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研究综述

摘 要:现阶段，广大学者对刘仁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进展，本文从研究刘仁静的几个重要问题,如：刘仁静为什么能成为中共“一大”代表，建党时期刘仁静的思想，刘仁静离开团中央的原因等问题进行综述，以期可以在看到研究刘仁静所取得成绩的同时，发现所面临的问题，并希望得以重视和解决。

关键词:刘仁静; 研究 ;综述

刘仁静作为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他不仅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迅猛兴起，并亲历了中国共产党在祖国大地上开花结果，而且他还时刻走在潮流的前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共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后来偏离了人生的正确航道离初衷越来越远，最终选择离开党组织，但刘仁静的一生仍旧有很多值得大家推崇的地方，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转型，人们对刘仁静的关注也不断增多，许多学者都开始尝试研究这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本文将学者的一些研究进行综述以纪念这位中共“一大”代表诞辰110周年。

一、刘仁静为什么能成为中共“一大”代表

郑惠、张静如、孟昭康以及苗体君等学者一致认为刘仁静之所以能成为中共“一大”代表和刘仁静自身文化积淀和当时的历史的背景不无关联。中共“一大”召开之时五四运动的热烈反响还未消退，而刘仁静绝对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在整个斗争中展现了昂扬的革命热情，拥有慷慨赴国难不惜入狱且节气甚高的豪情。张国焘在写回忆录时就曾写道：“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刘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在五四学生历次运动中，刘仁静都冲在最前面，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李大钊就夸刘仁静“小小年纪肯奋斗”。

另外刘仁静在北大也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曾与张国焘、邓中夏一起被誉为“北大三杰”，在北大读书期间，“ 刘仁静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其间，刘仁静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正是因为刘仁静拥有较好的英文功底，同时又有一股子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热情，认准了方向就勇往直前，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据悉当时刘仁静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在图书馆看马列专著上，正好李大钊也需要像刘仁静这样的热血青年为其宣传马克思主义，所以李大钊也是全力支持刘仁静专供马克思主义，并把刘仁静作为自己的爱徒加以培养照顾，现在北大博物馆还有李大钊为刘仁静担保垫学费的证明足见刘仁静当时在他心中的地位，就这样刘仁静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刻苦钻研之中掌握了较高的理论知识，逢人便宣传马克思主义，滔滔不绝的说教也为他赢得了“小马克思”和“书呆子”的美称。正是由于他这一与众不同的才能，“他能更好地通过马克思的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实例，去反映他们所急于革命的共同心理要求。正是这种思想上的敏锐与学习中的自觉，弥补了他能力上的缺陷，使他跻身于‘三杰’，被选为‘一大’代表。”除此，郑惠、张静如以及苗体君等学者认为刘仁静之所以能成为中共“一大”代表除以上原因外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郑惠、张静如的著作中曾经引用了刘仁静的原话“我依稀记得，那一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还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正当这个代表。”，再加上当时大家都较谦虚，都以工作繁忙为由辞谢，所以最后也是机缘巧合这位代表最终落在刘仁静身上。

总之，刘仁静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是历史的选择，不论主观自身刻苦努力的原因，还是外在革命蓄积待发的客观原因，他能出席一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以及选择革命道路的坚定立场。

二、建党时期刘仁静的思想

刘威立、孟昭康学者认为刘仁静在建党时期还算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同时，也送来了无政府主义等很多流派的思想，刘仁静自己也承认当时面对纷繁复杂的思想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有的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的相信无政府主义，其实，在当时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是从杂志上看了一些宣传品，认为有道理，合乎自己胃口，以后看见别的主张更好，有的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张。”，不过由于刘仁静年龄小，又好学，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而且能很快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目标，由于其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专著，最终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占得先机，并且很快摒弃了之前残存在脑中其他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传播者，并且还与无政府代表进行辩论，刘仁静就曾与他的挚友恽代英——一位忠诚的无政府主义信徒通过书信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当时被人们广为热议。“应该说，在中国普遍对马克思的革命学说知之不多闻之不详的时期，在许多革命青年未过外文关一时也难获真知的情况下，年轻的刘仁静是走在运动前列的，……他那纯真赤诚又不免幼稚肤浅的求知形象恰可视为中国人民艰苦寻求救国真理的缩影。”，1920年刘仁静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入会期间刘仁静不仅埋头苦读马列著作，还热情的到处宣传自己的所获，并且还登台演讲过，尽管理论掌握的还很肤浅，但是仍旧可以看出刘仁静当时的革命斗志和信念是坚定而远大的。之后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更是屡屡与无政府主义人士辩论，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也为之后建党留下火种，共产党的诞生已为之不远矣。

三、刘仁静离开团中央的原因

苗体君、张静如等学者曾研究刘仁静离开团中央的谜团，他们认为刘仁静之所以离开团中央与施存统不无关联，因为当时刘仁静与施存统围绕“是开展学生运动还是开展工人运动”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上唇枪舌剑，各不服输，双方的火气也都越来越大，渐渐成为以两人为代表的激烈论战了，尽管这场论战并无大的建树，可是因为这场论战刘仁静被熟知，在提前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这无疑更加大了施存统的不满，两人的恩怨就此结下，施存统曾任过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于是就利用自己当时的势力拉刘仁静下台，他抓住时机以中央文件“中央委员不属于所驻之地方，地方及区委员不属地方支部”大做文章，在施存统的鼓噪下，上海团地委也相应向中央提出异议，并向各地团组织发出公函，“要求各地方联合请中央取消该十二号通告，否则请召集全国临时大会解决”。团中央经过考虑撤回了之前发出的通告。好在这场风波总算过去，但是在刘仁静的心理却留下阴影，他性格执拗，心理藏不住话，也就受不来气，他认为是施存统故意刁难他让他难堪，让他在团中央威信扫地，今后团工作已无法开展，所以负气的向团中央提出辞职，团中央再三劝解未果，刘仁静执意离开，但团中央不批，刘仁静就以请病假为由不来，最终以参加北大毕业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

总之，刘仁静退团的原因与自身的性格有关，早在青年时代熟知他的挚友恽代英就曾提到：“惜气不重，未能极意委曲以事天下。”“惟多争气，虽失不全在养初，然事不贵争，争气恐为将来之累……”。足见刘仁静性格上的缺陷对他革命道路的影响，当然社会制度的不完善，以及中共还是刚刚建立，一起都还在摸索探寻之中，仍有不完善之处，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原因。

四、脱党的真相

刘仁静人生的转折是从他信奉无政府主义成为托洛斯基的铁杆信徒开始的，而他离开党组织则成为他曲折人生的一个重要印记。

郑惠、张静如和刘威立学者认为刘仁静最终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因为在苏联期间他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造成的，当时国内正爆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刘仁静却身在异乡苏联。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我远离革命现场，无法根据实际革命经验去分析，而只能通过苏共党内的激烈斗争去认识问题；另一方面，我毕竟长期在中央工作，了解许多情况，在思想上不可能不顾我亲历的实际而贸然接受一种现成的说法；……。换句话说，当时我恰恰处在没有正确总结的条件、只有自由思考的条件的特殊情况下，使我的一系列主观因素，……使我把错综复杂的斗争简化，……终于偏离正确的思想轨道，倾向托派了。”

刘仁静态度的转变是从对斯大林的不满开始的，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传到苏联时，苏联党内也顿时炸开了锅，各派都争论不休，斯大林在谈到中国革命失败原因时一味把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而且言语中还带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蔑视，这让刘仁静很是不满，他认为不应该把责任全部推卸给中国的领导人，这与共产国际的指导也是密切相关的，当时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一切决定权都在共产国际，中国的大小革命都有苏联派来的代表进行指导，革命的失败与他们的决策也是由一定关系的，而斯大林却完全不检讨自己让刘仁静开始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开始动摇。

真正让刘仁静倒向托派的事件是他参加完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开始的，当时会议的真实想法是联合国民党左派，可以让蒋介石去革命打胜仗，同时发动农民运动号召他们起来革命建立政权，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因为会议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自然也就没有着重讨论蒋介石是否叛变以及如何利用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展开斗争，然而斯大林就抓住这一点不放，认为已经提醒中共要警惕蒋介石叛变，只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引起重视为由推卸责任，这让刘仁静对斯大林彻底绝望，而正在这时，托洛斯基的很多观点都是反对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的，正好“安抚”了刘仁静的心，刘仁静就像当初信奉马克思主义一样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无政府主义。回国后大肆宣传托派思想，还试图不断拉拢其他共产党，以及彻底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并且不听取中共意见，最终被开除党籍，人生之路就此改写。

五、如何正确评判刘仁静

郑惠、张静如以及刘威立学者认为应该把刘仁静的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参加革命期、误入歧途期、改过自新期。所以对刘仁静应该客观的评价，他的人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映射，每个阶段都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特点以及他自身心路历程的变化，所以还原历史才是对刘仁静最公正的评价。

参加革命期：从刘仁静在北大期间一直到1926年他转向托派开始，这期间可以视为他的革命期，这段时间的刘仁静是为热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是一位斗志昂扬的爱国者，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热情宣扬马克思主义，勇敢无惧的与无政府主义辩论思想，毅然决然的信奉马克思主义，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无疑是他这一生最光荣的事情，到晚年刘仁静回忆起来仍不免洋洋自得起来，毕竟这时的刘仁静为中共的创建做出过贡献，而且将永远被世人铭记。这期间的刘仁静是幸运的，小小年纪就在中央崭露头角，也许就是因为少年得志才让他在今后的道路上多了几分狂妄，少了几分自省。

误入歧途期：这期间的刘仁静可以说是他人生的“污点”，因为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坚决的离开党，放肆的攻击党，在托派形成初期起了重要作用，是作为托派的代表人物而自居的，之后自立门户，走自己的路，被称为“纯粹取消派”，本着自己独特的逻辑沿着托派的共有逻辑发展，主张经济复兴，利用经济复兴组织工人运动。想套用西方模式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很显然这与中国的具体情况是背道而驰的，不过刘仁静以托派为信仰，对西方的革命思想顶礼膜拜的同时，对中国的革命思想并不完全是“谩骂”，他只是不相信在农村革命会成功，只是对共产党的理论不赞成，但并没有蓄意攻击，他就曾写道：“国民党今日自己也承认学生为‘共党领导’，它明日亦将承认工人运动为‘共党领导’的，共产党将不仅在江西等地的苏维埃区域，而且得到南京政府的四围，如在其前后左右，共党竟愈来愈多，剿不胜剿。……民众会问自己说，还有什么势力比衰朽的国民党更坏呢？他们不感到共党是洪水猛兽，而只觉得……为何不能让共党来试试呢？”这说明刘仁静复杂的心理特点，难怪《中国托派史》会称刘仁静为“参与创建中共和托派的怪人”，足见刘仁静在作为托派代表为自己抹黑的同时，内心深处依旧对党还有一定程度的认可。

改过自新期：建国以后刘仁静最终悔改认错，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仁静的认错声明，其态度诚恳，尽管理论上有所保留，但思想上还是愿意挖掘自己的，不过正值解放初期刘仁静还是被定罪为“ 托匪” 、“ 反革命” 、“反党” ，之后的生活就在写检查和问话中继续，“ 文化大革命”时期又遭殃，虽不判刑，却遭囚禁。 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获自由。

总之，评价刘仁静应该全面深度的挖掘他，因为他的人生复杂，他的每一个阶段都折射了当时的历史，历史塑造了刘仁静，刘仁静也充实着历史，他的人生或红或黑，复杂而又具有争议，所以不能单一的给他定性，应做到历史的具体的客观而公正的去评价。

六、刘仁静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关于研究刘仁静的学者各抒己见，近年来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仍旧存在着很多问题与不足。

首先，关于研究刘仁静的著作，文章少之甚少，尤其是第一手材料寥寥无几，这对后人了解研究刘仁静会带来不便。其次，关于刘仁静的一些问题学术界还未达成一致意见，如：刘仁静属于复杂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以及功过的定论。最后关于刘仁静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如：刘仁静与中共“一大”代表的关系，刘仁静的家庭以及刘仁静与共产党小组的建立，另外，目前学术界对刘仁静的研究只局限于对历史的还原和评论，还未做到用来服务现实，这值得学者们重视起来，继续扩大领域以求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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