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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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儒家教育思想
摘要:董仲舒的主要教育思想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注意“中品之人”的教化作用,选用“德育之官”兴办太学。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为汉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中国西汉思想家、教育家。汗景帝时为博士,采用老学生带新学生的方式讲《公羊春秋》汉武帝十,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教学理论。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之”
董仲舒适应当时政治统一的需要,把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公羊春秋》的名义下融会起来,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他从“天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兴办太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材孝廉”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并加以实施。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帝王“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他指出,政令的统一必须以思想学术的统一为前提。因为儒家最重视正名定分,最适合于封建中央政体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主张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董仲舒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就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术为“正统”的先河。
二、强调“中品之人”的教育
董仲舒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性三品”说,把人分为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圣人之性为上品,这种人生来就是善的,他们制定的标准和内容,且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筲之性为下品,没有善资,只能采用刑法对待他们,不必进行教育。万民之性为中品,中品之人必须接受教育。因为中品之人既有性善的一面,又有性恶的一面,因此董仲舒尤其重视中品之人的教育。
中品之人有性善的一面。人有善端和善质,就具备了接受王道教化的基础。董仲舒承认人有善端和善质,但同时强调人性并非就是善。提出“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从而将“善端”和“善”这两个概念做了严格的区分,得出“善,教诲之所然”及“性非教化不成”的结论。强调了王道教化的作用。中品之人也有性恶的一面。董仲舒认为情欲是造成社会罪恶的渊薮:“太富则骄,太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他指出情欲不加以约束,就会使“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对人的性恶,他主张以礼、法来节制人的情欲,同时强调德教的作用。董仲舒认为“中品之人”“萌而无知”之众,因此天立帝王以教民,统治者教化百姓是受命于天,是其根本使命,只有加强对“中品之人”的教育才能稳定社会秩序。
三、主张治学要“专精”
董仲舒治学时非常重视独立思考,注意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地探究学问。他曾提出学习要“善一”“常一”和“专一”所谓“善一”,就是要有所专长,专精于一;所谓“常一”,就是要始终如一地努力学习一种学问;所谓“专一”,就是在学习过程中要专心致志。他曾形象地举例说:“是以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由于他一心一意地钻研儒家经典,学识渊博,被时人誉为“群儒之冠”,有“汉代孔子”之称。
四、“道之以德”的教育核心原则

董仲舒认为帝王要按“天道”的法则来统治人民,应当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他认为,教育不是只要求教育者履行责任和义务,更不是扩张自己的价值与权力,而是要从尊重他人的价值与权力出发,“仁者之爱”的情怀去关心爱护他人。他要求教育者必须“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多功自己的恶,少功他人的恶,要自责而不要责人。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人;人不被其爱,不予为仁。”董仲舒的道德教育不是教育别人,而是“治我”“治我”要严,待人要宽,否则不是道德教育。
五、重视教化的作用
董仲舒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他认为王者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德治与教化。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把教化看成是防止百姓趋于从利的有力工具。他提出:“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如果地方各级行政官员领导不好,君主的仁德就不会被很好地宣传。
六、选用“德教之官”,兴办太学董仲舒认为吏为“民之师帅”,教化的统治术能否推行,关键在各级官吏。他要求选用“德教之官”,而不可“独任执法之吏”他反对当时“任子”和“訾选”的入仕制度。他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于是他又提出了察举和兴办太学这两项政策建议。
董仲舒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方法是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士。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的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所以董仲舒认为,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推行教化统治术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十几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地作用。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建议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他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是有贡献的。此后,太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之一。
论董仲舒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摘要:一、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性三品说二、德育内容
三、德育方法1以仁安人,以义正我2明道重志,行道养志3必仁且智
一、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性三品说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首先看到了人性的内涵,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他们从各自的人性论出发,提出了系统的德育理论。董仲舒对先秦儒家的人性论进行了扬弃,他糅合性善、性恶说,认为人性是有善恶品等的,提出了性三品说。从而为自己的德育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下面我们看他是如何从性三品说出发进行论证的
由此,董仲舒扬弃了孟、荀二者之弊,以其性善情恶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了人性发展的先天性潜质,通过对外在教化可能性、必要性的强调,奠定了他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必须指出的是,性三品说作为一种抽象的人性论是错误的,董仲舒不懂得人性是活动于现

实中的人的特有的规定性,善、恶作为道德评价,是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不懂得人性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而发展变化的道理。但是,他对为什么要对人要实施道德教育,人能不能获得善性的问题,做了合乎逻辑的回答。肯定了德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认识德育的价值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德育内容
对于德育内容的设定是道德教育的基础,董仲舒为维护汉王朝封建等级制度而施行的道德教化对其内容也进行了系统的、创造性的阐述。张岱年先生说:“封建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是由董仲舒确定的。这个基本道德原则就是“三纲五常”
董仲舒讲述五常之道,在先秦儒家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新的发挥。他发挥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阐述了“仁”的思想,在《仁义法》中,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义。”因而统治者们不能“以仁自裕”,而应该“博爱而亡私,布德实仁以厚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仁”的思想即是要求积极培养人民的仁德,教导人们真正地力行爱人,特别是要敬上爱君。
在教导人们“以仁义安人”的同时,他又随之提出了“义”的道德观念及其行为规范,他说:“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仁义法》)这就是说要纠正不宜的行为,使之归之于宜,而纠正行为首先应该由自己开始。对于义利关系,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身之养莫重于义》)这就明白地阐述了物质利益的利和精神追求的义对人的重要性。但他仍然继承着以义制利的儒学传统,主张“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利之于人小而义之于人大”
三、德育方法(一)“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义”作为德育的两种基本方法,董仲舒区分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仁义法》“仁之法”旨在爱人,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同上又说“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必仁且智》)从中可以看出“仁”强调的是爱人。
而义之“宜”在于“正我”,他说:“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仁义法》)这是教导人们修己待人的态度,重视道德主体的自我修养,为善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身先示范,“自攻其恶”“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同上)从思想实质来看,无论是“仁之法”还是“义之法”都是为了调解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而提出的。但作为道德原则符合德育规律,对于广大的德育工作者来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是我们今天的德育工作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
(二)“明道重志,行道养志”董仲舒强调“明道”,他说:“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道不谋其功。《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即是坚持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任何现实的功利得失都不会影响和动摇自己的人生追求。董仲舒所强调的“明道”,实际上成为了封建统治阶层的统治工具,它将纲常伦理视为人之本性,片面的强调理性的生活,压抑了人的真实自然属性,使德育成了人性的枷锁,异化为教育人去容忍专制统治的教条。我们今天的德育就要走出这个误区,在重视人社会属性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人的自然属性。现代德育要走出困境,就应回归生活,生活世界是道德教育的根基。因为生活世界是蕴藏着丰富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它在形式上似乎表现为平凡、琐碎和世俗,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却泛化地存在于其中,人们在具体的生活中能够探询和感悟到其中的乐趣、

价值和意义;……。
董仲舒也十分立志的重要性,说:《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礼之所重者在其志。《玉杯第二》要求人们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养成坚强的意志,做到“至诚遗物而不与变,躬宽无争而不与俗推”《天道施》同时他要求人们的道德修养并不只是停留在认识上,更应积极行动,在行道的过程中,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他提出的“进善去恶”“改过迁善”“反道以除咎”“积善累德”等思想,揭示出了德育的一般方法和规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必仁且智”
从孔子开始,仁与智的统一,便构成了儒家人格境界的一种基本思路。董仲舒继承了这一思路,他说:“不仁而有勇力才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佞给,则迷而乘良马也。不仁不智有才能,将以其材能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必仁且智》)在此,可以看出董仲舒的仁智统一是以仁为体,以智为用,智从属于仁,其作用是行仁。比较辨证地看到了德育和智育的辨证关系。
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学科兴起。人文教育的弱化,重智育而轻德育的倾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科技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和舒适的同时,也由于非人道的使用,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威胁,各种社会问题以及人类精神领域的种种危机也日益凸现。这些都警示着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严重偏向科学、忽视人文的畸形教育。因此,当代德育的建构应重视人文精神,正确处理好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矛盾,注重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如果剔除仁智的封建性,董仲舒德智统一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德育工作仍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总之,董仲舒的德育思想博大精深,它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道德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进一步继承和发掘董仲舒德育思想中的精髓,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推进全人类的文明进步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董仲舒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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