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准扶贫的经济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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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精准扶贫的经济法思考
作者：敖璐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05期
摘要贫困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扶贫工作任重道远。新形势下，精准扶贫理念与经济法的内在价值取向一致。本文介绍了精准扶贫的含义，将“扶贫”和“精准”与经济法追求的实质公平与效率相对接，阐述了其内在一致性。同时，针对我国扶贫工作的现状，提出应建立专项法律制度，充分发挥经济法在精准扶贫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关键词精准扶贫经济法理念
作者简介：敖璐，贵州大学科技学院，讲师，湖南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2.178一、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
精准扶贫，相对于粗放扶贫而言，是指针对不同的贫困环境、不同的贫困农户的状况，运用科学程序对扶贫对象进行精确识别，从而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概括地说，精准扶贫主要针对贫困居民，谁贫困那就帮扶谁。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这一思想理念对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且急需法律制度的有效保障。
二、精准扶贫理念与经济法内在价值目标一致
公平与效率是法的重要价值追求，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立足于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其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与精准扶贫理念内在目标相契合。
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经济法与生俱来的双重使命，经济法是在生产社会化出现市场失灵时需要政府干预，而当政府失灵时又需要规范政府的行为时产生的。“经济法既是授权之法，又是控权之法”。我国贫困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树立，区域之间相互竞争、迅速发展，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逐渐被拉大，加之我国之前采取的是“区域优先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的贫困状况未能得到根本改善。适当发挥经济法的作用，有助于从根本上化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在贫困问题上的双重阻碍。
（一）“扶贫”体现经济法追求的实质公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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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不仅是起点公平、形式公平，而是结果公平、实质公平。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共同的奋斗目标，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长期任务，也是经济法为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均衡发展的重要使命。经济法立足于社会本位，关注社会整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是经济法特有的利益观，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不是以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事实上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是相互包容的。扶贫对象最明显的特征是贫困，而经济法中对弱势群体的特征诠释之一便是贫困化，贫困人口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往往体现出经济状况差、生活质量低、生存能力弱的特点，他们大量、零散地分布在我国各个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及农村，且会长期存在，由此我国社会中处于极度贫困的人们实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消除贫困本身就是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扶贫工作与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关注弱者利益的内在目标相一致。而扶贫工作的推进，既为保护、发展个体利益，也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同时，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滞后，贫富差距大，在扶贫工作中，极易出现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不容忽视的是，贫困地区的人们基于生存需求，往往难以顾及环境、资源的保护，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我国各地区开展的“开发式”扶贫工作，正是为了弥补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而进行重新分配，这是经济法价值和功能的体现。开发式扶贫，需要人们尊重自然规律，运用科学技术，发挥本土优势，发展特色经济，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扶贫工作要兼顾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平衡发展，这符合经济法的内在理念。因此，要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生态环境，在经济法体系下建立相应的平衡机制，并使之规范化、法律化。（二）“精准”强调经济法的效率价值
扶贫工作长期而艰巨，新形势下扶贫要求“精准”，这是从粗放到精准的理性认识的发展。精准扶贫不同于粗放扶贫，传统粗放型扶贫效率低下，其表现在：贫困居民底数模糊、情况不明，扶贫的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确，这将造成扶贫资源浪费，扶贫欠缺公平性。而精准扶贫，强调扶贫的效率和实际效果，突出“精准”，重视对贫困居民的致贫根源进行精准挖掘，在政府主导下引入基层识别、民主认同等机制，从而使扶贫给付走向精准化。
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是为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低效率、无效率以及资源配置失衡而出现的，当以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然而传统粗放型扶贫由于目标不明确，方式单一，加之缺乏系统专项的法律来规范，导致大量的扶贫资金投放错位、低效，资源遭到浪费，即违背了效率原则，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扶贫”到“精准扶贫”，强调“精准”便是强调效率，这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效率的追求是一致的。从粗放到精准的转变绝非易事，这需要在法治理念的引导下，建立专项法律机制，将精准扶贫纳入到经济法的体系中进行规制。三、我国扶贫工作现状及法律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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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扶贫工作仍面临许多困境，新形势下对扶贫工作的新要求，对“精准扶贫”的强调与重视，需要科学、有效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针对我国目前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建立专项立法。
（一）我国扶贫工作行政主导性浓厚
“长期以来，我国贫困治理主要采取的是政府单向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或者‘运动型治理’方式，政府主导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关键的核心作用。”在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实际操作中，基本是自上而下，由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为主导，以致在对扶贫对象实施识别、帮扶、管理时，各级各部门干部的主观决策起了关键作用，形成了人治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处理复杂的扶贫与脱贫关系，欠缺公平性及体制协调的有效性。要解决这一问题，必然涉及到体制，那么对扶贫主体的分工，权利义务配置等问题，就需要法律来确认，同时，法律可以构建较为有效、公平的实施程序，保障该体制运行。值得借鉴的是，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是较为典型的国家扶贫类法律，我国应出台类似的专项法律，比如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类机构等作为扶贫主体的地位、责任，权利和义务，规范其组织管理等问题。（二）扶贫主体单一、社会组织缺位
我国的扶贫工作一向以政府为主导，因此扶贫的主体主要为各级行政机关及其派出部门。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主体较为单一，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出现了很多综合性问题。而精准扶贫强调扶贫主体多元化，用法律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到扶贫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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