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中国人口红利的发展变化及其社会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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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中国人口红利的变化及其社会经济意义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据2010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们有1/4以上的人均GDP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人口红利的出现并被有效利用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人口红利问题成为了人口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本文将从中国人口的社会现状引入,通过纵向和横向方面探讨我国人口红利的发展变化情况和基本特点,深入了解人口红利的发展状况;同时也从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社会养老保障、投资和消费服务等角度研究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社会经济意义。另外,针对我国人口红利期的特征尝试性地提出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并使之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策略措施。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转变;人口红利;经济增长;策略措施
【引言】:当年,浩浩荡荡的“民工潮”让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充满活力,如今呈现的“民工荒”却着实让许多企业主不安,怎么我们的“民工潮”转变成了“民工荒”?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黄卫平也曾经这样感概:“在这个地球上,有的国家是靠卖东西赚钱,有的则是靠卖力气赚钱。”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两大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即一方面农民工短缺,另一方面经济却能保持高速增长,这与人口红利无不相关,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中国的人口红利有所了解以便做出更好的决策呢?下面将分几个方面来探讨。
【正文】:
1、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的经济增长持续三十年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被称为“东亚奇迹”,已有研究表明,他们是充分利用了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Bloom and William son1998,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的转变阶段获得“红利机会
窗口”[1]。我国的人口转变与东亚地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经验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在国内,许多学者也对人口转变过程产生的人口红利做过一些研究,如于学军、蔡昉等学者具体界定人口红利概念,指出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年龄结构,即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程度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而陈友华则论述了人口红利的形成机制和发展的人口学原理,表明人口红利是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期。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外关于人口红利问题和经济问题关系的研究已存在,如英国的马尔萨斯在其经济学名著《人口原理》(第一版提出:“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实际人口同生活资料应该保持平衡”;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发表的《新人口论》也指出了人口的规模应该适当控制和合理转变[2]。
2、简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过程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过程具有一定的独特性,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属于低增长的原始型人口,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使出生率和成活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年龄结构处于高度年轻型。从历次人口普查的文献数据曲线去可看出,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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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964年为增长型,1982为减缩型,总体上来看是“三高”和“三低”,即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三次生育高峰,以及60年代初自然灾害、70年代和90年代三次生育低谷,波动非常剧烈[3]。因而大致的趋势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人口结构达到年轻型,70年代起我国的人口年龄重构,80年代开始向老年型过渡,2000年以来进入了老龄化加速的发展阶段。
3、中国人口红利的产生、概念和界定
长期以来,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争论围绕着人口规模和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人口红利”往往会被忽视,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对人口红利的思考。“人口红利”学说是西方近年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红利来得迅猛,这一学说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概念的定义多为“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蔡昉区分了“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他指出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对经济增长做贡献,而第二次人口红利指的是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情况下,储蓄、经验、技能等作为资本延长红利期限[4]。社会上普遍认为人口红利发生在劳动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彭希哲教授给出的对人口红利的理解是:由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也称“人口机会窗口”[5]。
对于人口红利的具体衡量标准,国际上通常把总抚养①比下降到50以下称为人口机会窗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