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在北京打工的诗人

　　父母把我生在农村，这是我无法选择的。我家很穷，供不起我上学，所以我高中没毕业，这也是我无法选择的。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处流浪，现在，暂居在北京，这还是我无法选择的。为了释放身体和心灵的苦难，也为了让自己不绝望，不怨恨，不逃避，不背叛，我爱上了文学，这，更是我无法选择的。以前，你叫我农民诗人，现在，你叫我打工诗人，有一些歧视。有一些同情，还有一些理解，这，虽然不是我想要的，但同样也是我无法选择的。

　　在没人叫我农民诗人的时候，我就写了很多乡土诗。我写庄稼，写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的忧伤和梦想，以及各种各样的农民的劳动。我还写农村的景致。但是，我一直没有加入“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在没人叫我打工诗人的时候，我就写了很多农民在城市求生存的诗。我写露宿街头的农民，我写当建筑工人的农民。我写卖菜的妇女，我写捡垃圾的老人，我写乞讨的孩子，然而，我不是“打工诗人”组织的成员。写了二十多年的诗了，也发表了二十多年的作品了，我不是“第三条道路”，不是“中间带”，不是“垃圾派”，不是“口语派”，不是“下半身”，当然，也不是“学院派”。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我自己：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

　　我在北京打工，在某杂志社做编辑，过着与世隔绝、与世无争的生活：上班，默默地看稿子，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给作者写信、打电话，为别人写的好作品激动，我喜爱那些来自底层的作者的作品；下班回到家里，默默地写自己的诗。

　　我住的地方离上班的地方太远，在北京郊区，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往返三个小时。为什么我要骑自行车上班?一是我晕车，二是坐车上班必须换两次车，车费太贵。为什么我要住在郊区?因为城里的房子太贵。

　　我写了一个东西，放一段时间，改几次，觉得满意了，又放一段时间，又改几次，又觉得满意了，左看右看，觉得真的是不错。就投出去，然后，就不管了。如果发表了，有了稿费，就收着，如果没有发表，就算了。我就这样生活着。我写的东西既不传统，也不现代，也没有什么技巧。原始地，主动地，承担地，潜意识地，直接来源于我的内心深处的。对于你，也许，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

我一个在北京打工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