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时期。抗战的胜利，无疑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与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中国抗战也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抗战与战时外交也有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战争是外交成功的基本保证，没有不屈不挠的抗战就没有外交的成就；同时，外交上的努力与成功也为坚持抗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战时中国的外交是抗日战争这部伟大史诗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有许多辉煌的篇章。抗战之初，中国政府即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国联会议和九国公约会议，把中日冲突诉诸国际社会，争取各国的同情及有利害关系各国的支持；中国利用与德国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关系，使德国维持了半年多的中立；同时中国极力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使苏联从1938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成为中国军火的主要供应者；中国也努力推动美、英（尤其是美国）政策发生积极转变，反对两国对日妥协的倾向，使两国逐步确立起制日援华政策，为以后的盟国关系奠定了基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坚持抗战四年半之后，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两国的在华特权，以后又与别国签订了相关条约，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1943年10月中国代表签字于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12月中、美、英三国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都将归还中国，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1944年9、10月，中国代表参加了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4至6月，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发起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得到了长远的保障。

战时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它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的实际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同时，由于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弱国，就其综合国力而言与当时的其他三个大国不能同日而语，其他国家也还没有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因此在战时外交中仍然留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不论是成就还是欠缺，它们作为历史现象都有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这里只想就影响中国战时外交的若干主要因素作些简要分析。

（一）

中国全民族的抗战是影响中国外交的最根本因素。

回头去看，中国抗战爆发时的国际形势是相当险恶的。面对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獗，欧洲弥漫着绥靖主义。1936年意大利灭亡阿比西尼亚。意大利的侵略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谴责和反对，反而得到英、法实际的纵容。而当德国于1936年3月公然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派兵进入莱茵非军事区时，英、法除了发出抗议照会外，对于羽毛未丰的希特勒居然不敢作出任何实际的反应。1937年5月张伯伦就任英国首相，英国绥靖思潮更加发展，张伯伦认为：“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我们遭受日本的武力攻击，在初期我们是无论如何无法进行防卫的。”因此，英国政府认定，避免在远东的敌对行动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1）a〕。

美国的情况比英、法也好不了多少。美国本来有孤立主义的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尔逊总统打破这种传统，派兵远征欧洲。但战争结束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破灭了，美国又未能确立起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于是不参与美洲以外事务的孤立主义重又泛滥。流行在公众中的一种思想情绪是：美国政府把数百万青年送到欧洲战场上流血牺牲，原来是为了填满军火商的钱袋。

西方大国对中日战争也同样表现了一种暧昧的软弱的立场。1937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各签字国递交备忘录，通报卢沟桥事变真相，谴责日本“破坏华盛顿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指出：“倘任其发生，则足以在亚洲及全世界产生重大之后果。”〔（2）a〕事有凑巧，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与罗斯福总统商量后于同日发表声明，通篇是空洞谈论信守国际协议、维护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贸易机会均等等国际关系准则，声明中稍有份量的话不过是：“正在进行的或即将发生的敌对军事行动的任何形势都是使或者可能使各国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严重影响的”，美国“将根据其他国家军事力量的增减来增减军队”〔（3）a〕。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声明没有片言只语谴责侵略，所以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在内的60个国家立即表示赞同声明的原则。在九十月间讨论中日冲突的国联会议上，英、法代表互相观望，不敢仗义执言。国民政府指望通过美国推动国联，遭到拒绝。赫尔冷冰冰地对中国大使王正廷说：“美国政府已经就此事强有力地公开阐明了政策，而别国政府却还在保持缄默……中国又能指望我们做些什么呢？”〔（1）b〕在11月的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之前，张伯伦阐述英国立场说：“到这个会议上去谈什么经济制裁、经济压力和武力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而不是扩大冲突。”〔（2）b〕罗斯福也在10月12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协议求得当前中国情势的解决……我们的宗旨是要同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签字国合作。”〔（3）b〕法国更认为，想通过召开有这么多国家参加的会议来做成什么事情完全是徒劳的。结果会议开了三周，除了空谈一些普遍原则外，毫无具体结果，成了民主国家对法西斯国家的一次示弱。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不断挨打的积弱形象在国际上尚未改变，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又由于日本侵略者气势汹汹，妄图速战速决，扬言要用两个月时间结束战斗，因此国际上对中国能否坚持抗战普遍缺乏信心。苏联在向中国提供援助之前，坚持要同中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因为它担心，中国一旦投降会跟日本一起反苏反共，用苏联的武器去打苏联〔（4）b〕。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不出二三个月就要失败。在淞沪大战中中国方面投入了巨大兵力，鏖战三个月，损失惨重，空军几乎全军覆没，随之南京陷落。其时外界很少有人认为中国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1）c〕。

但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拼死斗争，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坚韧不拔地坚持了下来，挫败了日本速战速决的图谋，使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陷在侵华战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这才使外人对中国抗战刮目相看。1938年3月罗斯福总统的特别情报员卡尔逊报告说，中国军队正迅速得到改善，军官们正在进行参谋业务和指挥方面的训练，中国只要能得到外国的贷款和战争物资，就能继续抵抗〔（2）c〕。5月，美国使馆武官处的报告也指出，“现在中国人似乎在所有战线上都成功地遏制住了日本人”，日本人战线过长，“不能发起一个足以摧毁抵抗的沉重打击，而中国以他们巨大的人力优势能经受得住日本的进攻”〔（3）c〕。

如果把中国抗战与其他国家抵抗法西斯的情况作一对比，就更能说明问题。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欧洲国家的抵抗在德国的闪电战中纷纷瓦解。英法大军先是任凭德国扫灭波兰，接着又在德国攻势下连战连溃，德军对西欧的作战仅用44天，其间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相继沦亡，英军丢盔卸甲，丢弃大量坦克、大炮、机枪，实行敦刻尔克大撤退，退守本岛。必须指出，欧洲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与德军并无大的差距，法国号称是“欧洲最大的陆军强国”，但由于绥靖主义、和平主义思想作怪，这些国家从精神到物质都没有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部队缺乏训练，军纪松弛，斗志不旺，士气不高；加之军事思想落后，作战指挥多有失误，结果在德军的闪电战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军队虽然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绝对劣势，但军民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往往一战即持续数月，如淞沪大战就坚持了三个月之久，这在西方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在抗战头两年中也丧失了大片国土，但日军为占领这些城池都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在欧洲，德国无须克服顽强持久的抵抗即占领了鹿特丹、布鲁塞尔，巴黎更是不战而取。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