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良心与文化人格

作者：李莹波

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08年第07期

        【摘要】 本文通过透析《中国农民调查》中那一起起触目惊心的“涉农大案”，审视报告文学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良心，探讨文化人格对中国农民的影响。他们拥有超常的勇气和行事方式，拥有求生存的小智小慧，他们的生存之道蕴涵着中国农民性格中所特有的信念和责任。

        【关键词】 中国农民调查；社会良心；文化人格

        一、作家的“社会良心”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灵魂，是人民的代言人，是一个社会中最具独立精神的存在。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假设说如果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这一书中，认为中国有着从孔子开始的两千五百年的“士” 传统，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士” 的基本性格，则与西方所称的作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类似，即“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他们“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1] “社会良心” 所体现出的精神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理想人格。作家作为知识分子，更是这种理想人格的化身。具体讲，它有如下两点特征：

        1、非功利意识

        子曰：“仁者爱人”。从古到今，多少人在思考农民问题，寻找出路，可结果是到了21世纪，还是没有找到绝对合理的出路。《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用“平民意识，历史眼光”让关乎国计民生的最重要、最重大问题再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本书作者虽未指明“出路”，可重要的是他们在书中用了6万字对中国农民负担如何形成作了历史性的考察。书中从20世纪50年代谈起，叙述了国家四代领导人是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的，甚至还提到了历史上各朝各代曾执行过的农业政策。那里面揭露的黑暗的现实，那些以前或多或少有所接触但从未完全信以为真的东西，经他们集中以那样犀利的笔触写出来，给人留下更强烈的震撼。与震撼体验相伴，作为一个农民的女儿，一个挂念农民生产生活的城市知识分子，我深信作家是应该把现实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反映出来。这本书就好在它能说出很多让做官者觉得是出乱子的事。如固镇县唐南乡张桥村村委会副主任，他叫张桂全，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却照样可以被两级党的组织委以重任” [2] “公元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上午十时，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辆汽车……手里拿著盾牌、警棍”[3]威风八面地出现在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村民们的面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怖场面─光天化日之下，竟然使得一个神志正常老实敦厚的村民，活活被吓死！足见，做这样的事情对于那些缺乏良心、坑害百姓、惟利是图的人而言是如饕餮。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必须超脱个人功利意识，展现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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