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名词解释

“另起炉灶”是毛泽东在三大战役胜利后，在原则性规定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基本政策的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提出。　另起炉灶有两层含义：对外“另起炉灶”宣布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当作普通侨民对待；对内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提出要另起炉灶，创立新型的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外交队伍。 是新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基本保证，解决了新中国如何对待同帝国主义的不平等关系和不平等条约问题，建立了一支忠诚可靠的外交队伍，为迎接50年代第一次建交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银元之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上海发生的一场经济风波。由于部分拥有大量资产的投机者试图通过银元的投机来阻止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流通，并获取如同在中华民国时期的暴利。事件最终演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抗。不久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手段，平息了这一银元风波。中国政府称此次事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毛泽东本人评价“银元之战”的作用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

  和平赎买：　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通过和平方式并采取有偿办法实行国有化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提出过在一定条件下对资本家进行赎买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逐步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这种赎买政策，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实行“四马分肥”，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后，对私股实行定息办法。此外，还给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安排工作，他们的原有工资不降低。赎买政策的实行，不但减少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而且有利于逐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国家资本主义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于国家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为国家所承认并受国家监督，它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对无产阶级。它实际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是变相的私人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之路”。现阶段，我国和外国资本家合作经营的企业也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政府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半个世纪以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571工程纪要》1971年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妄图在“军事上先发制人”，强调“不管准备或没有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等小分队等“特殊手段”，发动反革命政变，杀害毛泽东主席，“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氏天下。按照这个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的规定和要求，林彪反革命集团立即行动起来，急不可耐地加紧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步伐。

  三步走战略部署中国政府的经济建设目标十分明确，这就是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分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新三步走”战略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下，中国人民全面加速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与追求。完成这个阶段之时，中国社会的面貌将焕然一新，不仅完全实现了小康，而且全面进入了现代化社会，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将得以实现。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和壮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是开辟历史的新纪元。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香港、澳门回归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这为两岸和平统一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以后的发展充分证明，“一国两制”已经首先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人们有更加充分的理由相信，“一国两制”同样可以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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