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第一节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

一、文学史和文学史学

1、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的发展和变迁，并作了许多论述。这些论述。这些论述散见于史书、目录学著作、诗文评论、文学总集或选集的作家小传中；在一些序跋、体积及其他文章中也有所涉及。

史家记述：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为屈原、贾谊立传，涉及宋玉、唐勒、景差等屈原之后贾谊之前辞赋家，文学发展过程初步描述。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史记》前史官之文发展过程追述；

齐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南朝宋以前诗歌发展历程，关于诗歌史比较详细论述。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始创《文苑传》，将22位文学上有成就的人的传记合在一起，按时代先后排列，提供文学发展线索。

目录学著作：

斑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撰成《汉书•艺文志》，其《诗赋略论》对诗赋发展有初步的描述。

此后，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大都继承《汉书•艺文志》传统，在著录书目的同时考辨源流。(清)幻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算是这类书中的集大成者。

在诗文评方面：

(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以下20篇论及文体形成过程，《时序》等篇也有关于文学发展论述。

(梁)钟嵘的《诗品序》，文学发展详细论述。

郑玄《诗谱序》追述诗歌起源，历数周文、武、成王以至懿、夷、厉、幽王时政治变迁与诗歌关系，政治角度对诗歌发展描述。

(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文体流变角度，论述文学发展。

白居易《与元九书》，《诗》、《骚》以来诗歌发展历程作总结。

李清照的《词论》追述了词的发展概况。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为398位唐代诗人作传，间有评论，从中可以看 出唐诗发展的因革流变。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汉魏六朝文学发展脉络。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对明代诗人一千六百余家作了评述。

《全唐诗》，为唐代诗人作简介，可看到唐代诗歌发展线索。

2、中国文学史著作：

20世纪初出现，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编写的讲义《中国文学史》为具有代表性的滥觞之作。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分别代表了20年代、30年代、四五十年代、60年代文学史著作所能达到的成就。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分体文学史最早、最有影响著作。

二、文学史的内容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

1、 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2、 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历史。文学研究的最外围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包括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等。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作品，这才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

3、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文学理论是知道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是文学创作完成以后在读者中的反应。文学的发展史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共同推进的历史。

4、 与创作密切相关的而还有文学传媒

总之，文学创作时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另一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及其两翼。

三、文学史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寻译“史”的规律，而不满足与事实的罗列，也要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文学史的存在是客观的，描述文学史应当力求接近文学史的实际。

四、其他因素对文学影响：

1、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之简练跟书写繁难有关系；

2、唐宋词的演唱方式对创作的影响；

3、印刷术发明以后大量文献得以广泛而长久流传，这对宋代作家学者化，进而对宋诗以才学为诗特点形成有重要影响；

4、宋元说话艺术对小说创作影响，宋元戏曲演出方式对剧本创作影响。

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演进

一、文学演进的内部因素。

(一)首先文学发展的不平衡：

1、文体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各种文体形成和成熟的时代不同；另一方面，各种文体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其过程的长短也不同。

2、朝代的不平衡。

3、地域的不平衡。一是不同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

(二)相反相成的因素。

1、俗与雅的相互影响、转变和推动

2、各种文体(诗者缘情，赋者体物；诗不忌简，赋不厌繁；诗之妙在内敛，赋之妙在铺陈；诗之用在寄兴，赋之用在炫博)；

3、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和碰撞；

4、文与道的离合。

二、文学演进的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民族的矛盾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等。

第三节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一、三古、七段划分如下：(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

1、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第二段：秦汉

2、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3中叶(正德末)

3、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二、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九个方面：

1、创作主体的发展变化；

2、作品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

3、文学体裁的发展变化；

4、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

5、艺术表现的发展变化；

6、文学流派的发展变化；

7、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

8、文学传媒的发展变化；

9、接受对象的发展变化。

三、三古七段划分的着眼点

三古七段是综合考察了文学本身九个方面的因素。并参照社会条件而作出的划分。

(一)上古期  (先秦、秦汉)。

1、总体特征：

中国文学各种体裁的孕育期

中国文学思想基础的孕育期

以儒道两家为主的中国文学思潮的形成期，儒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已经形成。

士大夫作为创作主体和接受对象，以及文字作为传播的主要媒介格局的奠定期。

2、阶段特征

[1] 第一段先秦文学。

第一， 文学的创作主体由群体到个体；史从巫中分化出专门从事人事记录

第二， 士兴起活跃；第三，先秦文学的形态，文史哲不分，诗乐舞结合。

[2] 秦汉文学属于上古期的第二段。

第一，创作主体处境变化，士聚集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以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为己任。第二，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波与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的，凝重板滞的风格，四言诗僵化，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歌兴盛，酝酿出五七言体。

(二)中古期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朝中叶)

1、总体特征

(1)这时开始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并在南北朝完成了这个自觉地进程。

(2)文学语言古奥到浅近；

(3)诗、词、曲三种重要文学体裁的鼎盛期；

(4)文言小说魏晋南北朝初具规模，唐代成熟，白话短篇小说宋元两代繁荣，白话长篇小说元末明初出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

(5)出现印刷出版、讲唱、舞台表演等传媒；

(6)创作主体和对象，包括宫廷、士林、乡村、市井等各个方面。

2、 阶段特征

A. 第一段魏晋到唐中叶。

魏晋到唐中叶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

第一、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第二、文向诗靠拢，出现诗化的骈文；第三、赋向诗靠拢，出现骈赋。第四、从“三曹”、七子，进过陶渊明、谢灵运、庾信、“四杰”、陈子昂，到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杜甫，诗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杜甫承前启后。第五、“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两个诗歌范式确立；第六、文学创作个性化；第七、宫廷核心作用，形成文学集团并相互切磋，提高文学技巧；第八、玄学佛学渗入文学。玄学真和自然，佛教真与空、心性、境界的观念，文学观念多样化。

B. 第二段是唐中叶开始，“安史之乱”起，南宋灭亡止。

(1)韩、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学语言和文体改革，宋代欧阳修等完成改革；

(2)诗歌到宋寻到新路。就宋诗与唐中叶以后诗歌延续性而言：中晚唐始，重日常生活描写，相关人文意象增多，宋代已成风气；

(3)由杜、白开创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及忧患意识，晚唐减弱，宋代加强；

(4)宋诗人学者身份合一，议论成分增加，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

(5)唐中叶后曲子词兴盛，经温、李等之手，成为宋文学代表；

(6)唐中叶后传奇兴盛，标志中国小说进入成熟阶段；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说”兴起，宋代“说话”的兴盛，标志文学新发展。

C. 第三段元代到明中叶。

(1)元代始叙事文学占主导，表现为：

文学对象从案头读者转向勾栏瓦舍听众；

传媒除纸上读物，还有说唱、扮演；

元文学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以大都为中心的杂剧与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戏；

明传奇对元曲继承与发展；

元末明初出现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长篇白话小说。

(三)近古期 　(明嘉靖后、五四前。)

A. 总体特征：

(1)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学创作商品化；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趣味发生变化；

(2)王学左派影响，创作主体个性；肯定情欲；理学禁欲主义冲击；

(3)小说最富生命力。

B. 阶段特征

1、嘉靖初到鸦片战争是近古期第一段。

1) 文学集团和派别大量涌现及论争。

2) 诗文方面公安、竟陵、神韵、格调、性灵、桐城派主张和实践；

3) 词方面有阳羡、浙西、常州词派主张和实践；

4) 戏曲方面有“临川派”和“吴江派”两大群体论争。

5) 白话长篇小说方面，吴承恩的《西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是这个阶段的巅峰之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

2、第二段从鸦片战争开始。

1)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路同时寻求到新文学灵感；

2)文学创作发生变化。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成为文学的基调。文学被视为社会改良工具，小说地位得到肯定；外国译作逐渐增多，文学叙事技巧更新；报刊媒体出现，写作方法变化，出现报刊文体。

近古期终结，在“五四”运动 爆发的1919年。

四、三古七段和朝代分期双视角

三古七段是人们处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朝代分期是另一种视角，将二者结合弃疗，处理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可以使之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因此，三古七段说更全面的表述是三古七段双视角。

第一编 先秦文学

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初创时期，是上古期第一段。先秦文学尚未从浑沌一体的文化形态中分离，其特征与这时文化形态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源头

一、 远古歌谣和神话，我们称之为传说时期文学。

例：据说是神农时代《蜡辞》(《礼记·郊特牲》)大约是农事祭歌；传说尧舜时《击壤歌》、《南风歌》等，是后人伪托；韵语可能是原始歌谣遗留。如《吴越春秋》载《弹歌》，反映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已具韵律，显是古老歌谣。《吕氏春秋·音初篇》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候人兮猗”，是夏代诗歌遗文。

二、 文字产生后，脱离传说时期。

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是所知最古文字。甲骨文代表商代晚期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卜辞文句简朴形式单一，仅有少量记事文字，但其产生具重大历史文化意义，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三、 诗歌最初与乐、舞结合。

《吕氏春秋·古乐》载八阕，内容从题目看，“载民”歌唱始祖；“玄鸟”即燕子，可能是本部落图腾；“遂草木”歌唱草木茂盛；“奋五谷”歌唱五谷生长；“敬天常”遵循自然法则；“达帝功”以下反映宗教信仰。《尚书·益稷》载帝舜时《大韶》。《诗经》作品都是乐歌。约在春秋后，诗歌分化独立，向意义和节奏韵律方向发展。

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形态

● 先秦时期文学的形态

一、先秦文学非纯文学，先秦文化呈现综合形态。表现为：

1、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哲学著作，史、哲学著作也有文学意味。

2、殷周之际，中国文化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萌芽于商代的“德”的观念，在周发展，形成敬德保民思想。

3、春秋战国时，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关注社会政治、讨论治国之道的诸子说理散文成熟，表现鲜明个性，浓郁情感，丰富形象，具较强文学性。

4、先秦文献往往体现出文史哲综合与一体的特征

、《左传》《国语》《战国猜测》等历史散文，奠定了我国叙事文学得到传统，

、大多数说理散文不是抽象地进行哲学思辨或枯燥地讨论政治、人生问题，而是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和浓郁的情感，同时具有丰富的形象，文学价值很高。

5、先秦诗歌：宗教颂赞祷祝诗—政治叙事诗—言志抒情诗。

二、楚地文学。

铁器最早，间接促进战国楚文化发展。屈原说：“惜诵以致愍矣，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在楚地民风、民俗、及民间曲调基础上，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王逸《离骚经序》)，借鉴《诗经》艺术精神和手法，作出琦玮瑰丽诗篇。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

三、模糊性、争议性。

有些非一时一人作，传承中可能有损益，师说和后学说可能混杂、增删；秦火后，多为汉人重新编定，难免有讹误。汉代传授先秦经典学派很多，产生很多异说，模糊了先秦文学本来面貌。

第三节 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文化承担者身份、地位发生变化。

一、夏商代和西周初，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主要承担者是巫觋，出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是主要文学作品。上古巫史不分，史也具宗教性。史官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锡命、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

二、春秋以后，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人事受到重视，史官发展了人事方面的而职能，并从原始宗教中脱离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史长于记人事、观天象、悉旧典。

《商书》中的《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诸篇，是史家最早的散文创作。史官世代传业，儒家所传经书，多为其旧藏典籍，其文辞可分质朴与文采两类：所记录的，如《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都是朝廷的诰誓，辞风质朴，不加文饰；自作的，如《周书》中的《洪范》、《顾命》等篇，条理细密、文思清晰。

三、西周时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官学内容，据《周礼·地官》载六艺：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贵族是西周、春秋文学主要创作者；同时也有民间歌谣，作者大都平民。

四、春秋战国时，文化知识转移到士(贵族和庶人之间的阶层)。

第四节 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先秦文学大致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一、原始文化和夏商文化。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即贯通夏商文化某些相同的制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都以原始宗教为主。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而夏商文化与此时的原始宗教紧密联系。

（一） 诗歌。

传说南音起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东音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夏商时代已有较完整的诗歌出现。如夏启时的《九歌》，与祭天活动有关，应该是祭祀歌谣；商代如《诗经·商颂》五篇，歌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用于祭祀；商代韵文还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辞。诗歌内容或怨上刺世、申诉痛苦，或抒发爱情、歌咏劳动，运用象征、比兴、白描、叠咏等手法，用韵参差多样，古代诗歌萌芽状态特点。

（二） 散文。

巫史文化昌盛促进散文发展。商代的《商书》中《盘庚》是记录盘康迁都于殷时发表的训辞，文字古奥，是商人作品。

二、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

(一)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克己复礼”，巫术宗教文化被礼乐文化取代，自西周始中国进入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

“礼乐”精神实质是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而这些“礼乐”概念又是从前代原始巫祭文化，尤其是巫祭仪式中发展出来，目的在于维护等级制度，它的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政治伦理观念。周代文化改革家们通过“神道设教”法，完成理性文化对原始文化突破。

(二)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史官文化”因此成熟。《周书》“诰”、“誓”以文献形式，记录周初征服商人历史，反映周初社会关系和政治理想；鲁之《春秋》经孔子修订，基本精神是“道名分”(《庄子·天下》)，即讲社会伦理秩序，并通过对历史事实选择以寓褒贬，寄托社会理想；《左传》和《国语》继承发扬了《春秋》现实精神和表现手法，倡导儒家敬德崇礼、尊王攘夷、固本保民等思想。《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顶峰之作，把中国叙事文推向成熟，开《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散文之先河。《国语》记言为主，言辞典雅、精练，并通过人物语言描绘情节和人物形象。

(三)说理散文出现《论语》、《墨子》和韵散结合的《老子》。

《论语》是对孔子言行记录，是先秦礼乐德治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表达了孔子对现实关怀，它所昭示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立场，倡导一种平等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发展了文章逻辑性，文风朴实无华；《老子》见于社会混乱和罪恶，提出“无为而治”社会政治理想，表达对现实的反省和批判，导致道家成立。

(四)周代文学精神和风格体现为和谐、典雅，婉而多讽特征。

如《春秋》、《左传》等“书法”；《诗经》以“比兴”为主要艺术手段，加以复沓叠唱的结构形式，造成含而不露、回环往复效果。

三、战国时“百家争鸣”局面。

西汉初，司马谈曾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刘歆于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这些学派从不同出发点，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问题。就其影响言，以道家庄周、儒家孟轲与荀卿、法家韩非及纵横家最为重要。特点：

(一)立足现实，着眼现实，对社会现实深刻认识与尖锐批判。

(二)自觉创作精神，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风尚，表现出强烈个性和激情。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庄子。

(三)文学风格百花齐放。

１、原因：诸子生活经历、文化教养、所处具体环境、政治观点、文学观念不同。

２、表现：

(1)庄子运用“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其文章充满奇思逸想，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让人们“得意忘言”，自觉运用言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与意之域”(《庄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

(2)孟子道义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人格力量，极具气势。《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比喻生动，文风至大至刚，饶有韵味；

(3)《荀子》有辩才，述理密，善譬喻，长铺排，郭沫若以“浑厚”二字概括其风格；

(4)纵横家充分运用夸张、排比、寓言、用韵等各种文学手法，务使其语言具煽动性。《战国策》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方；

(5)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对现实政治有深刻认识，所论“势”、 “法”、“术”，显示功利主义倾向。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入木三分，淋漓酣畅；

(6)屈赋以参差错落句式，奇伟瑰丽词藻，丰富奔放想象，表现屈原美好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

四、先秦时期的的文学思想

先秦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璀璨的诗文作品上，也体现在那些散见于作品中的文学观念和思想上

1、 文学的目的和功用

1)文学的目的和功用问题，是文学的基本问题

2)内心的情感和价值的表达需要，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之源

3)春秋以前的使人们已经有了借文学以抒情的思想，有了较为明确的创作动机。

2、 尚质的文学倾向

墨家尚质，在生活层面主张简朴，在文学上也极力推崇简约、实用的表达方式。墨子担心在游说过程中君主只陶醉与文辞，而忽略游说者的真正意图，所以反对华丽的言辞。着对后世文学尚质之风产生一定的影响。

3、 “兴观群怨”的文学主张

孔子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道德功能。他提出“兴、观、群、怨”说，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实现这一文学主张的具体途径。

(1)、“兴”是指通过文学形象唤起或传达一种社会性的情感， 使读者领会某种普通的真理，最终达到感化教育的目的。

(2)“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儒家认定，诗歌一方面可以提供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提供对诗人伦理修养的认识

(3)“群”是使人达到一种社会认同感。诗歌和音乐一样，应该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凝聚点，应该反映共同体的情感。

(4)“怨”为“刺上政也”。诗歌可以表达诗人的恩怨之情，这种情感往往是指对不良政治的揭露和批判，以及维护理想政治信念的勇气。

“兴观群怨”的文学主张，可看做是儒家的文学纲领，更强调文学的感悟功用、认识功用、教育功用和批判功用。

4、 自然朴素的文学追求

(1)道家认为天地自然不但隐含着至上的真理，同时也显现了“大美”，通过自然的“大美”以获取“万物之理”，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意义所在。

(2)道家认为文学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对自然的领悟和回归已达成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充分享受生命的快乐。

(3)道家推崇人的自然性情，认为只有真性情才有真价值

(4)道家将“平淡”看做是自然性情的极致

(5)自然的另一层含义是老子的“大巧若拙”，认为艺术创造的极致是要在外在形式上达到不露人工的痕迹，要显出“天然朴素”的风格。因此，淡泊宁静的情思要求着平淡的形式，朴素自然的文学风格才能和自然无为的精神相协调。

第一章 上古神话

第一节 中国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一、关于神话：

(一)定义：以故事形式表现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二)特点：

1、以神为主人公，他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

2、情节：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

3、意义：对自然或社会现象解释，表达征服自然、变革社会愿望。

(三)产生条件：

1、可凭语言表达感情和对自然和社会领悟时。

2、对自然界，产生神秘和敬畏感情，幻想出超自然神灵和魔力，自然被神化。

(四)目的意义：

1、为保持社会习俗及社会制度意义和合理性，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具有重大意义。

2、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精神纽带。

3、在劳动和生活中，积聚多而强烈情绪体验，神话故事可使难以理解的现实呈现出戏剧性属性，在对世界假想性的把握中宣泄不安情绪。

二、文献记载

(1)《山海经》等书中记载比较集中外，

(2)其余散见于经、史、子、集各类书中

《诗经》中的《商颂 玄鸟》《大雅 生民》等篇

《楚辞》中保留的神话材料较多，尤其是《天问》

《左传》《国语》《逸周书》等史书中也可以看出神话的蛛丝马迹

《庄子》在先秦诸子中援引神话最多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保存了不少神话。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保留在《淮南子》

三、《山海经》

(一)地位：最有神话学价值，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

(二)概说：

1、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间，由不同时代巫觋、方士据流传材料编选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

2、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含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等方面资料。

(三)神多于神话；有大量对山神形貌描述，往往是奇形怪状动物，或兼有人和动物形体特征，或含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海经、大荒经神话色彩最浓；虽是片断，不少故事已具清晰轮廓，有的甚至可得到完整故事和形象。

第二节 中国神话及其蕴涵的民族精神

一、内容：

(一)创世神话

1、代表作：盘古故事，保留在《艺文类聚》

2、意义：

(1)宇宙卵生神话对阴阳太极观念有重要影响；

(2)宇宙生成的人格化、意志化过程反映对人类自身力量的信念；

(3)暗喻人和自然对应关系；

(4)表明了先民对宇宙等自然现象积极探索的精神。

(二)始祖神话：

1、代表作：女娲故事。《淮南子 览冥训》和《太平御览》中都有相关记载。

2、意义：

(1)虚构人类产生；试图阐释社会地位差别的原因；

(2)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反映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也对女性社会地位认可；塑造有奇异神通、慈爱、勤劳妇女形象。

(3)各部族有自己始祖神话(如：《诗经 大雅 生民》商始祖契是简狄吞食燕卵而生，周始祖后稷)，在情节或结构上多有相似之处，反映对祖先追念，民族自豪感。

(三)洪水神话：

1、国内外区别：

(1)国外：大多表现天帝对人类堕落的失望，洪水是对人类惩罚，而洪水之后人类的再造，反映对人性的反省。

(2)中国：看作自然灾害，揭示与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积极意义，看重人的智慧及斗争精神。

2、代表作：鲧禹父子。《山海经 海内经》《离骚》《孟子》《史记》都有相关记载。

3、意义：不辞辛劳、为民除害又充满智慧英雄形象；反映先民在同大自然斗争中所积累经验和智慧。

(四)战争神话：

1、代表作：黄帝炎帝故事(《史记 五帝本纪》炎黄阪泉之战)，黄帝蚩尤故事(《山海经 大荒北经》和《太平御览》)。

2、黄帝始祖形象，善于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

(五)发明创造神话：

1、概念：人们把各类重大发明，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神话英雄身上，并把他们看作是本部族的理想的象征。

2、代表作：燧人氏、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黄帝、后弈(《山海经 大荒南经》和《大荒东经》记载)等。

3、意义：自然神从而被人类自己的神所代替；标志人类主体性突出；主人公通常是人的形象，有神异经历或本领，业绩在创造和征服。

(六)其他神话：

1、概念：显示人类英雄个性、勇气，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

2、代表作：《山海经 海外北经》的夸父逐日和的精卫填海的神话，讴歌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

二、体现的精神意识：

(一)忧患意识。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现实精神，对现实苦难深刻体验，与奥林匹斯诸神享乐精神形成对比。

(二)厚生爱民意识。对民众生命爱护尊重，与自然和谐相处愿望。

(三)反抗精神，对命运抗争。

第三节 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

1、 思维特征

(1)以己观物，以己感物

在思维中尚未将自身同自然界分开，在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移到自然上，形成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神话思维特征。这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表现得更为特出。

表现：

①以人的一些常见的生理行为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形成；

②设想了一些巨大的、初始的神灵。这种思维方式是先民理解神秘世界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

(2)、神话思维是一种具体、形象思维。

(3)、神话思维伴随浓烈的情感体验。

(4)、神话思维实际上是象征性或隐喻性的思维。就是某种具体的物象和某种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原始思维的特点决定了原始人还不能利用抽象观念进行独立的思考，必须借用具体物象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原始神话就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象征性、隐喻性的意象符号系统构成的，往往包含特定民族精神和深厚民族感情，成为全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5)、神话和文学创作比较：

文学创作中的象征和情感表达更加主观化、个性化，抒发的是作者的主观情怀；神话的情感和象征植根于集体意识之中，并带有更多的神秘意味。

第四节 上古神话的散失和演化

一、神话不完整的原因：

(一)文人不重视。

(二)神话历史化，即把神话看成历史传说，通常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始祖以及它的发展谱系。宋代罗泌《路史》是集大成之作。

1、半人半兽神性形象被抹杀，难被纳入历史谱系，违背理性化原则。

2、改造。即对神话歪曲解释，使其成为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块基石。

3、神话的仙话化。仙话一般讲述通过修炼或仙人导引，达到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

二、影响：

(一)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除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

(二)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和欣赏效果。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情感体验地传承。

第二章 《诗经》

甲骨卜辞和《周易》卦爻辞中的韵语，是有文字记载古代诗歌的萌芽。

第一节 《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一、概述和体制：

(一)《诗经》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

(二)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约公元前６世纪编定成书。

(三)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

(四)作者包括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

(五)包括公卿列士献诗，民间诗，周王朝乐官保存下的宗教宴飨中乐歌等。

(六)按风、雅、颂分为三类，最初都是乐歌。

1、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十五国风即地方土乐。豳风全是西周作品，其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2、“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乐调。雅分为大雅、小雅。

(1)大雅31篇西周作品，大部作于西周初，小部作于西周末；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

(2)大雅作者，主要上层贵族；小雅作者，上层贵族、下层贵族、地位低微者。

3、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

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每篇只一章；

鲁颂４篇，作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泮水》、《閟宫》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可见颂诗演变之迹；

商颂5篇，大约是商中后期作品，内容上可分两类：《那》、《烈祖》、《玄鸟》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长发》和《殷武》的祭祀意味不浓，可能是一种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前三篇不分章，后二篇分章，风格近于“雅”，可能比前三篇晚出。

(七)用诗：最初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

传诗：今文鲁、齐、韩三家诗：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宫学。

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今本《诗经》就是“毛诗”

第二节 《诗经》的内容

一、《诗经》

内容深刻反映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各个方，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

二、内容：

(一)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

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作。如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业绩，反映了周开国历史。

(二)农事诗

我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标志农业的初步发展。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如《七月》(风诗中最长)。

(三)燕飨诗

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内容燕飨诗，更多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如《小雅·鹿鸣》天子宴群臣嘉宾。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关系是维系社会重要纽带，统治者重视用宗法关系加强统治，表现宗法观念和亲族温情；宴饮中的仪式，体现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赞美守礼关系，否定纵酒失德；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

(四)怨刺诗

西周中叶特别西周末，出现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如大雅《板》、《荡》，小雅《节南山》、《正月》等，反映厉王、幽王时的黑暗现实，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

1、大雅怨刺诗，大多出自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作者，讽刺有节制，带更多规谏之意，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

2、小雅怨刺诗作者，地位不高，不但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如《节南山》、《正月》。还有直接倾泄对谗佞小人的怨恨诅咒，如《巷伯》、《北山》。小雅中更多将笔锋指向在奸臣佞幸者，言辞激烈，情绪怨愤；

3、国风中辛辣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国风中针对具体人、事而发讽刺诗，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行，如《陈风·株林》。

(五)战争徭役诗。

1、正面描写天子、诸侯武功，表现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这类歌颂角度写的战争诗，不重描写战斗场面，而是表现军威声势，强调道德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

2、表现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

3、徭役诗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如《唐风·鸨羽》；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

(六)婚姻爱情诗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主要集中在“国风”中。

1、反映男女爱情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如《周南·关睢》、《邶风·静女》。

2、爱情遇挫的痛苦，如《齐风·南山》；爱情受阻挠时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愿望，如《鄘风·柏舟》。

3、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如《周南·桃夭》。

4、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如《邶风·绿衣》、《卫风·氓》和《邶风·谷风》。

(七)其他。

如《王风·黍离》写故国之思，《鄘风·载驰》抒爱国之情。

三、特点：

(一)内容广泛，立足社会现实，无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神话。

(二)祭祀、宴饮、农事是周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描写。

(三)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其现实精神，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大雅中的周族史诗，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大小雅中的怨刺诗，表现诗人对现实的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进一步强化了反映现实的深度；国风中的作品，更多对生活侧面描述，表现诗人情感、个性和生活态度。

第三节《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赋、比、兴的运用。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一)赋：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如《七月》。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三者中，赋是基础。

(二)比：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部分运用比手法，如《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以动作和事物比拟情感和独具特征的事物，如“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风·黍离》)，“巧言如簧”(《小雅·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

(三)兴：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更多兴句与下文有着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比兴都是以间接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

(四)三种手法交叉使用的作品，已达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境界，启发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如《秦风·蒹葭》。

二、句式：

(一)四言二节拍。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节奏感带强，是构成《诗经》韵律基本单位。

(二)重章叠句。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在表达和修辞上也具很好效果。

1、整篇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苢》。

2、一篇之中，两种叠章，如《郑风·丰》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

3、一篇之中，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首章不叠，后三章重章。

4、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

5、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6、叠字，又称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

7、双声叠韵使诗歌章节舒缓悠扬，具有音乐美。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还有用在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砲之燔之”(《小雅·瓠叶》)、“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齐风·甫田》)等。

三、押韵。(举例)

(一)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

(二)还有句句用韵；

(三)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

(四)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四、语言。不仅具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很好效果。

(一)数量丰富的名词；

(二)《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硃熹《诗集传》卷一)；

(三)修辞：

１、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

２、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

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

五、总体特色。往往能“以少总多”、“ 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

(一)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

(二)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

(三)国风中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在雅、颂中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

这些不同反映了时代社会变化，创作主体身份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体现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

第四节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 抒情言志。

有少数叙事史诗，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此后，我国诗歌沿《诗经》抒情言志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现实主义。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三、“风雅”精神。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慷慨之音；陈子昂主张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李白；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陆游到黄遵宪。

四、“比兴”、寄托。

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比兴就成固定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发展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五、体裁结构、语言艺术。

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四言诗创作；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追溯到《诗经》。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

第一节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一)甲骨卜辞。

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卜辞所记内容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许多方面，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记事较简单，不成系统，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原貌。

（二） 铜器铭文。

商周铜器铭文反映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模式：开头交代事件发生时间，然后叙事，内容大多是殷王赏赐，最后还有告于先祖的祭日；出现记言文字，如《曶鼎》；《毛公鼎》侧重记言，文字最长。

二、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一)《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1、《虞书·尧典》等记载尧、舜、禹等人传说，是后人的追述；

2、《商书·盘庚》是殷代作品，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

3、《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是告诫成王之言，《大诰》是对诸侯的训令，《多土》、《多方》是对殷民的训诫，《康诰》教训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周公的这些谈话和训令，反映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社会关系。《周书》的《金縢》和《顾命》以记事为主。

4、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卜辞、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

(二)《春秋》记事系统，有自觉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

1、《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通称，后特指经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

2、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历史，并作大纲式叙述。

3、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具备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

4、但其记事很简略，因此非真正意义上叙事散文。

5、“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

(1)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

(2)春秋笔法：

①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思想倾向；

②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在史著中灌注感情色彩。

第二节《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一、概述。

(一)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

(二)相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

(三)记事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722－前468)，还有个别战国初年史料，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

(四)不只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罗列，还表达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提供历史借鉴。

(五)思想倾向：

1、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

2、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周王室衰落和诸侯争霸，表现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社会变革趋势。

3、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

4、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

5、在人神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在君民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

二、叙事特色：

(一)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简短记事，发展成完整的叙事散文。

(二)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简略排比或个别字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主要通过：

1、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2、创立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3、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全过程。

(1)倒叙与预叙：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写宣公之死，后写其生。

(2)插叙和补叙：常用“初”字领起。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结果，如秦晋崤之战；

4、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视角广阔灵活；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

(三)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 关系；最突出成就在写战争，不重对交战过程记叙，而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

(四)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常有道德化、神秘化特点。

1、道德化。如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

2、神秘化。以常出现的预兆为例，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如“僖公十四年”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鲜明时代特色。

(五)戏剧性。

1、戏剧性情节；

2、有的叙事记言，不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而出于臆测或虚构。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成为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

3、大量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的三个梦。

三、人物。

(一)人物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人物集中描写。

(二)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其一生中某一片断，反映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往往生动传神。如“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

(三)有些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人物性格的变化。如写晋文公由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即位前争强好胜，弑王自立，即位后残暴等，显示其是昏君，但同时又表现他宽容纳谏，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并写他最后悔恨自己残暴，性格复杂。

(四)人物行动、对话构成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绝少人物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展现人物性格。如齐晋{安革}之战中卻克、解张、郑丘缓三人的形象。

四、琐事的描写。

大量描写琐事细节，利于生动叙事和人物刻画，如记楚白公之乱写叶公子高平叛，就叶公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

五、语言(记言文学)。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

(一)“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几《史通》)，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如“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

(二)因事因人而具不同特点，都用辞典雅。

(三)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如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之状云：“舟中之指可掬也。”“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

第三节 《国语》的文学成就

一、体制。

(一)国别史，21卷，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汇编。

(二)成书约在战国初。各国“语”各有侧重。

1、《周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政记言。

2、《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完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

3、《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仲和桓公的论政之语。

4、《晋语》篇幅最长，共9卷，较为全面，叙事成分较多，侧重记晋文公事迹。

5、《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

6、《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较少记重要历史事件。

7、《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二、思想倾向。

主要反映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在神与人的关系上人神并重，由崇天命，转向重人事。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向背为施政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

三、语言。

(一)以记言为主，多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

(二)由于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饰，颇有气势。

(三)有的为《左传》不载的辞令也颇有特色。如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遂，辞婉义严(《周语中》)，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等(《吴语》)。

(四)一些议论说理文字，往往精辟严密，层次井然。如邵公谏厉王弭谤等。

四、叙事。

(一)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列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晋语中骊姬和里克。

(二)许多事件前因后果及经过都一笔带过，把重点放在议论文字上。

(三)也有情节生动曲折，富戏剧性的叙事，如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

(四)由于国别史的特点，有时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写个人言行，如《晋语四》专写晋文公等，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的传记，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

第四节《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体制。

(一)33卷，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非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二、思想倾向：纵横家思想。

(一)政治上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

(二)人生观上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

(三)《战国策》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地位作用，是士、尤其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三、人物塑造。

(一)对战国时各阶层人物、尤其“士”都有描写。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斶等，具典型意义，代表士的不同类型。

(二)虚构和想象的文学性描写。言论事迹虚构的，如苏秦；具体描写虚构的，如写苏秦夜读。夸张虚构不合史著要求，却使叙事更生动，有利于人物形象塑造。

(三)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有意追求行文奇特惊人，如荆轲刺秦王，于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人物个性化言行，如苏秦落魄后的喟叹。

(四)一方面继承《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纪传体的出现开创先例。如冯谖 客孟尝君，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四、辩丽横肆的语言。《战国策》的“文辞之胜”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

(一)春秋时期行人辞令，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风格“辩丽横肆”。

(二)引类譬喻，借动植物或习见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辩说。如庄辛说楚襄王。

(四)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如鹬蚌相争故事。

(五)行文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如鲁仲连义不帝秦。

(六)叙述语言长于铺张渲染，如写苏秦说秦王不行时的狼狈；有时描写精细，如写触龙入朝。

第五节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一、体例、思想、艺术等的影响。

(一)体例。《史记》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汉纪》、《资治通鉴》等，是对《春秋》、《左传》等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

(二)艺术。

1、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影响。

2、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

3、《左传》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体现；

4、《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

5、《史记》的奇谲文风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关系。

二、叙事艺术。

(一)叙述历史事件时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

(二)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如：

1、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

2、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

3、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起因，以预叙方式暗示故事结局。

(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如：通过人物个性化言行、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

(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受先秦叙事散文启示。

第四章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尚书》中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论语》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孟子》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荀子》、《韩非子》专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成熟。

第一节 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

一、语录体—《论语》。

(一)体制。

1、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录成，成书在战国初年。

2、基本特征：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两字，各篇无时间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无共同主题。语录体，短小简约，未构成完整篇章，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

3、文学色彩在于表现孔子及其弟子形象、性格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

(二)文学性体现在：

1、记录孔子言论片断，在对人物只言片语的记载中，表现人物形象。

2、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3、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语言更为委婉。

(三)论文的主要文学价值

a.人物形象的塑造

《论语》在对孔子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此外，孔子弟子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入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聪明机智的子贡等。

b.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

《论语》往往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其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使它成为先秦说理文主要的形态。

二、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体———《老子》。

(一)老子自撰。

(二)集中反映老子哲学思想，探讨形而上学问题，比《论语》更具抽象思维特质，其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老子哲学理论基础是“道”，但并未忘怀现实人生，表现出作者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情感。

(三)艺术性。采用大量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常用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和《论语》相似都重情感和形象性，奠定先秦说理文基本特征。

《老子》和《论语》以注重情感和形象性为主，奠定了先秦说理文的基本特征。

三、语录体—《孟子》。

(一)成书于战国中期，篇题撷取首章首句二三字，每篇非围绕着一个主题。

(二)记录孟子只言片语，一些章节就一个论点反复论述，形成对话体论辨文。

四、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特点—孟子之前的《墨子》、同时代的《庄子》。

(一)《墨子》。

1、反映主要思想和代表说理风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10论。

2、标题概括中心思想。

3、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

4、未完全摆脱语录体影响，大量“子墨子曰”，表明是后学对墨子讲学辞的记录；

5、段与段之间有密切联系，围绕同一个论题论述，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

(二)《庄子》——寓言体，许多篇章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可算抒情性说理文。

五、战国末，《荀子》、《韩非子》(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中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有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表明我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此后，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第二节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体制。共7篇，主要记录孟子谈话，孟子和其弟子共著。概述反映了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达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塑造了大思想家的鲜活形象。。书中主要的政治主张为“行王道、施仁政”

二、艺术特点。

(一)长于论辩。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始，逐步走向成熟。

1、逻辑上不如《墨子》严谨，却更具艺术表现力，具文学散文的性质。

2、运用逻辑推理、类比推理、二难推理，欲擒故纵，反复诘难。如《梁惠王下》、《公孙丑下》(受不受金)。

(二)“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

1、其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说有些牵强，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

2、少数就近取譬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

(三)气势浩然——《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

1、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使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

2、大量使排偶、叠句等修辞手法加强文章的气势。

(四)《孟子》的语言特色——语言明白晓暢，平实浅近，精练准确。继承发展了《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后来统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成熟。

第三节 《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

庄子和《庄子》一书 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想象和虚构形象恢诡的论辩富有诗意的语言

一、体制。先秦说理文中《庄子》最具文学价值。

(一)《庄子》33篇，分内、外、杂三部分。内篇庄子所作，外、杂篇庄子后学。“道”是《庄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它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

(二)思想。

1、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保持独立人格，追求精神自由。

2、源于又发展了老子思想。“道”是其哲学基础和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

3、庄子人生就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神上冲出个体，生命融入宇宙万物，翱翔于“无何有之乡”(《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大宗师》)。

4、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二、创作方法。“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

(一)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管片段，把道理讲清，取信与人，必须“藉外论之”。

重言即借重长者名人言语，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

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语言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

大都用“三言”形式说理，有时融为一体。“三言”之中“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内、外、杂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是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

(二)结构线索模糊隐秘，思想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纽带，把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融为有机体。内篇多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下，用寓言从不同角度层面，加以展示，最后避开逻辑推理，以寓言作结，是哲理抒情散文。

三、想象和虚构。这些寓言具超常想象力，构成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

(一)哲学思想精深玄奥，具神秘色彩，适合用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暗示。

(二)其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局限和物我分别，恢诡谲怪，变化万千。

(从“道”的立场看，万物等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时空无限，宇宙无穷，站在宇宙高度看待万物，因而， “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三)想象诡奇是为了表达其哲学思想。奇幻的想象还反映了他对现实的认识，充满批判精神。“寓真于诞，寓实于玄”(刘熙载《艺概·文概》)是“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艺概·文概》)《庄子》奇丽诡谲的艺术形象，是其哲学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其情感曲折的流露，如接舆歌中，表现生于乱世的绝望和悲哀(《人间世》)。

 四、形象恢诡的论辩。

(一)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手法代替逻辑推理，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体味其中的哲理，表现出作者精辟的思辨能力。

(二)站在相对主义立场提出命题，如齐是非、等寿夭、合同异等等，从形式逻辑上近于诡辩。一些比较纯粹的议论文字，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逻辑上并不严密。如《马蹄》。

五、诗意的语言：

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的特点。方东树：“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如《齐物论》写大风。

第四节《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

    严谨详密的论证犀利峭刻的议论，植根现实的寓言

一、《荀子》

(一)概述：

1、荀子名况，字卿。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

2、与孟子思想的比较：

孟子：继承仁义学说                 荀子：继承礼乐学说；

内在之仁，主张性善                 外在之礼，主张性恶；

重义轻利                        重义不轻利；

专法先王                         兼法后王；

专尚王道                         兼尚霸道。

3、现存32篇，大多说理散文，另有《成相》辞、《赋》，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二)荀子认为“君子必辩”(《非相》)，特别强调辩论的重要性。

1、荀子的说理文擅长论辩，并尤以说理清晰，论辩透辟，各章相应，逻辑周密，在先秦诸子说理文中别具一格。

2、思想：《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提出“性”和“伪”。人的天性在耳目之欲，声色之好，因而出现争夺、残贼、淫乱等现象，要改变这种现实，必须用礼义教化，并明确界定“性”是“天之就也”，即先天自然本性。“伪”即人为，“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即后天通过礼义的学习而形成的道德观念；认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提出“圣人化性而起伪”，“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众者，伪也。”“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3、性恶论是荀子礼乐法术论的理论基础，故而不仅此篇论述周密，而且与荀子的整个理论系统相一致。由于性恶，故须教育，教育当以礼义为本；也由于性恶，故须施行赏罚，于是性恶论和隆礼重法的主张，就相互贯通，相辅相成。

4、文辞也相互呼应，如《劝学》篇中“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等观点，也和“圣人化性起伪”的观点息息相通。

5、荀文思理严整，论证全面。为说明观点，层层论述，首尾一贯，理论系统严密，各篇之间有照应，故而绵密严谨，恢宏博大，风格浑厚。

(三)艺术性。

1、用常见事物为譬喻，把抽象道理具体化，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如《劝学》；

2、排比句法或用韵语，增强气势，调谐音节，更富说服力和感染力。

二、《韩非子》

(一)概述。是战国末期法家乃至诸子学说集大成者。继承荀子学说，发展成刑名法术之学；借鉴老子思想，对“道”赋予法术内涵，主张刚强有为；继承前期法家法、术、势，将三者冶为一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二)思想和文风。《韩非子》多针对现实而发，主张以法术威势制人，严刑峻法治国，文风峻峭犀利，如《说难》。长篇大论的如《显学》、《五蠹》、《孤愤》等，波澜壮阔；短篇多就一个问题论述，辞旨简洁爽利，如《难一》、《难二》、《难三》、《难四》中28个短篇。以论辩透彻，逻辑严密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集大成者。

(三)寓言故事最具文学意味，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

1、寓言在《战国策》、《孟子》中偶用，在《庄子》中为阐明中心思想，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独立文学体裁；

2、韩非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辑为寓言故事集，如《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体现了其法家思想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3、取材于历史，通过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反映自己的观点。如《庄子·人间世》和《大宗师》中论心斋和坐忘的孔子，是一个醉心于道学的形象；《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子，是冷峻的法家形象。

4、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

(四)题材平实，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

第五节 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

一、思想。以儒、道为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深厚，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和作品的审美风范。

二、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

(一)后世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

(二)确立了说理文体制。拟语录体和对话体的，如杨雄《法言》。

(三)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具形象性和抒情性。

(四)先秦说理散文中的寓言本为说理存在，但独立成为一种表现手法或文学样式；以对话方式描写人物，也为后世小说提供了艺术经验。

(五)影响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

(六)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语言范式。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语言修辞手法直接影后世，或平实质朴、或华丽雕琢、或婉约隽永、或放纵恣肆的语言风格，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第一节 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一、楚文化源于中原文化，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

二、政治思想方面和中原很一致。

三、习俗和审美趣味上“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崇尚巫风的习气受夏商文化和当地土著民族风气的影响。对楚国审美风气影响明显，使其艺术充满奇异的浪漫色彩，富有飘逸、艳丽、深邃等美学特点。

四、楚当时由盛而衰，内部政治黑暗，贵族间相互倾轧的社会现实。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一、屈原生平及思想。

(一)两次放逐经历。一次汉北，一次江南，积聚了深厚的悲痛和思念之情。

(二)主张联横，对理想充满信心，对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充满了哀怨、愤激。

二、楚辞。

(一)“楚辞”之名始见于汉武帝时，这时已经成为专门学问，与“六经”并列。

(二)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辞”是指有楚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创作的诗赋。

(三)直接渊源是《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祭歌的浪漫精神，影响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风格特征。由于楚辞和汉赋间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作品又称“屈赋”。

(四)西汉末，刘向辑屈原、宋玉等人作品，编成《楚辞》。《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远游》、《卜居》共24篇。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中，除去《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屈原的作品共计23篇。

第三节 《离骚》

一、概述。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

(一)“离骚”解释。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 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经，经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经，以风谏君也。”；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二)一般认为写于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

二、思想。

(一)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感情反复迸发，形成回旋复沓的特点。

1、大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到“岂余心之可惩”，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具有“内美”。他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理想和情操。

2、后部分幻漫诡奇，以象征性行为，突出屈原对宗国的挚爱之情。

(二)主旨是爱国和忠君。

1、“系心怀王”的诗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用婚姻爱情不谐比喻君臣的疏远，可解释为忠君。

2、国君一定程度上是国家象征，通过国君实现兴国理想，忠君是爱国的一部分。

3、爱国之情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

4、爱国更表现在对楚国现实关切，反复劝戒楚王向先贤学习，吸取教训。

5、对奸佞小人的仇恨，对宗国命运的担忧，批判精神。

(三)“美政”理想，即明君贤臣共兴楚国。

1、国君应该具高尚的品德。

2、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

3、修明法度。

4、对自己不幸身世的哀叹，饱含着悲愤之情。

三、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奋发自励、苏世独立的人格，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探求的热情和功业未就的焦虑，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四、美人、香草：象征和意境

(一)香草美人

美人意象或比喻君王，或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所以全诗哀婉缠绵，如泣如诉。

香草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作为独立的象征物，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香草美人意象构成象征比喻系统。

(二)上下求索：远行和求女

《离骚》中两次远逝，既是一种象征，又是屈原形象的一种折射。求女在诗中应该象征着对明君贤臣的向往，也表现了屈原虽在绝望之中，人不放弃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孜孜不倦。

五、形式和语言

(一)与《诗经》在形式上的比较。

《诗经》：整齐划一而典重         

屈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骚体”。建立在对民间文学学习基础上的。屈原以前，楚地民歌句式参差不齐，并且采用“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

(二)《离骚》语言上的特点

吸收大量楚方言。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使其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同时，对“兮”等语助词的多种方式的使用，如《越人歌》(《说苑·善说》)，促成句式变化。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顿挫悲壮，或韵或否”，

第四节 屈原的其他作品

一、《九歌》。

(一)幽微绵缈的情致和优美的诗歌形式，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屈原改定后保留，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

(二)体质：11篇。

闻一多：《九歌》首尾两章(即《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送神曲。中间的九章为娱神曲，《九歌》因中间九章而得名；所祭的神只有东皇太一，中间九章所写的诸神、鬼皆是陪衬。9篇在形式上不同于《东皇太一》，更少拘束，符合上古“索祭”之礼，主要借男女恋情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

(三)思想内容：

1、诸神：《东皇太一》为至尊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又名屏翳)，《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舜妃娥皇、女英)，《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

2、以描写爱情为主，也表达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还描述了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如《东皇太一》颂赞辞，庄严富丽，显示主神和陪祭诸神的区别。

3、人神情感的摹写，除《东皇太一》、《国殇》、《礼魂》外，其他篇皆有此内容。如《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王世贞推为“千古情语之祖”(《艺苑卮言》)。《九歌》中抒发的贞洁自好、哀怨伤感之情绪，可看做是屈原心情流露。

(四)艺术性。

1、具明显的表演性。

(1)歌乐舞合一。对舞乐的描述，如《东皇太一》：“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2)有独唱、对唱、合唱。如《湘君》、《湘夫人》。

2、心理描写细腻深入，除倾诉外还叙写细节，如《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论证留兮中洲？”，《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被称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诗薮》)。

(五)《九歌》的语言

《九歌》的语言自然清丽，优美而富有韵味，节奏舒缓深沉，不论是写情还是慕景，都能曲尽其态，有极强的表现力。在传达悲剧性的意境中，有能低徊婉转，韵致悠长。

二、《九章》。

(一)体制。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９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

(二)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叙述身世和遭遇。写作年代如硃熹所说：“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其中《橘颂》是屈原早期作品，借咏物述志。全篇比兴，四言体，；《抽思》在汉北作；其余各篇流放江南时作，抒写自己忧国伤时的情怀。《哀郢》对楚国即将覆亡的哀叹。这种情绪贯穿于《九章》各篇；《涉江》抒写义行高洁不为世人理解的悲哀，表达不变心从俗的决心。以奇服象征品格清高脱俗，文气从容冲雅。

(三)更具纪实性；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表现情感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三、《天问》。

(一)体制。

1、“天问”即列举历史和自然界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

2、共172问，大致次序先问天地形成，次问人事兴衰，最后到楚国现实。

(二)思想。蒋骥说：“每于国运兴废、贤才去留、谗臣女戎之构祸，感激徘徊，太息而不能自己。”(《山带阁注楚辞·馀论》)焦虑而急切的情感状态，失望和愤懑，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

(三)以“曰”字领起，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节奏明快而强烈；全诗基本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五、六、七言；四句一组，每组一韵，也有极少数两名一韵。

四、《招魂》。

(一)怀王死后，为招怀王招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

(二)内容以屋宇、服饰、姬妾、饮食及舞乐，以招楚怀王亡魂。

(三)可能在招魂仪式中演唱。丰富的想象力，铺陈手法，根据地域方位特点，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意境，优美抒情的描述，如乱辞：“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第五节 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

一、宋玉等楚辞作家。

(一)概述

宋玉的生平与屈原有相似之处，据《汉书 艺文志》载有辞赋16篇。现在可以基本认定为宋玉所做的，有收入《楚辞》中的《九辩》，收入《邵明文选》中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

(二)宋玉的代表作《九辩》

主要抒发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把秋景的凄凉寂寞和自身的失意之情交织，“悲秋”主题由此发端。悲愤深沉的风格。

(三)其他作品

《高唐赋》、《神女赋》。分别写楚怀王和襄王梦遇巫山高唐神女之事。前者以铺陈景物风光为主，后者以描摹神女之美为主；《神女赋》不但写神女之美，也写她 洁身自持。文笔委婉曲折，状貌传神，肆意铺陈，而且略陈讽谏，开汉大赋先河。

(三)《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无不体物细致，构思巧妙，极尽铺陈之事。是楚辞至汉大赋的过渡阶段。

二、屈原人格力量的垂范

(一)屈原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人品、辞赋作了崇高的评价：“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法，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正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文心雕龙·辨骚》)。李白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杜甫诗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皆表达了对屈原的敬仰之情。

(二)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他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

(三)屈原以其卓越的人格力量和深沉悲壮的情怀，鼓舞并感召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

(四)屈原由于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这是屈原及其辞赋对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三、楚辞艺术形式的影响

(一)屈赋的艺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1、首先，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就句式而言，以杂言为主，词语繁富，重视外在形式美，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浪漫的精神气质。

(1)主要表现为感情奔放，追求理想，凸现抒情主人公形象，想象奇幻等。

(2)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

3、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向可概括为香草美人，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王逸：“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又包含了一些原始宗教的情感体验，屈原使之更富现实感。

第二编 秦汉文学

第一节 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

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一、校理、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除此之外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

二、献纳辞赋的风气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两汉拔人才重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诸侯王招致文士；皇帝爱好词赋，进献辞赋之风；外戚招纳文学家做幕僚。

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如乐府(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东汉洛阳东观(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历史上是首创)。

四、游宦风气。西汉早期游宦活动主要在诸侯王间进行；武帝朝至东汉初，游宦风稍衰；东汉中后期又成为时尚。

第二节 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汉代文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一、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作品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和巨丽之美。

二、汉代文人普遍具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建功立业的愿望，追求人生的不朽，贵于名行，为实现人生理想，不惜牺牲生命，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

三、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如王褒《圣主得贤臣颂》。

四、士人命运还和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西汉昌盛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如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都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西汉后期始，文人慨叹更多集中在命运方面，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东汉衰落期，则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如《古诗十九首》。

五、批判与赞颂的更迭。批判秦朝暴政，对历史进行反思，是汉初文学的重要内容，如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司马迁的《史记》；武帝始，转入本朝理论体系的构筑，文学也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如大赋；东汉始再度批判，如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郦炎、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谶讳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黑暗，及传统价值观、人生观。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

六、汉文人地位也经历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过程。汉初枚乘、邹阳等人具独立人格，兼有文人和纵横家品性；武帝始，对文人倡畜之，东汉时外戚招幕僚也不自由，多数是文人兼学者型；西汉末年起，人格独立的精神又萌生，扬雄、班固、张衡等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创作；东汉后期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汉代人经历了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达到更高层次。

七、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幻想和神灵世界沟通；东汉后浪漫色彩减弱，理性精神增强。

八、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兴旺，相互促进。五言歌谣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碑文人有意模仿，出现文人五言诗，民间五言诗在文人五言诗影响下走向成熟；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如《史记》、《吴越春秋》。

第三节 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一、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习气。西汉学校教育是经公孙弘倡导发展起来的， 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学，郡国置五经率史，目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

二、浪漫的文风和经学的虚幻性。

三、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

四、汉代文学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东汉初经学界删繁就简之风兴起。

五、经学对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毛诗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工具论”色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以此为尺度，对文学现象作判断；对屈原及其作品和汉赋的评价，都是从经学的基点上立论，以经论屈骚，以经论汉赋。

六、司马迁继屈原的“发愤以抒情”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方式。

第四节 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一、文体。

(一)赋。

1、最具有代表性，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2、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且往往将诗歌融入，有四言、五言和七言。

3、文体来源多，是综合型的文学样式。枚乘《七发》标志着赋正式形成，司马相如作品代表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赋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赋的力作，张衡《归田赋》开创抒情小赋的先河。

(二)楚辞体作品没有新发展。许多楚辞类作品依傍屈原，和新体赋形成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多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之后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其例。

(三)叙事散文文体有较大发展。《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汉书》使之完善；《吴越春秋》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下成熟的新文体；马第伯《封禅仪记》是现存最早较为完整的游记。

(四)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大量出现，东汉五言诗已经成熟。

(五)七言句子西汉时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辞赋中往往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

二、分期。

(一)初创期：高祖至景帝。

1、多种文体基本沿袭战国文学余绪，同时又有新因素萌生，出现《七发》等作品；汉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用于宫廷祭祀，成为庙堂之曲。

2、代表作家贾谊和枚乘，辞赋和政论成就较高。

(二)全盛期：武帝至宣帝。新体赋定型，出现以司马相如为首的辞赋作家；史传文学发展到高峰，《史记》撰写完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统一，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强化，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创作乐府诗。

(三)中兴期：元帝到东汉和帝。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出现扬雄、班固等辞赋作家；《汉书》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经学深入人心，模拟风气严重；《论衡》倡导“疾虚妄”的批判精神。

(四)由盛转衰期和转变期：安帝到灵帝。从张衡开始，抒情短赋出现，京都大赋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辞赋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强；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对生命、命运及价值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整饬华美。

第一章 秦及西汉散文

秦到西汉是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

第一节 《吕氏春秋》

一、成书过程及体质。

(一)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成。约成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

(二)体制

分12纪，每纪5篇；8览，每览8篇；6论，每论６篇；1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整齐，成为“法天地”的体系，利于把不同学说纳入框架，是吕不韦托秦国之势从思想上和诸侯争强的产物，也许还有为秦统一天下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三)理论体系

内容驳杂，《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以道家、儒家、阴阳家思想较多，但在杂取各家的过程中，也进行了发展和改造，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艺术特征

平实畅达的文风，风格不完全统一，各有特色。如《重己》篇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叙述生动明快，《大乐》篇语言简洁流畅，有些是段落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吕氏春秋》的一个突出成就就是创作丰富多彩的寓言。全书的寓言共有200多则，大都化用神话、传说、故事，还有是自己创造；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往往先提论点，然后引述寓言来论证，如《察今》篇为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点明寓意。

第二节 李斯的散文

一、李斯，楚国上蔡人。

1、主要作品是《谏逐客书》。文章叙述了秦自穆公以来借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若无客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强调秦王不应该重物轻人。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可谓骈体之祖。

2、刻石。现存7篇，李斯作。

　(一)都以四字为句韵文，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6篇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是秦文学独创。

　(二)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各具特色。《峄山刻石》为东巡第一篇，首述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颂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群臣的敬仰；《泰山刻石》词庄严，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琅邪台刻石》铺张扬厉，具囊括并吞之气；《会稽刻石》篇幅较长，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

　(三)刻石文贯以法家辞气，堪称碑铭之祖。

第三节 贾谊的政论文

一、从陆贾到贾谊

(一)陆贾

陆贾，早在刘邦称帝之初就在其面前时时称说诗书，并著 文１２篇纵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号为《 新语》。

(二)贾谊

《汉书·艺文志》载贾谊散文58篇，录于《新书》，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二是就具体问题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三是杂论。

1、专题政论文，《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采用排比句式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中篇分析秦统一后政策的失误；下篇分析秦人在危难时不能力挽狂澜的原因。有战国纵横家遗风，在遣词中流露出诗人气质，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2、疏牍文，代表作《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论积贮疏》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陈政事疏》(《治安策》)阐述治国主张。

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其政论散文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体现汉初知识分子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二、从贾谊到晁错。

晁错是比贾谊稍后的另一个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他的名作《论贵粟疏》上承贾谊《论积贮疏》而发，进一步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文章从古代圣王治国之法、当今农民生活状况、民贫商富的潜在危害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但质实恳切，故多被后人所称道。

第四节 《淮南子》及其他散文

一、《淮南子》。

(一)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一部大著述。其原称《淮南鸿烈》(“鸿”广大，“烈”光明。作者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出诸子百家上，为汉治国法典)以道家思想为主，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东汉高诱：“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文学色彩强。刘熙载：“《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大量排比式的句子，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如《要略》。

(二)《淮南子》的艺术特色

1、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其采用的是辞赋写法，是以描写和叙述的方式论说事理，且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来明事说理。其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完整的思想体系。重点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淮南子·要略》)，关合现实。

2、汉大赋的特点是铺张扬厉，追求巨丽之美。《淮南子》也同样如此，其带有纵横家说辞的特点，铺陈夸饰，滔滔不绝。书中排比句式极多，并且灵活多变，有长句、断句、单句、复句。多样化的排比句式，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造成波澜壮阔的气势。

3、带有鲜明的浪漫色彩。许多篇章所出现的艺术境界与《庄子》《离骚》相似，刘熙载称《淮南子》一书“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寓直于诞，寓实于玄”，指的就是它和《庄子》《离骚》的关系。

二、董仲舒。

(一)董仲舒“为群儒首”，其阴阳灾异思想和逻辑严密、雍容儒雅的文风，对西汉后期的树立散文创作影响甚大。

《贤良对策》3篇，政治上提出革除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更化”主张，思想上提出推尊儒术、抑黜百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论理宏博深刻；行文明晰晓畅，理致细密；语言素朴无华，风格儒雅雍容。

(二)其主要的说理散文作品有：《春秋繁露》大多数篇章艰涩枯燥，《汉书》本传还载有他作于武帝初年的《天人三策》。

三、刘向。

(一)说理散文

《说苑》20卷、《新序》10卷是刘翔说理散文的代表作，二书都是采集书中的轶闻琐事，寓以劝戒说教之意。{许多篇目富小说意味，如《齐桓公出游》(《新序·杂事四》)、《楚庄王欲伐陈》(《说苑·权谋篇》)等，篇幅小，叙事生动，上承《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类小说先河。

这两部书都把各种传说故事置于政论的框架中，看似政论问题，实则以叙事为主，其中很多篇章类似后来的志人小说，在刘向散文中最具文学价值。其中的“叶公好龙”“狐假虎威“病入膏肓”“唇亡齿寒”等成语或熟典，都脍炙人口，千古流传。

(二)政论散文如《极谏用外戚封事》，《谏营昌陵疏》。

(三)古籍整理编辑上的贡献有书录，如《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

四、西汉的专题叙事散文集

1、西汉除上述文章外，还有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桓宽的 《盐铁论》、扬雄的《解嘲》、《解难》等等。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就收有西汉３３４人的文章，这其中尚不包括那些行世的文集。

2、西汉政论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

西汉散文以政论为主，成就也最高。它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

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和历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就成为先秦诸子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之下， 如何巩固新兴政权和建立新时代的思想形态就成为他们所关心的新问题，这使他们的文章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却显得严谨质实。

再从西汉社会发展状况看，由于上承短命的秦王朝，再加上统治者崇尚无为之治，所以汉 朝初年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尚有先秦余绪，他们的散文代表了西汉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在后世也有深远影响。随着帝国政权的稳固和定儒家思想于一尊，武帝以后的政论散文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

而那些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或痛陈事理，或自抒怨愤，或嬉笑怒骂，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为汉代散文史上一枝 旁逸斜出的奇葩。

五、武帝后政论散文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

第二章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第一节 从贾谊赋到枚乘《七发》

一、骚体赋及“九体”

1、贾谊与汉初骚体赋

(1)、贾谊的骚体赋

汉赋有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之分，分别代表了汉赋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流形式。汉初以骚体赋为主，贾谊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也是现今有作品传世的第一位汉代赋作家。《汉书 艺文志》记载他有赋七篇。今见属其名下的作品包括残文有四篇。其中以《吊屈原赋》和《鵩鸟赋》最为著名。

同陆贾最为接近的作家当属贾谊，他是促进汉代文学繁荣期早日到来的最重 要的作家。

a、《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在这篇作品中，作者表现出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诗人不幸的社会现实：

b、《服鸟赋》。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在抒发对人生、社会的感慨时表现出道家倾向。在体制上对屈原作品借鉴，如《吊屈原赋》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多排比句，后部分多反问和感叹，承《九章》而来；《服鸟赋》学《离骚》主客问答形式。

(2)、贾谊赋对屈赋的继承

在精神上他们同游不世之才和为国尽忠报效之心，有痛有不为所用、遭谗被放的悲愤之情，因为辞情风貌多有相类。在体制上，则表现为沿袭楚骚句式，多用兮字，通篇用韵，形式整齐，富于抒情色彩。

2、 大赋与骚体赋的相辅相成

贾谊之后骚体赋继有人作，如淮南小山《招隐士》，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哀秦二世赋》、《长门赋》，杨雄的《太玄赋》等优秀作品。 

3、 依傍屈原的系列九体之作

在贾谊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以吊念屈原为主题的骚体赋,诸如严忌的《哀时命》,东方朔 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尤其是《九怀》《九叹》《九思》等作品,一脉相承,九章成篇,体制固定,主题相类,作为骚体赋的一种体制,虽然规模未大,却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与大赋的“七体”互相辉映,是为“九体”。

4、《招隐士》和《长门赋》

(1)、《招隐士》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赋是淮南文学群体中仅存的一篇辞赋，也是两汉骚体赋中富意境的一篇。

(2)司马相如的《长门赋》

《长门赋》可看作是两汉骚体赋中最具情境的一篇。赋写陈皇后被废，幽居长门宫，苦闷抑郁，忧郁凄伤，将宫廷妇女失宠后的那种卑微屈辱而又梦寐望幸的哀怨心情写得深细入微，感人至深。

二、枚乘和“七体”

1、梁远文人群体

梁孝王刘武延揽世人，枚乘、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从孝王游于梁园，形成极具影响的文学群体。梁客皆善于创作辞赋，而枚乘尤为突出。公孙诡多奇邪之计，时号“公孙将军”； 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辩入理；其他诸人也各有所长。梁园的文化氛围令文学之士感到惬意，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特殊环境，形成“彬彬之盛”。

2、枚乘独步。

(1)枚乘其人其作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其《梁王 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这两篇均见于《古文苑》。然而以《七发》见于《文选》最为著名。《文选》李善注所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赋中的劝诫之意是极为明显的，说明了逸豫亡身而明理救命的道理。

(2)、《七发》的文学成就

《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逐步盘升手法的运用。赋中讽喻意图的表达通过重重超越和逐步盘升来实现

逐步换型和铺夸手法的运用。赋写七事，一事一转，如行山间，人移景变，给人以耳目生新之感，俨然是后世山水游记的笔法精深。

《七发》鸿篇巨制，韵散结合；采用设为问答的形式结纂全篇；笔墨铺夸，描绘精细；以叙事状物为主，词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这些都是成熟的汉大赋的显著标志。它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形成。同时，枚乘和他的《七发》标志着以地方诸王为中心的汉赋创作时代的终结和以京都为中心的创作时代的到来。

此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专门文体—“七体”。

(3)“七体”作品的陆续出现

《七发》是“七体”的开山之作，自枚乘《七发》问世之后，后世仿作并以“七” 名篇的代不乏人。例如汉代傅毅的《七激》、崔駰《七依》、张衡的《七辩》、李尤的《七款》、马融的《七厉》、刘世广《七兴》等。所以萧统《文选》和刘勰《文心雕龙 杂文》于赋体之外，别立“七体”

第二节 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

一、文学中心由地方向中央的转移

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文学由初期入盛期的转折点。这个时期作家队伍壮大，赋的数量多，作品题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出现一批代表作家。

1、东方朔是武帝周围文学侍从中较突出者。《答客难》感慨怀才不遇；《非有先生论》发愤述志。

2、枚皋——汉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他是枚乘的庶子，武帝拜为郎。

a) 题材广泛，从大使到日常小事皆有反映。

b) 其作品倾向有别于传统审美情趣和文学观。

c) 多匆促而就，缺少锤炼。

3、司马相如。他雄踞于西汉文坛，创作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汉赋。代表作《子虚赋》《喻巴蜀檄》《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难蜀父老》《封禅文》等。

a) 司马相如有策士遗风，关注社会现实，对君主的进谏，有很强的独立精神；

b) 谏说、论事，宗旨严正，具强烈社会责任感；

c) 在赋中贯穿有所讽喻，有所针砭，注重社会效果的主线。

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

(一)、司马相如

《汉书·艺文志》著录相如赋29篇，今存5篇。其中《子虚赋》、《上林赋》是其代表作，也是汉赋中最优秀、影响最深远、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

(二)《子虚赋》

《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但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为一篇作品上下章。

(三)《上林赋》(巨丽之美)

1、在内容上

a) 帝国形象的塑造。

b) 统一观念的弘扬。

c) 时代精神，国民精神的体现。

2、在艺术上：这篇赋创造了一种巨丽之美，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一下几方面

a) 按时空顺序和以类相缀兼用的铺陈方式。先写楚齐两诸侯王，再写天子。写上林苑时按东南西北的顺序展示各方景观。把同类事物连缀在一起，如描写上林苑各种生物时。

b) 主客问答的结构和夸张的笔法。子虚、乌有、亡是公逐步盘升。

c) 句法灵活多变，句式长短不一。三言排比句描绘天子狩猎，起到紧促、急迫的效果，营造出紧张而充满动感的气氛。

第三节 杨雄四赋

一、杨雄四赋的创作

杨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对汉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赋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以善于模仿著称的作家，其赋体创作大致可以44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1） 前期有为后世京都大赋之先河的《蜀都赋》，史称“四大赋”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

（2） 后期有《解嘲》《太玄赋》《逐贫赋》和《酒赋》等，其中尤以《解嘲》和《逐贫赋》最为前人所道称。他晚年还提出了一些辞赋理论，认为赋诗“童子影虫纂刻”“壮夫不为”(《法言 吾子》)等等，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理性精神和人文意蕴

1、理性精神

杨雄的赋更显理性特征，更显冷静沉着，如《羽猎赋》《长杨赋》。不但增强了作品的讽刺力度，而且扩大了描写范围，使大赋的内容虽以帝王为主要对象，却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宫廷生活的圈子，是作品更有深度。

2、人文意蕴

杨雄的作品较致力于历史、社会和人文精神的挖掘，还体现出了一定的民本思想，非常鲜明地反对扰民、虐民的行为。虽然作者的最终目的是为统治者的长治久安计，但能有此爱民之心，亦属难能可贵。所有这些都使他的赋有别于司马相如而显示出开创精神，这也是杨雄赋的魅力所在。

3、 讽刺意图与实际效果的疏离

《甘泉赋》和《河东赋》、创作的年代略早，都有较强的针对性。赋前都有序文，以明创作主旨。但就作品而言，其讽喻住址并不十分明显，没有达到序中所设定的目的。

4、《甘泉赋》

杨雄的代表作品四大赋中，《甘泉赋》的艺术成就最高，在对景物的描写方面有新的发展。  

a) 采用主体向观照对象逐步趋靠方式进行铺陈。 

b) 铺陈空间的多向维度，展示的是三维六合空间。 

c) 对骚体赋予新的功能。杨雄的《甘泉赋》采用骚体表现汉代盛世的声威，这在历史上是首创，扩大了骚体的选材范围，也使这种问题正式融入主流文化。

扬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不同。

第四节 西汉其他赋家的创作

一、宣帝、成帝，文坛复兴。

(一)赋体文学持续兴盛和发展，苑囿、狩猎题材，仍为作家重视；其他如祭祀、品物类题材作品层出不穷。

(二)作家或为学者，或具较高的学识。然而文学创作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尚未同赋的讽喻、夸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三)追求兴趣、不以讽喻为意的创作倾向继续发展。

二、王褒。

(一)《圣主得贤臣颂》

(二)关于赋的社会意义乃至文学的性质的讨论。

1、很多大臣不赞同奖掖作赋，从文化功利角度认为赋属于“淫靡不急”之事。

2、宣帝指出了某些不以讽喻为宗旨的文学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对以娱乐为旨归“辨丽可喜”“虞说耳目”的文学艺术流派给予必要的肯定。

(三)《洞箫赋》、《甘泉赋》

《洞箫赋》善于描摹物态，作品以洞箫演奏时音调的美妙和艺术感染力为中心，并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展开描写，力求展现这动人的艺术得以形成的原因。直接启迪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题材和后世赏心悦目作品的作品的产生。

三、刘向、刘歆父子。刘向赋多不出《楚辞》窠曰，作品以《遂初赋》为代表。此赋对后来的述行言志作品较有影响。

第三章 司马迁与《史记》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史记》代表古代历史散文最高成就，鲁迅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是西汉散文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动机：继承父亲一方面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的目的，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祸后，把修史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多感慨。

第二节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体制。

(一)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修史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二)创立纪传体通史。

(三)全书由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相互配合，构成整体。

1、12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

2、10表、8书作为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3、30世家围绕本纪展开，“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太史公自序》)。

4、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使叙事范围更广，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图。

5、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艺术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1、分类。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同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项羽本纪》和《孔子世家》。司马迁的安排独具慧眼，既充分尊重历史，又合乎逻辑。(举例)西汉惠帝、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

2、《史记》个层次任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以时间为序，兼顾各传记之间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3、《史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编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类型相同的人物放在一起，其叙事手法高超，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如《游侠列传》、《佞幸列传》，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1、《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2、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

3、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 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 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4、《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如《李斯列传》。《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如《商君列传》以任法为线索。

四、对复杂事件都有宏大场面的驾驭

1、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如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 成功运用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来。

2、场面描写，如写荆轲刺秦王险象环生、惊心动魄。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感受。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三节 《史记》的人物刻画

一、闾巷之人的入传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 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 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 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 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 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

二、人物个性和共性的展现

《史记》中的人物即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和个性完美的结合。

1、人物个性的描写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 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 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 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 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

2、人物共性的展现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b) 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示不忘本、不负人。

c) 以牙还牙，以怨报怨。

d) 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e) 富贵还乡是人物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项羽本纪》)

三、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的笔法

1、多维透视方法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 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 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2、旁见侧出法

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第四节 《史记》的风格特征

一、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1)雄深雅健风格的成因

①《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

②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中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

(2)蕴含哲理的壮阔画面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产儿，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二、浓郁的悲剧气氛

(1)《史记》中悲剧人物的多种类型

①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划分：

a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

b.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

②按其品格划分

a完美型。有的悲剧人物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

b.缺失型。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略存在明显的弱点，由汝约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

(2)对人生和天道的感慨

①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所述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概。

②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从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感受到的是历史和人生的不确定、不公平和难以理解。

③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

三、强烈的传奇色彩

(1)司马迁喜欢猎奇，往往把许多传说敌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

(2)《史记》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

(3)《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

(4)《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第五节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一、传记文学的开端。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司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一占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二、继承先秦文学传统。

《史记》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借鉴战国散文酣畅淋漓的风格，体现大一统王朝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三、弘扬人文精神。

《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

(二)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三)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

(四)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

(五)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

四、后代散文、小说、戏剧与《史记》的渊源关系

(1)后代散文与《史记》的渊源关系

①《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文家翕然宗之。

②《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估屈警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

③《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字，不刻意追求对仗丁稳，亦不避伟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文的典范。

〔2)后代小说与《史记》的渊源关系

1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宝贵的经验。

2 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木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

③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3)后代戏剧与《史记》的渊源关系

①《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

3 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舞台。

五、艺术性。

(一)在语言上平易简洁，富表现力，把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

(二)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使用多种手法，如：

１、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

２、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

３、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等。

第四章 两汉乐府诗

第一节 乐府和乐府诗

一、乐府与太乐

1、两汉乐府诗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来的汉代诗歌。

2、乐府与太乐的比较

①分属系统不同

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行政长官是乐府令，隶属于少府，是少府所管辖的十六令丞之一。西汉朝廷负责管理音乐的还有太乐令，隶属于奉常。

②职能上的分工

太乐主管的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颂古乐。而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巾歌》17章，另外，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用楚声演唱，也由乐府机关负责管理。

二、乐府的兴废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成帝末年，已成为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宫，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三、乐府诗的搜集和分类

(1)、乐府诗的搜集

①东汉音乐管理机关

东汉管理吝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乐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另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隶属于少府。

②六朝有些总集专门收录乐府古辞，共中主要是两汉乐府诗。梁沈约编纂《宋书》，其《乐志》收录两汉乐府诗尤为众多。

(2)、乐府诗的分类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为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由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才目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而相和歌辞数量最多。

(3)、现存两汉乐府诗的情况

从作者看，现存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各阶层。从时代看，现在所能见到的西汉乐府诗，有《大风歌》《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章、《饶歌》18首以及另外为数不多的几首民歌是西汉作品，共他乐府诗都作于东汉。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两汉乐府诗都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口《汉书 艺文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1.苦与乐的深刻揭示

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

(1)表现百姓疾苦的乐府诗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时，兼顾到表现对象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和精神世界的严重创伤。尤其可贵的是，诗人对于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以恻隐之心申诉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如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

(2)、以富贵之家为表现对象的乐府诗

有些作品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如相和歌辞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诗以富贵之家为表现对象，把人带进另一个天地，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后来许多同类作品都是以此作为蓝本。如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到《红楼梦》中演变成贾府的“白玉为堂金作马”。

2.爱与恨的坦率表白

(1)汉代乐府诗还对男女两性之问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袒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诗篇多是来自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而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鼓吹曲辞收录的《上邪》系饶歌18篇之一，这首诗用语奇警，别开生面。

(2)《孔雀东南飞》所写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爱与恨，主人公之问只有爱，没有恨，他们的婚姻被外力活活拆散。《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在叙述这一婚姻悲剧时，爱男女主人公之所爱，恨他们之所恨，倾向非常鲜明。

(3)两汉乐府诗还有像《陌上桑》和《羽林郎》这样的诗。作者对秦罗敷和胡姬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嘲笑、鞭挞好色无行的使君和金吾子。

3.乐生恶死愿望的充分展现

(1)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把创作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得特别充分，如《薤露》《嵩里》

(2)恶死和乐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日出入》《艳歌》《长歌行》等两汉乐府诗坦率地传达了人们对死亡的厌恶之情，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表达长生的幻想。

(3)两汉乐府诗无论是写举体飞升进入神国仙乡，还是写神灵来到人间，都把人和神置于同层面。神灵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人神同游。两汉乐府诗是通过人的神仙化、神仙的世俗化，表达沟通天人的理想。

4、两汉乐府对诗骚传统的继承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问的苦与乐、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统，是《庄》《骚》的遗响。

第三节 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两汉乐府诗中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而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诗经》《楚辞》多数都是抒情诗，抒情过程中也时而穿插叙事，但叙事附属于抒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叙事诗

1、生活镜头的选取

(1)两汉乐府诗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发现富有诗意的钝头，及时摄入画面。

(2)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常见生活情节时别具慧眼，对于偶然性、突发性事件的捕捉也很有新意。

(3)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叙事题材时，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

2、故事情节完整曲折

两汉乐府叙事诗多数其有比较完整的情节，而不限于撷取一二个生活片断，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情节中问又穿插许多细节，时见曲折。

3、人物形象各具特色

两汉乐府叙事诗在刻画人物力而也取得很大成就，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他们齐具特点，绝无雷同。诗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了个性化的对话，注意细节描写，善于利用环境或景物作衬托。

4、叙事详略得当

(1)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具有比较自觉的叙事意识，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把叙事诗和抒情诗区别开来，使二者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2)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长于、也乐于铺陈场面。对事情的中间经过普遍有详细的叙述，有的还有细节描写，但对故事的开始和结局的叙述都比较简单，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

(3)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两汉乐府叙事诗在陈述故事、刻画人物时，对于人的服饰仪仗从各个方面加以展示，采用的是详写笔法。与此相反，两汉乐府叙事诗对人的容貌形体通常都以略写的方式处理。这种叙事技巧对传统笔法有所超越，显示出由注重形似向崇尚神似演变的征兆。

5、寓言诗的创作

(1)寓言诗

汉代以前，尽管先秦诸子散文中有许多寓言故事，寓言诗却极为罕见，只有《诗经 豳风 鸱鸮》可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寓言诗。而两汉乐府有多首寓言诗，是汉乐府叙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寓言的形式叙事，成为两汉乐府诗的一个特点。

(2)两汉乐府寓言诗的类型

一是假托动植物之口进行自述，鼓吹曲辞《雉子班》，相和歌辞《乌生》《豫章行》，杂曲歌辞《蜨蝶行》都是属于这种类型。二是植物和人对话。如宋子侯的《董娇娆》虚拟桃李树和洛阳女子的对话。动植物都叙述自身惨遭戕害的命运，劝告世人谨于持身，爱惜生命。

第四节 异曲新声与诗体演变

两汉乐府诗对巾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1、楚声与二言、七言体

(1)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样式的变革往往和流行乐曲的声调有关。两汉乐府诗最初是配乐演唱的，其之所以在诗体形式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句，既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乐曲的因素发挥作用。

(2)先秦楚地诗歌的代表样式是《离骚》体，通常每句六言或七言，七言句最后一个字往往是语气词。这种诗体的句式稍加延伸，去掉语气词，就变成七言句。把六言句中间拆开，就变成两个二言的句子。骚体稍加改造，就变成七言句和二言句，因此，汉代乐府用楚声演唱的歌诗，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二言句和七言句，从而导致诗体的演变，这种迹象在汉初就已经出现。如《安世房中歌》《郊祀歌》。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了催化作用。

2、北狄、西域乐与杂言体

(1)汉代乐府诗歌的曲调来源是多方而的，除了中土各地的乐曲外，还有来自少数民族的歌曲，鼓吹曲辞收录的饶歌18首就是配合北狄西域之乐演唱的。

(2)鼓吹曲木是军中用乐，来自北方和西域。它的曲调和中土音乐有很大差异，因此，配合鼓吹曲演唱的歌诗也就和中土常见的体式明显不同。现存饶歌18首各篇均是杂言，和其他乐府诗迥然有别，是诗歌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

3、从四言到五言

(1)对乐府诗体产生重大影响的乐曲除楚声和北狄西域乐外，还有中上流行的五言歌谣。

(2)这些五言歌谣在形式上不同于传统的四言诗，引起文人浓厚的兴趣，并且亲自模仿拟作，因此，东汉开始有较多的文人五言诗。从西汉五言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这是早期五言诗发展的基木轨迹。

第五章 东汉辞赋

第一节、班固、张衡的京都赋

一、京都赋的缘起

(1)自四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受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变化的影响，作家创作意识发生转变，汉赋尽管在体制和手法上仍未脱前期模式和模拟之习，但在思想内容和审美情趣方面却明显出现新的迹象和发展趋势，其鲜明标志之一便是京都赋的崛起。

(2)京都赋滥偏于扬雄的《蜀都赋》，其为赋的创作开辟出新的道路。而后有东汉初杜笃的《论都赋》，傅毅的《洛都赋》《反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南都赋》，直至西晋左思的《三都赋》等，从而汇成京都赋创作这一潮流。其中代表性的是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这两大赋作一先一后，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互相辉映。

二.《两都赋》

1、《两都赋》的创作背景

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而非长安，这件事成为当时一大议论焦点，也引起了文学家们的普遍关注，班固的《两都赋》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这篇赋奠定了班固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确立了京都赋的创作格局，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2、《两都赋》的内容

《两都赋》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实为上，下篇，作于汉明帝时期。作品借“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两个虚拟人物的对答结撰全篇。

3、《两都赋》的艺术特点

班固的《两都赋》在艺术上基本是取法司马相如和扬雄，但同时又有突破和创新。

1 破了“劝百讽一”的结构模式：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形成了“劝”与“讽”的均衡布局，虽然下篇中仍有不少劝的内容，但这劝的内容里已经融渗了作者严正的治国主张和政治见解，而非单纯的铺夸溢美。

2 略有致，繁简得当，层次分明，有力地凸显了创作主旨。

3 空间方位调遣的别具匠心。《两都赋》采用的是回环往复的笔法，第一次由外到内，然后由内到外，第二次再由内到外，如此循环两次，完成全部铺陈。整篇作品显得井然有序，错落有致。

三.《二京赋》

(1)《二京赋》的创作

张衡的《二京赋》是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于是模仿班固的《两都赋》而创作的。“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二京赋》分《西京赋》与《东京赋》两篇，借“凭虚公子”与“安处先生”的对答结撰成篇。

(2)《二京赋》的价值

《二京赋》中的理性精神和充实的社会内容结合得非常完美，不但超过了司马相如和扬雄，也超过了班固。作者力求在作品的体制、规模上超越前人，铺写面面俱到。《二京赋》作为京都赋长篇之极轨，在思想和艺术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京都赋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竹用。

(3)《二京赋》的内容

一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民俗事象，二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笔触轻灵，意境清新，格调明丽，韵味隽永，开创汉赋前所未有之境，充满情趣，富于美感。

四.《二京赋》和《两都赋》的异同

(l)相同之处

①都用理性的态度描写京都，在民俗事象与朝政礼仪的处理上持相同的态度。作品中出现的民俗事象是符合生活实际的，却不符合他们的理想。

②这两篇作品均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抑客扬主。

(2)不同之处

①班固《两都赋》的题旨比较复杂，涉及东都和西京的许多差异，张衡《二京赋》的题旨则相对集中，主要突出东京和西都俭与奢的差异。

②班固、张衡虽然同是以京都为表现对象，但张衡在选材时尽量避免和《两都赋》过多重复，有自己的侧重面

③《两都赋》在描写长安景观时采用回环往复的笔法，出现两次循环。张衡的《二京赋》则简化了一些程序，只经历从外到内，再从内到外的一次推移。

五、瑰颖独标的《鲁灵光殿赋》

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是一篇专写宫殿之雄伟壮丽的作品。这篇赋辞藻华美，刻画传神，层次井然，气势七动，刘勰称其“瑰颖独标”“善图物写貌”，王延寿也因此而得入“辞赋英杰”的行列。

(1)《鲁灵光殿赋》的内容

《鲁灵光殿赋》从总体上看明显分为两个板块，前一个板块铺陈宫殿的本体特征,后一个板块叙述宫殿的功能效应，是二元分立的格局。

(2)神异怪诞的审美风尚

王延寿擅长描写神异怪诞之物，他对宫殿本体特征所作的铺陈，对宫殿功能效应所作的渲染，虽然总体上分置于两个板块之中，但它们有着内在的联系，贯穿灵异怪诞之气，统一于尚奇尚怪的审美风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节、述行赋和抒情小赋

一、述行赋

(1)抒发历史沧桑感

从西汉后期开始，相继出现一批纪实性的述行赋。赋作者往往都有深厚的史学功底，是史学家兼作家，又都有过漫游的经历，而且他们途经的地点又多是前朝故地，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因此，汉代纪实性述行赋在融会古今、抒发历史沧桑感方面有许多新的开拓。

(2)哀世、乱世和治世之叹

由于述行赋作者的遭遇和所处历史阶段客观形势的差异，这些述行赋所抒发的感受又不尽相同，按其性质可划分为治世之作、哀世之作和乱世之作，哀世叹治乱，乱世叹兴亡，治世叹存没，它们各有自己的基调和主题。

(3)空间位移、时间顺序和感情脉络的契合

①刘歆的《遂初赋》是汉代纪实性述行赋的开山之作。他经历的主要是三晋旧地，作品中所描写的前朝旧事和西汉哀帝朝的情况极其相似。《遂初赋》具有明显的借古讽今的性质，是哀世文人的慨叹，关注的是社会治乱问题。

②班彪的《北初赋》是乱世叹兴亡之作。作者的行程是从长安至安定，由近及远，而追溯历史则是由远及近，筒叙先周，接着是秦，最后是西汉。时空顺序交错，呈逆向对应，两条线索非常清楚，又相互缠绕。

③班彪之女班昭的《东征赋》。班昭从洛阳出发，一路东行，行经的都是成周故地，她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生价值的实现上，这是承平之世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努力实现的日标。其感情波动是由强到弱，呈递减趋势，和行程的时空推移相呼应：

④蔡邕的《述行赋》是一篇哀世叹治乱的作品，东汉恒帝朝面临的尖锐矛盾，即外戚、宦宫把持朝廷政权。蔡邕基于这种现实，怀着深重的忧患意识，选取相关的历史事件写入作品，用以唤起社会的关注。

二.抒情小赋的出现

(1)楚辞与抒情赋

楚辞是汉赋的重要源头之一，楚辞长于抒情言志，汉代骚体赋继承楚辞的这种特点，除依傍届原的“九体”之外，又陆续产生一批带有自传性质的骚体赋，如东汉玛衍的《显志赋》等。班固的《幽通赋》以抒情言志为主，它和张衡的《思玄赋》一起，为抒情小赋的最终勃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抒情小赋的诞生

真正宣告抒情小赋的诞生并充分展示其迷人魅力的作品是张衡的《归田赋》，它以非凡的艺术创造在赋坛上独领风骚。

(3)《归田赋》

①艺术魅力

《归田赋》的艺术魅力集中体现在“真”字上，它从始至终抒发的都是真感受、真情怀、真渴望、真志向，体现了一个耿介多才的士大夫于心身俱疲、对现实失望之后的真实想法和真切心愿。作者非常高明地将诸多情愫浓缩到这篇体制短小的赋中，表见出来却显得从容闲淡.

②语言特色

《归田赋》的语言清新晓畅、挥洒自如，与内容意脉相通、和谐一体，中间虽颇含骄偶成分，但怡到好处，毫无板浦雕饰之感，为后世的黔体赋开创了一个良好范例。

评价

无论就内容讲，还是就艺术形式讲，《归田赋》都有很高的价值，无论从张衡的全部创作看，还是从汉赋的发展过程看，《归田赋》都有很高的地位。

(4)《刺世疾邪赋》和《鹦鹉赋》

①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是针对汉末昏暗邪恶的社会现实而发，赋中对污浊现实的批判尖锐深刻，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揭露批判的力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其语言激切沉痛，肆意骋情，痛快淋漓，有如一篇笔锋犀利的讨伐檄文。

②称衡的《鹦鹉赋》虽是一篇咏物赋，但咏物即是咏人，因物入情，物我合一。本文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借鹦鹉之奇姿妙质、聪明慧辩以自喻，复以其因材致祸、身困笼槛以自况，细腻委婉，苦情哀绝。出色运用比喻和侧面烘托的手法，是借物言志赋的上乘之作。

三.汉末小赋的感伤情调和批判精神

(1)感伤情调

汉代的抒情赋通常都是理胜于情，东汉的纪行赋和述志赋也不例外。和四汉抒情赋稍有不同的是，西汉赋家把“悲士不遇’作为抒情的主题，感慨自己未能遭逢历史的机遇。而东汉的抒情赋则以知命为解脱，反映出对人生的理性态度，同时流露出个人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惆怅。

〔2)批判精神

东汉抒情赋虽不时出现隐逸倾向，但积极参与现实、关心国家命运的思想情感也在涌动。东汉抒情赋也由早期的自怨其生转到为社会伸张正义，表现出强烈的参与现实的入世精神。

第六章 《汉书》及东汉散文

第一节、《汉书》

  一、《汉书》

1.《汉书》的历史地位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2.《汉书》的人物塑造和叙事风格

(1)西汉士人宦海沉浮的艺术再现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并通过叙述这些厉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2)家族兴衰史的展示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族的兴衰史。而到了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汉书》也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并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

(3)李陵、苏武的悲剧人物形象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畅淋漓，悲剧气氛很重。

1 陵是位悲剧人物，传记有条不紊的叙述了其悲剧结局的形成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受性格因素影响，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

2 苏武性格刚弧.意夹坚宁，格守封建伦理道德，传记描写出苏武在艰难困苦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4)笔法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①精密的笔法

《汉书》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如对西汉中期的两位重巨霍光和金日磾家族兴败的描写

2 对起始事件的交待

《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对公孙弘先拜相后封侯事件的强调，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叙事的力度

3 篇末的轶闻逸事

《汉书》的严谨有法，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把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二、《吴越春秋》

1.成书

《吴越春秋》是成书于东汉的一部历中散文，赵晔撰。其书今存十卷，主要叙述吴越争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其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

2.艺术特点

(1)叙事完整，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全书以吴越争霸为主线，具体到各章又都有自己的重点，保持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讲述的故事具有连续性。其故事情节曲折多变，书中许多故事虽在正史中有记载，但作者把它们写入本书时依据传说或发挥想象，增加了许多生动的细节。

(2)故事荒幻离奇，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吴越春秋》是在正史的基础上演绎而成，其中许多人物和事件在历史上确实存在，有其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吴越春秋》又吸收了许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它的荒幻离奇主要源于此。

(3)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书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如伍子胥、范蠡、勾践等人都写得很成功，个性非常突出，尤以伍子胥的形象最为丰满。

3.《吴越春秋》与《越绝书》的比较

(1)相同点

①两书都以吴越争霸为主要线索，且都是出自吴越文士之手，因此，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的特点

②曲折的故事情节、荒幻的神话传说、强烈的复仇意识和崇武尚勇的义侠形象，和吴越文化的“重剑轻死，信巫淫祀”密切相关，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

(2)不同点

①《越绝书》各篇之间不是连贯的故事，而是独立成篇，显得比较松散。

②《越绝书》除讲述历史故事外，中间还有地理、占气等方而的专章，给人以驳杂之感。

三、《新论》《论衡》和《潜夫论》

1.《新论》

(1)桓谭对历史现实的考量评论

①东汉初期政论文的代表著作是桓谭的《新论》。此著作由16篇专论组成，其中《本造》《阂友》《琴道》各一篇，其徐均分为上、下篇，总计29篇，是一部体系完整的著作

②桓谭在西汉成帝朝即为郎，至光武帝时期历经七朝，饱览世道沧桑，所著的《新论，内容广博，涉及当时许多热点问题。

(2)《新论》的对比和比喻

①对比

《新论》中往往用对比的方式论述国家的兴亡、政治上的得失。《求辅》《言体》篇反复把王莽和刘邦进行对比，用以说明西汉所以兴盛，新莽迅速灭亡的道理.

②比喻

《新论》还用实证和比喻的方式，揭露方士巫术的虚幻，指出长寿成仙之想的荒诞，主要见于《辨惑》和《祛蔽》篇

2.《论衡》

(1)《论衡》的选材

王充的《论衡》属于政论散文，全书85篇，现存84篇。其选材角度较新，王充不是泛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是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这些专论体现了王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同时又流露出他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和《荀子》的某些篇章有相似之处。

(2)“疾虚妄”的写作宗旨

书中“九虚”“三增”《论死》《订鬼》诸篇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的虚妄之说，而且对圣贤之言、经典之文也多有辩驳，指出其夸大失实、不尽可信之处。作者用事实说话，或同类相证，或巧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援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3)《论衡》的局限

《论衡》一书虽以疾虚妄为宗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原因，其中也有许多局限。王充对神学目的论持否定态度，不承认有意志上帝的存在，但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时数的支配，他不认为人可以长生不死，却相信观察骨相气色的相面术；他不承认有雷公龙神存在，但对民间的求雨术却表示认同。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在《论衡》一书中还有许多。王充的理论建立在朴素直观的基础上，一旦论述的对象超出他的生活经验，就难免在求实上出现不彻底性

(4)《论衡》的语言

①《论衡，的文字比较接近汉代口语，既准确精练，又通俗易懂，和当时那种“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的赋颂迥然不同。其用词朴实无华，不雷雕琉，在当时靡丽的文风潮流中独树一帜，富有创新精神。

②《论衡》一书的词语通俗易懂，所用的句式却颇为整齐，有时还出现骄俪化倾向。

3.《潜夫论》

(1)《潜夫论》的批判精神

王符的《潜夫论》成书于东汉中期，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作，对当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匆吸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时弊。在议论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笔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2)《潜夫论》的文风特征

《潜夫论》的文字皆朴实无华，准确简练，以温雅弘博见长，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和王充的《论衡》稍有不同。王充、王符以及后来的仲长统，井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而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4.东汉碑文和游记

(1)崔媛的《河间相张平子碑》用简洁的文字展示张衡的学问品格，文采斐然。

(2)蔡昌的碑文在东汉最为著名，成就尤高。《郭有道碑》和《陈太丘碑》是蔡邕的代表作，历来受人称道。

(3)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游记。

第七章 东汉文人诗

东汉文人诗创作出现新局面，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完整的七言诗篇也开始产生。赋末附诗，始见于东汉。

一、班固、张衡、秦嘉的诗

1.班固诗与张衡诗：质朴和典丽

(1)班固诗

①《咏史》是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以写纪传体史书的手法创作的。其诗按时间先后依次道来，以叙事为主，讲述了西汉堤萦救父一事。

②《竹扇赋》今存残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该诗叙述竹扇的制作过程，遣词造句质朴无华，浅显通俗。

(2)张衡诗

①《同声歌》假托新婚女子自述，借鉴了民歌的表现手法，措辞奇妙，兴寄高远，在东汉文人五言诗中别具一格.

②《四愁诗》是骚体多讨雄齐化之后而形成的七言诗。这首诗有政治上的寄托，得《离骚》之神韵，是后代七言歌行的先声.

(3)班固诗与张衡诗异同

①张衡的五、七言诗在技巧上较之班固有明显提高，他运用这两种新的诗歌样式已经得心应手。

②班固、张衡对乐府诗都有所继承，但继承的方面不同。乐府诗或朴素质实，或缛丽华美。班固五、七言诗继承的是前一种风格，张衡的五、七言诗则沿着缛丽华美的方向发展。班固的五、七言诗以叙事为主，张衡的五七言诗则长于抒情。自张衡始，东汉文人五、七言诗形成了以抒情为主的基本走势

2.秦嘉诗：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秦嘉的《赠妇诗》三首，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赠妇诗》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是一组艺术成就较高的抒情诗。从班固到秦嘉，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发展，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进入繁荣期。

二、邸炎、赵壹、蔡琶的五言诗

1.诗坛新风的出现

桓帝以前，东汉文人诗歌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由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但诗歌的基调一直表现的是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东汉末年则不然，主要活动在灵帝时期的几位著名诗人都有不幸的遭遇，他们通过自己的控诉、呐喊，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东汉文人诗的最后阶段，是以对现实的猛烈批判而告终

2.郦炎：怀才不遇的感慨

郦炎的作品今存五言体《见志诗》二首，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传达出遭抑的不平之气。诗作成功地运用比喻和象征手法，具有深刻的意蕴

3.赵壹：对比鲜明的批判

赵壹的《疾邪诗》二首均是五言，附在《刺世疾邪赋》之后，以秦客、鲁生对唱的形式出现，二人各申己志。其表达的感情在东汉文人诗中最为激烈，他不是普通的哀怨，而是充满愤怒；他不是一般的债世嫉俗，而是刺世疾邪，具有东汉党人的婞直之风

4.蔡邕：全身远害的忧患意识

蔡邕的《翠鸟诗》是乱世文人全身远害心态的写照。这首诗以翠鸟自拟，反映出汉末文人身处衰世的惶恐之情。

5.衰世文学

郦炎、赵壹、蔡邕的上述五言诗都作于灵帝时期，具有典型的衰世文学的特征。蔡昌的《翠鸟诗》流露出深重的忧患意识。邮炎、赵壹的四首诗都以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为宗旨，表现出沉重的压抑感和强烈的抗争意识，汉代作家独立的人格再次放射出光芒。

三、《古诗十九首》

1.成书

《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不是作于一时一地，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由于其中几篇作品在意境和用语上与秦嘉的《赠妇诗》相似，可以推断二者产生的年代不会相去太远，《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

2、内容

(1)游子思妇的万般情怀

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是《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二者相互补充。《古诗十九首》所出现的游子思妇，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他们既有合乎传统礼教的价值取向，又有世俗的人生选择。其表现的游子思妇各种复杂的思想情感，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千百年来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2)人生哲理的揭示

①永恒与有限的关系

《古诗十九首》把人生的短暂写得特别充分，特别突出，给人以转漪即逝之感。在表现这一主题时，诗人采用两种手法，一是写物长人促，人和物的异质，以外物的永恒反衬人生的有限：二是写物我同构，外物和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多首诗篇出现的节序之感，都是推物及人，点出人生的短暂。

②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

《古诗十九首》中的男女主人公不时有早衰、速老的感慨。抑郁、思念使他们的生命周期缩短，衰老的速度加快，诗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③忧郁与欢乐的关系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揭示了忧和乐相反相成的关系，并从精神解脱的高度看待及时行乐，对物质条件并不十分注重。

④来去亲疏的关系

《古诗十九首》已提出在生者之间亦有来去亲疏之异，相亲而来，相弃而去，友则相亲，弃则相疏，此亦人情世态之常理

(3)痛苦的体验和独特的感受

①敏锐的节序感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对季节的变化特别敏感，那些或明或暗标示节序的物象不是孤立地置于作品中，而是作为激发诗人情感的对象出现，同时也是表达情感的载体。诗人以感伤的情调回应季节的变化，不同季节的多种物候都被轻烟薄雾般的愁思所笼罩。

②微妙的空间感

《古诗十九首》所展开的空间方位是多维的，诗人把自己置于不同的空间方位，产生许多微妙的感受，或远距离的心灵沟通，或近距离的感情交流受阻。

③深切的世态炎凉感

《古诗十九首》的多数作者寓居他乡，饱经忧患，他们需要同情和帮助，对人间冷暖的感受特别深切。

3.艺术特色

(1)起兴发端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它长于抒情，却不径直言之，而是委曲婉转，反复低徊。许多诗篇都能巧妙地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情明理。用以起兴发端的有典型事件，也有具体物象。《古诗十九首》以写景叙事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水到渠成，而且又抑扬有致

(2)审美境界

《古诗十九首》中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如《凛凛岁云暮》和《明月何睦睦》，展示的都是典型的意境。

(3)语言技巧

《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tfk嵘《诗品》卷上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①《古诗十九首》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晓杨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浅浅寄言，深深道款，用意曲尽而造语新瞥，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

②《古诗十九首》的语言浓缩，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丰富的表现力。诗中有许多名言警句，简洁生动，哲理深而诗意浓

③《古诗十九首》中有许多日常用语，虽造语平淡却有韵味；化用了许多古代典故，却不给人以晦涩生硬之感。同时叠字、双关语的自然融入，又颇得乐府民歌的神韵

4.评价及影响

《古诗十九首》在各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古人对它给予很高的评价。刘韶《文心雕龙·明诗》谈到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古诗”时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古代作家喜爱《古诗十九首》，并自觉地学习、借鉴它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甚至加以模拟，曹植、陆机、陶渊明、鲍照等人都有这方面的作品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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