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这样改文章

      古今写作大师都很重视文章的修改。吕叔湘说：“古今中外有不少作家曾经修改他们的作品三遍五遍乃至十几遍才定稿。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许多大家的名作都经过了反复的修改。

 如：左思呕心沥血，10年写成《三都赋》，使洛阳为之纸贵。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作过多次修改，涉及内容变动达上千处，包括典故、比喻的运用、结构的调整、部分描写的删除、外语原文及音译等等。正是有了对《围城》的精心琢磨，才使得这部作品总体上日趋精致，最终导致了一部光彩照人的文学经典的诞生。

 欧阳修改文章　宋代大作家欧阳修晚年时，常常认真修改平日所写的文章。老伴见他用功过度，便说：“何必自苦到这个程度，你的文章还怕老先生骂？”欧阳修笑道：“不怕老先生骂，却怕后生耻笑。”

 曹雪芹写《红楼梦》，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正如作者自己所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作家、戏剧家老舍（１８９９～１９６６）的话剧剧本《春华秋实》，曾从头到尾重写过十次，手稿达五十万字，相当于最后定稿字数的十倍。

 散文家杨朔（１９１３～１９６８）的散文《雪浪花》，全文仅三千字左右，发表前反复修改多次，共改动了二百多处。到发表时，初稿一字未改的只有十五句。

 作家徐迟（１９１４～１９９６）的报告文学《在湍流的涡旋中》，由于多次修改，手稿已经模糊不清。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时，他又在校样上修改了一百二十处。

 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被人牢记，很大程度上因为其中的“绿”字。典出南宋洪迈的《容斋续笔》：“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全诗28个字，用对一字，全诗皆活。王安石这种挑来拣去，才定妥了这个极其传神的“绿”的做法，一直视为诗人字斟句酌的范例。

 唐代诗人贾岛有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传说他为了在诗中用“推”，还是用“敲”，犹豫不决，冥思苦想，不想走路冲撞了韩愈的仪仗，韩愈得知后，没有怪罪他，最后帮他用了这个既有声又有动作的“敲”字，这也是推敲这个词的由来。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名著《永别了，武器》的最后一页，修改了39遍才满意，另外把《老人与海》的手稿反复读过近200遍才最后付印。

 托尔斯泰创作《复活》，十年间两次大修改都是主题的改动。1889年，作者把“科尼的故事”写成中篇小说，写一个贵族青年出于悔罪与一个妓女结婚；小说表现一个贵族青年的忏悔，主题纯属道德心理方面。5年后托尔斯泰重写这个故事，经过开掘深化，使《复活》的主题由表现道德心理方面转向社会政治方面，有了批判意义，却安排了一个幸福的结局。后来作者几经探索，思想上又有了新的突破，他把人物的悲剧命运看作是社会罪恶的必然结果，由此对沙皇专制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使作品的主题更为深广。《安娜·卡列尼娜》改了十次开头才定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好的结尾，有如咀嚼干果，品尝香茗，令人回味再三。” 他的《战争与和平》也竟然重写了8 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写完后，从头到尾作了修改。后来的德文第二版和法文译本，他又分别作了修改。他写《资本论》长达40年，中间经过多次修改，现在的前二卷的前一部分原稿，光保存下来的就有8种之多。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书中说：马克思“绝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的作品。他不能忍受他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没有做最后校正的手稿给别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宁可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

 为了使作品臻于完美，巴尔扎克不断修改他的小说。一次在小说付印前一刻，他还要求出版商等一等，说某些地方得改动。出版商不愿意，因为这样会增加他的成本。巴尔扎克坚决要修改，出版商恼了：如果你愿意损失稿酬的话，你就可以改！巴尔扎克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半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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