协助道岸修建了小雁塔。公元708年在长安实际寺，鉴真师从弘景大师，受具足戒。有关鉴真生平的史料主要是779年淡海三船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以下略称《东征传》）。《东征传》是根据鉴真决意东渡之后，以其弟子著《鉴真传》为原型而写成的。由于《鉴真传》文体散逸，仅存逸文，故《东征传》成为研究鉴真的根本史料。鉴真赴日之后的活动，可以通过《续日本纪》（卷十八——二十四）的记载考察了解。

2．渡海的尝试

当时的日本，佛教虽然被日本统治阶级所利用，但并没有一个集中和统一的规划，不但没有建立制定授戒制度，就连训练和教育僧侣方面，也都是各自为政。为了改变这种现状，733（日本天平五，唐开元二十一）年，日本高僧荣睿与普照肩负起招聘戒律高僧赴日授戒的重任，二人在唐一直逗留了约十年，至742（天平十四，天宝元）年为寻求归国之船而赴长江下流的扬州。在此拜会鉴真，请求赴日传戒。鉴真是当时长江流域一带教授戒律的第一人。他不仅是律宗高僧，而且在文学、艺术、科学方面也具有很深的修养，正是日本合适的人选。《东征传》对鉴真前五次东渡的过程记载如下: 鉴真爽快答应荣睿等的请求，率领弟子21人做各种出航的准备。但第二年出发之际，荣睿等与同行的僧侣之间产生了矛盾，因被诬告为海贼的同伙而被捕，未发而终，第一次东渡失败。在扭转了态势的同年十二月再次出发，但又因恶风遭难，被安置于越州的阿育王寺（第二次）。以越州为中心，鉴真一边频繁开展授戒活动，一边做再次渡航的准备。744年因被不希望鉴真赴日的越州僧侣告发，荣睿被捕，渡航再遇挫折（第三次）。后荣睿被释放后，鉴真取陆路自越州经天台山国清寺赴福州，准备在福州出航。但又因弟子密告而被扣留，护送回扬州（第四次）。748年鉴真又一次做东渡的准备，率领弟子僧14人出航。这次虽然顺利出海，但被风漂至海南岛，第五次东渡失败。其间在海南岛受到当地豪族的款待，之后鉴真巡游各地，返回扬州。但途中荣睿、大弟子祥彦相继去世，普照与鉴真别去，鉴真本人也双目失明。

753（天平胜宝五、天宝十二）年，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再次赴扬州拜访鉴真，请求同船赴日。《东征传》载为:“白大和上云：弟子早知大和上五遍渡海向日本国，将欲传教。今亲奉颜色，顶礼欢喜。弟子等先录大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向日本传戒。主上要令将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为此大和上各亦奏退。愿大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 [1]904鉴真应请，率领弟子僧14人、尼以及优婆塞等共24人分乘四艘遣唐使船。

鉴真六次东渡所经历的失败与苦难，占了《东征传》记述内容的大半。可以想象，这些内容是根据弟子思托等人的记录而写成的。由于当时航海条件的限制，历经千难万险，可谓百无一渡。国内学者多数认为，唐代的扬州，已是国际化的大都市，航海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对此，日本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中村顺韶认为，鉴真前五次东渡并不是搭乘遣唐使的船，而是企图利用中国民间船只。根据《东征传》的记载，第一次东渡失败，是由于船只被误为是海贼的船只，如《东征传》所记载，当时海贼的确很多，但学者认为，海贼活动只频繁出现于民间船只。第二次东渡也是是利用民间船只，第四次东渡的计划不是扬州而是从福州出发。所以这几次出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计划不当而造成的。鉴真一行的前五次虽然没有成功，但在当时自唐乘船赴日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因为在八世纪，东亚的国际商人已经开始跨海贩卖物品。遣唐使的航线并非危险重重。近年，上田雄指出，遣唐使船平安回国的例子很多，8世纪的航海技术并非以往认为的那样充满危险。鉴真东渡时，第二次由于触礁航行失败、第五次漂流到海南岛、第六次漂至冲绳、大使藤原清河乘坐的第一船遇难等，航海困难特别多。认为鉴真传记具有强调唐日间航海困难的一面。

《东征传》文章篇幅虽长，内容丰富，但记述的重点并非赴日后的活动，而是把重点放在了至日前屡次失败的过程上。尤其是第五次失败漂流到海南岛部分的记述，由于三船的文学手笔变得相当精彩。

3．鉴真东渡后的主要工作

754（天平胜宝六）年2月1日鉴真一行抵达难波，4日人平城京，被安置在东大寺。时隔不久，圣武天皇便发下圣旨：“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接着，天皇又授鉴真、义静等八人为“传灯大法师”。这八个人中，除了赴唐国邀请东渡的日本僧人普照外，全部是从扬州随鉴真东渡的中国僧人。众多的研究也表明，在此以前日本也一直推行授戒，当时日本佛教界及当政者深知戒律的重要性。正规授戒需要三师七证，日本就因为缺少高僧，无法实现三师七证授戒仪式，而鉴真一行的到达，为正规授戒提供了条件。

758（天平宝字二）年8月，淳仁天皇即位，下诏表彰鉴真的功绩，为使其专心教授戒律，而尊之为“大和上”，解除了“大僧都”一职，并相继赐宅于鉴真。鉴真建戒律道场于此，命名为“唐律招提”，这就是唐招提寺。关于此年鉴真被解除僧纲一职之事，有人推测当时僧侣中出现了对立。对于鉴真一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对于鉴真开展的授戒制度，也有僧侣认为从前的旧制度更好。此外，上年天皇赐予的一百盯良田，本意是用来补给僧侣供养，但鉴真却以此建造了唐招提寺。对此做法，很多人不满。可见，鉴真东渡传教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日本传播佛教的过程中，由于后来因根本指导思想的不同，和日本原有的旧教团势力发生磨擦，甚至发生公开的冲突，但大体上来说，一切还是顺利的。鉴真凭借他的才智与胸襟，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763年5月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据《东征传》记载，此年春天弟子忍基梦到恩师圆寂时的容貌，遂率众弟子制作了鉴真像。此事是否属实现有疑问，但唐招提寺现存的鉴真坐像无疑正是此像。这是日本最早的肖像雕刻作品。据《东征传》载，鉴真等自海南岛返回时参拜了法泉寺（今广东省南华寺），该寺存有禅宗六世祖惠能（》38）713）的雕像。可见，高僧肖像的制作在中国早已出现了。鉴真的雕像可能也是受到此影响而创作的。之后，日本也开始了肖像雕刻的制作和礼拜。与中国正史不同，日本正史不包括列传，故8世纪以前所创作的个人传记并不多见。

4．鉴真东渡的历史意义

鉴真在佛学传播上的贡献，中日学者对此存在一些细微差别。中国学者认为：在鉴真东渡日本之前，日本佛教界没有大乘佛教，只有小乘佛教。鉴真到达日本之后，他所弘扬的大乘佛法，确实与原有的小乘佛教存在有很大差别。但他的弘法活动，却得到了日本各阶层人民的欢迎和接受，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普度众生情怀，令日本朝野对他十分钦佩，尊称他为“和上”、“大和上”。鉴真在日本十年如一日，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博大胸怀，以努力弘法、普济众生的无私精神，传播盛唐文明，造福日本大众，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被日本人民誉为律宗的开山祖。从此以后，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而日本学者认为：鉴真东渡时所携带的物品，《东征传》有详细记载。自然戒律方面的书较多，所谓的佛经仅列举了《华严经》等5种。鉴真本人携带了多少经卷姑且不提，在此之前的遣唐使回国时就携带了大量的佛经。比如735年回国的僧人就携带了5000多卷佛经。光明皇后发愿抄写《一切经》等写经事业，就是以遣唐使带回的佛经为底本而开展的。但不可否认，中日人民都认为鉴真对日本佛教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为日本佛教文化传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续日本纪·鉴真卒传》说，鉴真能熟背整篇文章，对佛经进行了一一修改。虽然其中不乏夸张的成分，但它勾勒了鉴真一行依照携带的佛经进行校注的情形。

建筑方面，鉴真也为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唐朝长安很早就开始建造佛塔、佛寺。这些文化，也随着遣唐留学僧传到了日本。日本天皇也仿唐建国分寺。这时，鉴真从扬州带去的许多艺人匠师便发挥了很大作用。鉴真到日本不久，带领工匠与日本僧众团结合作，建造了戒坛院、唐禅院和唐招提寺。他们高超的建筑、塑像、雕刻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给日本留下了一批艺术珍宝。唐招提寺的许多殿宇、佛像都被列为日本国宝。思托和中日工匠们用扬州干漆工艺，为鉴真塑造的坐像，成为日本雕塑艺术的范本，千百年来，一直视为国宝，珍藏在唐招提寺御影堂内。鉴真和工匠们的这些活动，使中国的造寺建塔塑像等技艺在日本得以流传。日本平城京当时是模仿唐都长安的市制修建的，并迁建了兴福寺、元兴寺、药师寺等大寺院。

鉴真的故乡，扬州历史上不乏医林高手。时至唐代，扬州又成为中外药材的集散地。鉴真东渡前，就在长安向宫廷太医学习医术，回扬州又广为应用，救济贫病。他的医药知识和医疗技能，是远近知名的。他在医药方面有两大特长，一是药物辨别和炮制：二是搜集药方。鉴真东渡日本就为之带去了许多药材和药方。如第二次、第四次东渡就带了麝香、青木香、等六百余斤，带了毕钵、胡椒、石蜜五百余斤，还有蜂蜜十斛。他在日本辟药草园，为民众治病。他著有《鉴上人秘方》一书，在日本《皇国名医传》、《医心方》等书中，都提到鉴真的医学著作。有的药方至今还在民间流传，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中还藏有鉴真当年带去的药物。德川时期以前，日本药袋上都贴有鉴真像，否则就不是灵药。日本医道把鉴真奉为医药始祖。

除此之外，鉴真还从扬州带去了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字帖五十余帖，大大推动了当时日本佛教和民间风行的“王体”书法。孝谦女皇题的《唐招提寺》匾额就是王体，至今日本朝廷还珍藏着鉴真带去的王羲之字帖。扬州大明寺方丈能修访问日本，就亲眼见到了鉴真献给天皇的王羲之字帖。

综上所述，鉴真赴日的目的是作为传戒师传授正规的戒律,其最大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日本佛教由此整肃了威仪,作为国家佛教得以完备。由于鉴真的东渡弘法，日本的佛教才面貌一新，被后世称之为日本新佛教。 鉴真东渡对人类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由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可以看出，唐代的佛教对日本的佛教影响是多么的重大。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所说:“旧本的中古制度，一向被认为是日本固有的，然一翻开唐史，却发现有好多完全是模仿唐制的。”的确，佛佛教虽起源于印度，但传到日本的佛教，却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并融人了许多中国的传统思想。传到日本后的佛家经典用汉文，就连佛寺上的建筑、工艺、绘画、音乐等，也都是唐风化了的产物。从更广阔的时空考察，鉴真大师在谱写这一壮丽诗篇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传播文化、何惜生命的献身精神，坚定信念、一诺千金地执着精神，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突破俗念、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努力弘法、普济众生的无私精神是最为珍贵和永垂不朽的。

参考文献

[1] [日]淡海三船. 唐大和上东征传[M]．日本，779 .

[2] 孙蔚民.鉴真和尚东渡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3] [日]中村顺昭. 鉴真东渡及其影响[J]．唐都学刊，2007, 23（6）.

[4] 孙晓钢. 鉴真与佛教文化的传播[J]．广角文化，2003, （11）.

[5] 许凤仪. 唐代扬州的繁华对鉴真东渡文化传播的深远影响[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 22（6）.

时 间 2014年6月5日

鉴真东渡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