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

仙桃市位于鄂中，地处江汉平原南部，汉江下游南岸。市域今跨东经112°55′～113°49′，北纬30°04′～30°32′之间，东邻汉阳，西接潜江，南滨东荆河与洪湖、监利相望，北枕汉江同天门、汉川—衣带水。市治距省会武汉市82公里。东西最大横距78公里，南北最大纵距35公里。总面积2520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35%.

市境为冲积平原，西北高而东南低，地势平坦，起伏甚微。西北郑场八屋台为最高处，海拔34.50米（吴淞基面，下同）；东南角之五湖为最低处，海拔21.50米。全境地势约呈1/7000的坡度倾。境内平原、水域大致构成“八地半滩分半水”的格局。

仙桃市属亚热带季风候区，四季分明，雨量丰沛，阳光充足，气候温和，但时有旱涝、寒潮、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发生。光能资源较丰富，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934.8小时，平均每天5—6小时，日照率为46%，基本满足农作物的需求。年平均气温16.5℃，春秋季节气温变化剧烈。一般1月最冷。极端最低气温-14.2℃（1977.1.30）；7月最热，极端最高气温39.3℃（2003.8.2）。无霜期258天

  仙桃水利概况

仙桃市位于湖北省江汉平原的汉南地区，系古云梦泽淤淀而成。南北江河夹流，在给这块肥沃的土地带来丰富水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频繁的洪涝灾害。千百年来，在这块平原洼地上生存、繁衍的人们，为了求生存，谋发展，不断地兴水利，除水害，其成效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而不断扩大。从水利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而言，不治理水害，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保障，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将会受到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仙桃市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与治水紧密相关的发展史。

三灾并存的水利环境

仙桃市域历史悠久，在夏、商、周为荆州之域，春秋、战国属楚，秦隶南郡，汉、晋乃云杜、竟陵地。梁天监二年（503年），始置沔阳郡设沔阳县。此后的1400余年中，先后称郡、县、州、府、镇、路，虽境域多变，领属有别，但“沔阳”之名少易。1986年5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沔阳县，建立仙桃市，属荆州地区，1994年隶湖北省直管。

市域今跨东经112°55′～113°49′，北纬30°04′～30°32′之间，东邻武汉市之汉南、蔡甸区和汉川市，西与潜江市毗邻，南滨东荆河，与洪湖市、监利县隔河相望，北临汉江与天门、汉川市一衣带水。市域东西端长约78公里，南北宽约35公里，总面积2538平方公里，状似飞翔之彩蝶。

建国之初，沔阳北枕汉水，南临长江，东荆河穿腹而过，在1950年沔阳、天门、汉川调整县界，1951年沔阳、洪湖分置和1966年划银莲湖给汉南农场之后，东荆河绕于南，汉水流于北，处汉江、东荆河与长江汇流的三角地带，地势低洼，地面高程在21.5～34.5米之间。每遇洪汛，汉江、东荆河水南北夹击，长江洪水倒漾，外江水位常高于境内地面2～7米，靠堤防御洪，若堤防溃，则成泽国；境内河流纵横，水系紊乱，湖泊遍布，垸似蜂房，雨洪同期，涝水难泄，农田易渍涝成灾；若久晴不雨，又生旱灾。故是洪、涝、旱灾害频繁而严重之地。

外江客水峰高量大，河槽渲泄不畅，极易发生洪灾。

汉江流域面积15.52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557亿立方米，实测最大年（1964年）径流量1072亿立方米，最小年为1966年的235亿立方米，相差悬殊。河道上游之遥堤末端多宝湾堤距3500米，下游仙桃以下河段宽仅200～300米，过水断面上大下小，泄洪能力极不均衡。自丹江口水库建成运用以来，仙桃站多年平均高水位为32.45米，1964年、1984年在杜家台闸分洪运用的情况下，水位分别达36.22米和36.24米，相应流量分别为14600立方米每秒和11700立方米每秒。

东荆河首汉尾江，分泄汉江洪水注长江，受江汉洪水制约，具有两江洪水特征。河道分泄汉江下游洪水1/6～1/4，高水位多出现在7～10月。上游陶朱埠站1934年、1964年水位分别为39.1米和42.26米，流量达5340立方米每秒和5060立方米每秒，冬春有时断流。年最大径流量为1937年的230.9亿立方米，最小年径流量为1978年的7.7亿立方米，自丹江口水库修建之后，多年平均径流量为38.9亿立方米，占新城站泄量的7.8%。下游河道在建国初期，分南北两支在新滩口和沌口注长江，自1966年起，改在三合垸汇长江。河道汊港时分时合，泄量不大，借助滩地消泄；洲滩围垸众多，阻流严重，时需破垸泄洪。在杨林尾以上主要防御汉江洪水，以下防御长江洪水倒漾，洪汛频繁。据记载，自1966年至2005年的40年间，下游洪水有25年超过设防水位，为5年3洪汛。

自杜家台分洪工程兴建之后，仙桃不仅要抗御江河过境洪水，还要防御杜家台闸分泄之超额洪水，形成南北防汛、腹部御洪的严峻局势。

处在洪水包围之中的仙桃市，如在境内任何一段堤防溃决，都会造成大范围的毁灭性灾害，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故此，仙桃人民视堤如命，素称防汛为“天大的事”，历来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市域受太平洋、印度洋季风影响显著，冬干夏雨，冬冷夏热，四季分明，变化显著，属亚热带季风区。春季，南北气流交替频繁，天气变化剧烈，5天以上的连阴雨天占全年连阴雨天的1/4，农作物易渍。夏季，偏南风强盛，高温多雨，湿度大，天气闷热。初夏雨量集中，且多暴雨，易涝；盛夏炎热少雨，常旱。秋季，由于北上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下同）南撤速度较快，天气趋向稳定，秋高气爽的天气较多，10天以上的连晴天每年有1～3次，20天以上的晴天约为二年一遇，易发生伏秋连旱。在少数年份也会出现秋雨绵绵而渍涝。

因季风的强弱与进退时间的不同，导致降水量变化大，涝旱灾害频繁。据仙桃站52年实测资料，降雨在年际间变化悬殊，在年内分配不均，汛期雨多，暴雨集中，强度大。多年平均年降雨量为1215.0毫米，而1954年雨量多达2331.9毫米，接近平均年雨量的两倍；但1956年雨量仅687.1毫米，只是平均年雨量的56.6%，不到1954年雨量的30%。5～10月汛期，平均雨量为797.7毫米，为年均雨量的2/3，1954年汛期雨量1795毫米，大涝。累计汛期出现日暴雨量在50毫米以上的有185次，占暴雨次数的87.68%。6月降雨较多，平均雨量为205.5毫米，而1954年为643毫米，1963年仅42.2毫米。7月平均雨量173.3毫米，而1954年为668.2毫米，1969年为611.8毫米，1978年仅13.7毫米。曾出现1959年7月9日至9月20日历时80天仅间断降雨15.8毫米和1966年7月8日至10月4日89天仅间断降雨27毫米的伏秋连旱。

特殊的水环境，导致水旱灾害频繁。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民国38年（1949年）的110年间，有98年在全境范围内发生大的洪涝旱灾害，真可谓“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

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开展水利建设，兴利除害，不断提高抗灾能力，虽有水旱灾害，但多发生在局部地区，损失较小。建国初期，堤防矮小，5年2洪。经不断地加培堤防，提高了抗洪能力，自1955年起，干堤年年防洪保安。建国后的56年中，有27年出现涝灾，为2年一遇，其中有9年因涝成灾的农田过30万亩；有32年出现干旱，其中有9年因旱成灾面积过10万亩。因此，抗灾减灾成为仙桃人民生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一百多载的水事活动

建国前，人们为谋求生息，首先修堤御洪，再是建闸泄涝，以解决水的问题。

境内筑堤御水，见记载，始于明代中叶。民择高阜而居，围垸垦种。自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以后，从江西迁来大批客民，领地于官，标竿为界，垸田迅猛发展，至乾隆二年（1737年），沔境计有大小围垸1393处。嘉靖三年（1524年），知州储洵奏请修筑江汉堤防，始由按察副使刘士元出司藏千金于沔，遣断事艾洪主修沿汉江堤防。经历代修筑，至道光十年（1830年），沔境沿汉江堤防连成。同治四年（1865年），东荆河监利杨林关堤溃，冲毁沔境朱麻、通城、乾沱等垸，形成东荆河下游主流，后逐渐沿河筑堤。光绪十三年（1887年）知州陆佑勤命人修筑大朱垸王家口至唐市陶横堤长50余里的护城堤，民呼“陆公堤”。民国期间，续修东荆河堤，直到民国23年（1934年），方将龙头拐至太阳脑的东荆河左堤筑成。至建国初期，在今市境内计有干、支、民堤长1166.05公里。

众多的围垸，虽然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也构成了行洪障碍，以致湖渚渐平，支河渐湮，洪水难消，加之堤防矮小，故而洪灾不断。为防水患，历代有识之士进言献策。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北巡抚彭树葵上奏朝廷：“荆襄一带，江湖袤延千余里，一遇异涨，必借余地容纳……但因水浊易淤，有力者趋利如鹜，始则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继之四周筑堤以成垸。殊不知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水流壅塞，其害无穷”。为制止盲目围垸，“唯有命令各州县将所有民垸查造清册，著为定数，听民乐业，此后永远不许私筑新垸，已溃之垸不许修复，一垸之内，也不得再为扩充，以妨水路，而与水争地之痼习或可稍息”。

初期围垸没有排水 闸，为防洪排涝，将堤防夏堵冬挖，后在明末始有开沟建闸泄水之举。万历年间，天官周嘉谟首建汉北 嘴石闸，天、沔、川三邑受益。嗣后，代有所兴，以嘉庆年间由湖广总督汪志伊奏建者居多。道光十三年（1833年），监察御史朱逵吉对江汉治水提出“御险必藉堤防，经久必资疏浚”，“应以疏浚支河为第一要策，而堤防次之”的奏章准奏，将沔阳、天门境内的通顺河、牛蹄支河疏挖。道光二十年（1840年）之后，时有疏导河湖，开挖沟道，建闸筑矶之举。光绪十四年（1888年），湖广总督裕禄、湖北巡抚奎斌为东荆河修疏之事上奏，提出“治水之法，当顺其自然之事而利导之”。“而江潜监沔受水之地，自当仍以疏通腹内河道，宣泄尾闾为要义”。“一切支河汊港有应疏浚之处，均应疏浚深通；民间所筑土坝，有应平毁者，即令平毁”。迄光绪十八年（1892年），沔境建有龙王庙、子贝渊闸，新堤江岸石矶和冯姓河及小型 闸、排水沟。据光绪二十年（1894年）纂修的《沔阳州志》记载，全境有 闸51处。民国15年（1926年）以后，排水工程稍有发展，在今市境内建有小型 闸134座消泄涝水。据1960年统计，尚存建国前修建的 闸87座，闸孔宽度2～2.4米的4座，1～2米的14座，1米以下～0.3米的69座，多为条石或青砖砌筑。

建国前修堤，有官修、官督民修和民修三种形式，劳力皆出于民。清初，修堤工款，均由受益各垸业民自筹，按粮派费出土。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始对堤防河道工程开赏助米粮之例；乾隆九年（1744年）设江防仓谷，用于“堤决歉收之年，按堤计亩，酌借无力穷民，俾得踊跃赶工。俟工毕后按年征完”；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推广以工代赈之法。嘉庆二年（1797年）“官款官修”，勒限保固十年，保固期满后转为民修。光绪年间，堤防经费以朝廷拨款、地方出资、商绅筹集、计亩分摊、收捐、贷款等多种方式筹集。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高严泗新堤被水冲溃，七月抢堵后又溃，朝廷责令修堤知县赔缴工费七成，抢堵知县赔缴三成。民国15年（1926年），两湖政务经济委员会规定湖北省之三十六县（沔阳县属其一），以田赋加一、厘金加一、海关税特税附加作为堤工专款，主要用于江汉干堤土石方工程，20%左右用于民堤补助。民国20年（1931年），沔阳遭受水灾，湘鄂西农民银行沔阳分行发行“水利借券”30万元，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各级苏维埃政府每月总收入中拿出30%用于修复水利工程。

兴建 闸费用，由受益户按亩分摊，较大工程贷款兴建，分年偿还。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由司库借款修龙王庙闸，按受益田亩分摊，于工竣后分5年归还。光绪八年（1882年），用善后局厘金兴建子贝渊闸和疏河。民国14年（1925年），沔籍数学家卢木斋捐款修建仙桃卢公矶。

综观境内至民国时期为止的水利建设发展进程，尽管历代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在水利事业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政治的腐败、经济的落后，以致堤身单薄低矮，御洪能力差，排水工程规模很小，抗灾减灾作用甚微，水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加上治水没有统一规划，导致在上下游、左右岸之间暴发水事纠纷。有的官吏借堤工滥索杂费，“将旧土铲刨见新，藉掩耳目，水愈涨愈高，堤愈修愈薄”，以致“十年九水”，“一年两溃”，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安全没有保障，人们生存艰难。

五十余年的治水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仙桃（沔阳）历届市（县）委、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工作，坚持不懈地抓水利建设与管理。根据上级关于水利建设的指示精神和本地实际情况，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大规模的除水害、兴水利的治水活动。始终坚持以防洪保安为主，筑堤防、关大门，抗御洪水；在垸内浚河道，挖沟渠，修涵闸，建泵站，泄涝水出境，引客水灌田；将水利、灭螺、水产、电力、农田、林网、道路、村庄等统一规划，综合治理。50余年的水利建设，大体经历了5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9～1957年）以防洪保安为主，御洪治涝

1949年，沔阳县人民政府刚成立不久，即遭遇大洪水，长江高水位持续126天；1952年汉江仙桃站洪峰水位超过历史水位0.5米；1954年长江出现特大洪水。由于江汉堤防堤身矮小，残缺不堪，抗洪能力很弱，以致5年2洪灾。故从建国以来，制定了“以防洪排涝为主，首先关好大门”的治水策略。在全县范围内合堤并垸，堵口复堤，加培堤防，整治隐患，填塘固基，提高了堤防的抗洪能力；在陈家垸、杨家越、杨树峰等处退堤还滩，搬迁横口街，增加河道泄量。1956年杜家台分洪工程完建并开始运用，分泄汉江超额洪水，缓解了河道上下游泄量不相适应的矛盾。

全县在“关好大门”的同时，开展以排除渍涝为主的农田水利建设，兴建了一批排水工程。1950年冬，省政府贷粮800万斤，兴建排湖闸，同时还贷款修建了解放、人民、共和等闸。嗣后，相继建成了唐嘴、三益、王台、新兴、和平、建设、南屏垸、木兰口、洛江河、陈家 和西圻垸南、北闸及石 沟倒虹管等中、小型涵闸40余座及修建胡家场、许家湾抽水机站，疏浚河道，开挖排水沟，改善了排水条件。

8年的水利建设，完成土石方4980.86万立方米，混凝土7.93万立方米，水利积累工4329.65万个，投资3966.55万元，其中：国家投资3536.63万元，地方自筹429.93万元。上述治水工作，不仅使人民群众有了一个较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而且培养了人才，积累了治水经验。编制的1956～1959年的治水规划和举办八城垸农田水利建设试点，为水利建设由局部治理转为全面治理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 （1958～1969年）以兴建自流排灌工程为主，综合治理

1958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省水利现场会议确定了水利建设必须“全面规划，综合利用，统筹兼顾，局部服从全局，依靠群众，勤俭治水”的原则；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后改为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江委）编制出《汉南区防洪排渍灌溉规划报告》（以下简称58年汉南规划），县人民委员会编制了《沔阳县水利化规划草案》和总结了八城垸“内排外引，排灌兼顾，等高截流，分层排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经验等，为第二阶段的治水确定了方针、政策和原则，明确了治水方向。按照“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基础上，以除涝为主，除涝灌溉并举，紧密结合发电、航运、卫生、水产、绿化等事业”的综合规划，水利建设由治标转为治本，由单一治理转为综合治理。

1959年泽口闸（原名汉南进水闸）建成，当年引汉江水灌溉农田30万亩。后在全县开展“以灌促排”的工程建设，先后开挖、疏导了总干渠、北干渠、南干渠、仙下河、汪洲渠及通北渠；跨干渠修建了通海口、袁家口、深江站、毛嘴、刘潭、沙嘴、解家口、同心沟、张沟等节制闸；在东荆河左岸兴建了姚嘴、邵沈渡、马口闸；在汉江右侧兴建鄢湾闸及黄越、八潭电力排灌站。形成了较完整地引取外江过境客水灌溉境内农田的灌溉网络。

在兴建灌溉工程的同时，疏浚了通顺河、四方河、西流河等排水河道；在新四垸办农田水利建设试点，总结出“内排外引，分层排灌，排灌分家，综合治理”的经验，指导全县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在防洪方面，除继续加培干堤外，还实施了东荆河下游改道工程和兴建黄陵矶闸，使杜家台分蓄洪区撇开了东荆河，防止了长江洪水漾入。

12年的水利建设，累计完成土石方15415.51万立方米，混凝土11.18万立方米，劳动积累工9992.2万个，投资3138.87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290.2万元，地方自筹1848.67万元。初步建成了以江河堤防为主体，支、民堤组合成的防洪工程体系；以通顺河为干流的自流排水工程体系；以泽口闸为枢纽，其他引提水工程为辅的灌溉工程体系。田间渠网工程初步形成。人们有一个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为全县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此阶段，由于水利建设规模大，财力、物力和技术的不足，采取土法上马，按投资设计工程和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兴修水利，以致有的工程标准不高，质量低劣，出现倒闸事故；亦因对水力发电与农田排灌之间的矛盾认识不足，盲目兴建了几处很少发电的水力发电站。

第三阶段 （1970～1980年）以兴建机电排灌泵站为主，渠网配套

1969年7月，全县普降大到暴雨，外江水位高，排水涵闸关闭，雨水无法排泄，造成63万多亩农田受涝成灾。由此认识到：地势低洼的沔阳，要解决排涝问题，必须兴建机电泵站提排。此时，国内已生产大型水泵电机，丹江口水库已开始发电，兴建电力排灌泵站的条件已经具备。县革命委员会作出了“以自流排灌为主，河湖调蓄为辅，机电排灌作保证”的治水策略，编制了《沔阳县电力排灌及农村供电初步规划》，为后期建设作好了准备。

1970年始动工兴建排湖泵站，先后建成了排湖、沙湖、保丰、周帮等大、中型一级排水泵站12处，安装机组84台套，容量34720千瓦，设计排水流量409.8立方米每秒，全县68%的排涝面积有一级泵站排水，并且可兼顾灌溉农田70多万亩。如由县自行设计、施工、安装、管理运用的排湖泵站，装机9台套，总容量14400千瓦，设计流量180立方米每秒，排水面积762平方公里，灌溉农田68万亩，可提排提灌，也可以自流排灌，能对江、河、湖水灵活调度。

在兴建一级排水泵站的同时，于低洼地区兴建以圬工泵站为主的二级泵站；兴建配套涵闸，开挖沟渠；县委主要领导主办渠网、园田化试点；开展喷灌、暗灌的节水试验和降低地下水位试验。

11年间，完成土石方27573.03万立方米，混凝土32.42万立方米，劳动积累工16076.25万个，投资7771.09万元，其中：国家投资4188.05万元，地方自筹3583.04万元。全县建成了五大排水区和三大灌溉区，排灌网络系统基本形成，提高了农田保收标准，发展了电力事业。

第四阶段 （1981～1986年）以加强工程管理为主，建管结合

在调整国民经济，压缩水利投资和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势下，沔阳的水利建设以加强工程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抓已建工程的整险加固，续建配套；开展小型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兴建了通顺河纯良岭防洪闸，将杜家台分洪道以南的干堤连接成了防洪圈；兴建了中小型泵站96处，装机239台套，容量18150千瓦；疏挖了通顺河、南干渠等排灌河渠。累计完成土石方7110.71万立方米，混凝土5.28万立方米，劳动积累工4678.69万个，投资3661.54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736.69万元，地方自筹1924.85万元。

按照全国水利行业提出的“全面服务，转轨变型”和“加强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效益”的方针，将水利工作从以为农业服务为主，扩大到为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服务；从不够重视投入、产出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单一的生产管理型转为综合经营型。从而对水利事业单位进行全面改革，将生产经营型单位由原来的“收入上交，支出下拨”改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工程管理单位实行“定编定员，经费包干，超额不补，节约自理”，改变了过去“吃大锅饭”的水利财务管理办法。

经此阶段，水利工程管理适应了改革的形势，水利建设在改革中求得了发展，水利综合经营初具规模。

第五阶段 （1987～2005年）以提高抗灾标准为主，巩固发展

1986年6月，全国水利建设座谈会提出了重振旗鼓，恢复干劲，改进办法，搞好水利的要求；9月，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加强农村水利工作的指示》，规定农村每个劳动力每年应完成水利积累工30个，并制定了劳务负担、用工范围及换工原则，结算办法和以资抵劳等政策，规定了资金投入渠道和分摊比例。从而形成多层次、多渠道集资办水利的新格局。

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将水利从“农业的命脉”提升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并排列在基础设施的第一位，从投入等方面予以倾斜，使得境内的三大水利工程体系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防洪工程，除每年对汉江堤、东荆河堤和分洪道堤进行整险加固外，还修筑了西围堤从南港起经五只窑至汉洪段的改线堤，兴建了五只窑防洪闸，改西坼泵站出水管道为箱涵。在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之后，将东荆河杨林尾以下堤防进行了高标准的整险加固，采取了填塘固基，加宽加高堤内外平台，加高培厚堤身，修筑混凝土堤面，护砌堤外坡和二级平台以下护坡防浪，对穿堤建筑物实行加固加长或重建等工程措施，抗洪能力大大提高。

排涝工程，兴建了杨林尾泵站，不仅解决了时合垸的排涝问题，而且提高了全市的整体抗灾能力；兴建了草八垸泵站，消除了该垸的“水袋子”，提高了沙湖排水区的抗灾能力；更新改造了排湖、沙湖、保丰泵站的电机定子；启动了排湖泵站和鲫鱼湖泵站的整险加固更新改造工程；兴建、改造二级泵站79处，装机138台套；实施了展翅长河改道工程，兴建了潮兴泵站，不仅解决了与汉川长期存在的排水纠纷，而且提高了洪北地区的排涝标准。

灌溉工程，对泽口灌区进行了续建配套，更新改造。完成了泽口闸的整险加固；疏挖了总干渠、北干渠、南干渠、通北渠；整治仙下河、汪洲渠的城区段和北干渠三伏潭段；重建、扩建、整修了石 沟倒虹管和毛嘴、通海口、深江站、刘潭等闸及小型分水涵闸。

此间的水利建设开始按基本建设程序兴办，避免了“三边”工程；工程建设逐步按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施工监理制和结算合同制进行管理。

在此19年间，累计完成土石方37591.83万立方米，混凝土16.32万立方米，劳动积累工27388.74万个，投资65105.42万元，其中：国家投资35824.32万元，地方自筹29281.1万元。

通过这一阶段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水利设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防汛抗灾能力有了很大增强。仙桃市于1991、1992年、2004年，获得了全省水利建设先进县（市）称号，1995、1996年获得全国水利发展先进县（市）称号。2003年，市政府、市水利局获得了全省长江（东荆河）堤防建设先进集体称号。

在此阶段的前12年间，大力发展水利综合经营，市水利局于1991、1997和1998年获全国水利综合经营突出贡献集体或全国水利经济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自1999年起，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企业改组改制的决定，对水利综合经营单位进行了改制。

此阶段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颁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市水利局被明确为同级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并逐步完善了地方配套性法规，组建水行政执法机构与队伍，依法治水管水，处理水行政案件和水事纠纷。

2005年编制的仙桃市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为全市今后一个时期的水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大体系的显著效益

建国后，仙桃的水利建设，通过上述五个阶段的发展，基本建成了防洪、排涝、灌溉三大水利工程体系，其效益显著，影响深远。

据不完全统计，在1950年至2005年止的56年间，除支援外地和“三线”建设完成土石方3565.93万立方米，投工4055.39万个外，境内水利建设累计完成土石方92671.94万立方米，混凝土73.13万立方米，投入劳动积累工62465.53万个，投资（不含劳务折资）83643.47万元，其中国家投资46575.89万元，地方自筹37067.58万元。修筑干、支、民堤长363.08公里，建成了2个干堤防洪圈和各民垸堤防；兴建了杜家台分洪工程和东荆河4个民垸的6个分洪口门，分泄超额洪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防洪工程体系。疏浚和开挖排灌沟渠4325条，长7502.01公里；兴修涵闸4404座；兴建固定排灌泵站265处，装机759台套，容量90790千瓦。建成了排湖、沙湖、时合垸、洪北、通北五大排水区和泽口、洪北、冯保三大灌区及各民垸的排灌工程体系。将“十年九不收”的地区，建成为国家的商品粮、棉、油、鱼的生产基地。

一、防洪工程体系

防洪工程由汉江堤、东荆河堤、分洪道堤及泛区围堤组成干堤防洪圈，以分洪道为界，分为洪南、洪北两个防洪圈。

洪南防洪圈，北从汉江右堤与潜江市交界的大王庙汉右199+200起，至杜家台分洪闸右侧的127+440处连分洪道右堤，于公明山接分蓄洪区西围堤后，由北向南抵大垸子闸连东荆河左堤，从东往西在同心垸荆左67+830与潜江市交界，堤防长度215.17公里，保护面积2092.21平方公里。

洪北防洪圈，从汉江右堤与汉川市脉旺镇交界的108公里起，至杜家台分洪闸左侧的125+400处接杜家台分洪道左堤，于周帮泵站连分蓄洪区北围堤，至周家帮止，堤防长度40.612公里，保护洪北地区面积168.79平方公里。

56年来，累计完成修筑干堤土石方9953.27万立方米，劳动积累工11222.77万个，投资26828.89万元，整治迎流顶冲险段51处，长72.19公里，砌筑防浪护坡长39.4公里。堤防标准与建国前相比，汉江右堤的堤顶高程加高了3.17～3.74米，堤面宽由2～3米增宽到6～10米，边坡由1:1～1:2加到1:3左右；东荆河左堤的堤顶高程加高了3.46～4.1米，堤面宽由2～3米加宽到6～8米，边坡由1:2左右加到1:3左右。由于堤防进行了整险加固，其抗洪能力有了很大提高。1952年，汉江仙桃站水位达35.45米时，汉右堤黄新场溃口，沔阳损失惨重。自1954年以后，汉江仙桃站水位出现超过35.45米的有11年，最高的1984年水位36.24米，为有记载以来之最，两大防洪圈均防洪保安全。抗御了1964年汉江出现的百年一遇洪水和长江1998年特大洪水，在大垸子闸水位达32.18米，三合垸水位比1954年洪水位高0.7米的情况下，东荆河下游堤防安全度汛。

杜家台分洪闸自1956年建成运用以来，有10年分洪运用20次，分洪历时2260小时又54分钟，分泄汉江洪水总量194.92亿立方米。1964年分洪运用5次，最大分洪流量5600立方米每秒，降低了汉江仙桃站水位3米。杜家台分洪工程为确保汉江下游的防洪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排水工程体系

境内排水除涝系统，由自流外泄、分区除涝和大型泵站联合提排三个部分组成。有主要排水河流11条，长226.0公里，10个流量以上的排水沟62条，长497.6公里；建有主要排水闸201座，消泄涝水。

自流排水以通顺河为干流，泄涝水入杜家台分蓄洪区汇长江；沿汉江、东荆河的排水闸分泄局部地区涝水。计有向外江排水涵闸23座，设计自流排水流量954.3立方米每秒，排涝标准达10年一遇，在每年5月底以前排水机遇较多。

境内5大排水区和5个主要民垸，除通北排水区外，均建有一级排水泵站。计有排湖、沙湖、杨林尾、保丰、周帮等大中小型一级排水泵站18处，装机111台套，容量47800千瓦，设计排水流量558.6立方米每秒，控制排涝面积2042.7平方公里，排涝标准在5～10年一遇之间；还建有二级排水泵站219处，装机595台套，容量38265千瓦，流量513.9立方米每秒，排泄1246.6平方公里的低洼地区涝水。自泵站建成至2005年底，排湖、沙湖、杨林尾、保丰、周帮5个泵站，排涝运行235899.5台时，提排水量96.38亿立方米。其中参加联合排水的排湖、沙湖、杨林尾3座大型泵站，联合排水6897.3台时，提排水量53367.3万立方米，为抗灾减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灌溉工程体系

灌溉水源为汉江、东荆河的过境客水。沿江、河建有引水涵闸13座，设计灌溉流量308.3立方米每秒，兴建了跨干渠的控制闸13座，建支渠口以上的建筑物127座；建有提水灌溉泵站28处，装机53台套，容量4725千瓦，设计流量51.2立方米每秒；修筑主要输水渠道7条，长247.8公里，5个流量以上的灌渠73条，长514.35公里。形成了涵闸引水、泵站提水、渠网输水的灌溉工程网络系统。

全市建成大、中、小型灌区8个，其中有：占全市耕地面积84.3%的特大型泽口灌区，面积17.7万亩的洪北灌区，面积在5～10万亩之间的冯保、联合垸灌区和面积1万亩以上的天合、天星、刘家垸灌区及面积近万亩的塘林湖灌区。

灌溉工程设计灌溉面积234.7万亩，多年平均引水量10.12亿立方米，最大年引水量为18.56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212万亩，灌溉保证率近75%。

仙桃市在建国后的水利建设，不仅在防洪、排涝、灌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益，而且促进了其他事业的发展，其效益也十分显著。

1、田间工程建设，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在田间搞渠网化、园田化建设，以治水改土为主，对水利、农田、林网、道路、村庄、电力等进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初步治理了渍害中低产田124.3万亩。田间工程建设不仅使大部分农田能“挡得住，排得出，灌得进，降得下”，旱涝保收、稳产高产，而且按照新农村的标准，将零星分散的农户集中，连片建设；进行土地平整，修田间道路，在渠（沟）旁路边植树造林等，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

2、水利建设为电力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建国初期，沔境没有网电。1970年3月，县设水利电力科，主管全县水利、电力事业。5月，开始兴建排湖泵站，其站址是在经综合分析排水、灌溉与全县供电需要后确定的。排湖泵站的兴建，架设汉川马口至排湖泵站的输电线路和修建变电站，始输入网电。嗣后，兴建沙湖泵站时，将输变电工程一并纳入建设计划，统一建设，不仅可供泵站用电，而且满足了周围地区的用电需要。随着电力排灌站的兴建而加速了电力事业的发展。

3、水利建设为水产养殖创造了条件。建国初期，靠人工在湖泊、河塘内捕捞天然鲜鱼，产量不多。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因开沟、建闸、修泵站，降低了河湖水位，浅小的湖泊消失，水产捕捞量减少。为了发展水产业，县将水产划归水利局管理，对湖泊实行统一规划治理，在荒湖内开挖深沟造台田，沟养鱼，田种稻；将宜鱼湖泊修筑围湖堤固定湖面，蓄水养殖。排湖、五湖等渔场陆续兴建，相继投放鱼种，变天然捕捞为人工养殖。由于水产养殖业的大发展，仙桃市（沔阳县）被列为国家商品鱼生产基地。

4、水利结合灭螺，加快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进程。因低洼地区夏水冬陆，适宜传播血吸虫病的钉螺孳生，以致血吸虫病流行。为了消灭严重危害人们身体健康和影响工农业生产发展的血吸虫病，按照“治水优先灭螺”的方针，把血防灭螺作为水利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用水利工灭螺，组织灭螺大会战。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检查验收。采取以开新沟填埋有钉螺的旧沟为主，辅以扩洗包埋、垦种、养殖、药杀等综合措施，消灭钉螺。2005年，又安排投资2501.39万元，用于通顺河、东荆河下游涵闸及郑场等地的水利灭螺工程。

5、建闸修桥，疏河挖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水利部门在河道上跨河修建了主要闸桥50座，连接了主干道路，沟通了陆路交通，结束了依靠渡船过河的历史。利用疏河挖沟的土体，修筑两侧堤埂、道路，发展了道路交通。修建涵闸、桥梁，按照河道通航条件，或建船闸，或设活动桥面，或加大孔宽，以满足航道要求。境内有主要排灌河渠18条，长达473.83余公里，构成纵贯东西，沟通南北的排灌、航运网络，可以季节性通航。

6、促进了林业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在堤防、河渠和水利工程周边的宜林地，植防浪林、防护林和经济林，不仅可以削弱风浪对工程的破坏，减少水土流失，而且还能为社会增加财富，为水工程管理单位增加收入。水面、林木交相辉映，美化了环境，改善和提高了生活质量。

7、兴建农村水厂，提高了农民的饮用水质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水利局、卫生局负责农村改水工程，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兴建村、镇级水厂。现存可供使用的水厂322座，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安全饮水问题。

综观仙桃在建国后的水利建设，不仅为防御洪水、排除涝渍、发展供水，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而且以水利工程的巨大综合效益，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水利的确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社会进步、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

仙桃市经过建国后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获得了显著效益，但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水旱无忧、人水和谐的要求相距甚远。防洪、排涝、供水工程的标准还不高，抗灾减灾的能力还不强；已建工程标准偏低，年久失修，老化、毁损严重；工程设施不配套，效益不能充分发挥；还有排、灌死角和渍害低产田需要治理；水资源的保护、节省和开发利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等。因此，治水仍然是仙桃市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需要持之以恒，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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