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发艳 09思想政治教育 0903040070

《复活》书评

《复活》一书作者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幼年》《少年》《青年》等。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并以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创作出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这位全世界的文学泰斗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俄国革命的镜子”。

托尔斯泰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纵然其作品中有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人类进步的骄傲。而晚年作品《复活》更是集聚了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的思想艺术，深刻表现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思想的挣扎，并最终找到矛盾的根原，以及解决方法，虽说其方法不一定行得通，也不一定能得到读者的认可。作品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漠视人命的法庭和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阴暗潮湿、瘟疫肆行的监牢；饥寒交迫的下层农奴和荒淫奢侈的上层贵族。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构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一位地区法官给列夫.托尔斯泰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充当法庭陪审员时，认出一个被控犯盗窃罪的妓女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诱奸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养女赶出了家门。姑娘临产后把孩子送给了育婴堂，她从此逐渐堕落，最后进入下等妓院，做了妓女。年轻的陪审员认出这个盗窃犯就是被他糟蹋过的姑娘，于是良心发现，他找到法院检察官，说自己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检察官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但不久，那妓女竟病死于狱中。托尔斯泰出生名门贵族，大学时就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厌恶贵族生活的穷奢极侈，并曾把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分给农民，但因未能得到农民的信任而失败。这故事在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里，经过十余年的酝酿，发芽、成长，这就是《复活》产生的渊源。作家用他善于领会的心灵捕捉到了上流社会年轻人精神世界的复苏，跟他自己曾有过的内心那么相似。于是这个年轻人就成了他的“艺术遗嘱” ——《复活》里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原型，而女盗窃犯则成了女主人公。《复活》一书以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的遭遇为主线，聂赫留朵夫为赎罪各处奔波替玛丝洛娃争取减刑为主要故事情节展开叙述。借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这一精神“复活”的上层贵族的眼，揭示了沙皇统治下上层贵族生活的虚伪、奢侈。作家以人民的名义审判了“审判者”，撕下了那些高坐在审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贵旅代表们的假面具，剖析他们肮脏的灵魂。而更为深刻的审判则是在聂赫留道夫的心灵中进行的。

他是造成玛丝洛娃不幸的第一个罪人。在法庭上认出玛丝洛娃后，“他灵魂的深处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为的残酷、懦怯、卑鄙，还感到他那闲散的、堕落的、残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样。”从此开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转折，他努力从“动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转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审视他周围的一切事物。他逐步成为本阶级的审判者。作者通过他周旋于统治阶级最上层，发现原来掌握生杀大权、制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醒悟到“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里开始的，而是从各部、各委员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聂赫留朵夫奔走在贫苦人民最低层，看到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昼一样的明显，也就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都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于是他承受着来自本阶级的唾弃，将自己庄园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并努力向农民解释他这一令所有人疑惑的举动，得到了农民的信任。他是作品主要思想的表达。

聂赫留朵夫作为一个贵族、公爵，进过部队，当过军官，是地方法院的陪审员， “他使用的所有物品、所有化妆品，如内衣、外衣、鞋子、领带、佩针、袖扣，全是最高级、最昂贵的”，他的虚荣地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尊崇，并一边想着跟柯察金小姐结婚，一边跟地方首席贵族的妻子私通。未在法庭上巧遇玛丝洛娃前，他是当时俄国贵族派最典型的代表，作者以他为模型揭露了贵族生活的荒淫无耻，穷奢极欲，而这一切享受却是建立在对农民残酷剥削的基础上的。

在聂赫留朵夫的身上，作者的矛盾思想得到了充分表现。进入军队后，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开始沦陷，但他的内心并不安宁，关于诱奸玛丝洛娃一事，他感到愧疚，所以逼迫自己忘记那段岁月来逃避事实。正因为这样，在法庭上他才能够一眼就认出玛丝洛娃来，并表现出强烈的反应。也正因为他的良心并未完全泯灭，再见玛丝洛娃便激起了他那原本善良的心灵，他决定帮助她，如果她愿意，他会同她结婚。但他对自己所做的决定是充满矛盾的，他的内心仍然还在地位、荣誉、财产与良心之间犹豫徘徊，刚开始时，他只是对贵族的奢侈感觉到反感，但并没有真正远离那一切的勇气，甚至还觉得虚伪的玛丽艾特是懂他的，跟她几乎走到暧昧的边缘。这都是他的矛盾心里作祟的结果。然而，他的内心又是强大的，总是能够及时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省，这样一次次的反省、觉悟，以及他亲眼目睹的农民的境况，使他心中的矛盾逐渐减弱，意志完全偏到农民一边。他放弃了给自己提供经济来源的土地，由此，他的精神全面“复活”，内心的矛盾不再是要不要丢弃现状，进而转变为了对如何才能改变社会状况，改变农民生活的思考。

作家凭借女主人公玛丝洛娃这一下层平民形象，反映了俄国农民生存的苦难和艰辛。女主人公是一个女农奴的私生子，长大后既是地主小姐的养女，又是她们的侍女。她原是个纯洁善良的姑娘，天真活泼，聪明伶俐，对生活充满了美好向往。聂赫留朵夫的出现改变了她平静的生活，她爱上了这个贵族少爷，在糟到诱奸怀孕并被驱逐出地主之家后，受尽生存的折磨逐渐走向堕落，最后滚入火坑，过了七年非人的生活。后她又被诬告谋财害命，进了监狱，成为一名苦役犯。她的一部血泪史是对统治阶级最有力的控诉和最无情的鞭笞。
　　可以说，玛丝洛娃的本性是善良、温顺的，其精神上的堕落从火车站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开始。她在雨水中奔跑、呼喊，聂赫留朵夫却坐在舒适明亮的头等车厢里玩牌、谈笑。那时，她看到现实的残酷，想纵身跳到车轮下结束一生。胎儿的蠕动，使她犹豫了，从此，虽然她的肉体还活着，但灵魂已开始灰暗，她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因为过怕了苦日子，不愿像“洗衣女工那样冒着三十度的肥皂水的蒸汽，在不论冬夏都大开着窗户的屋子里不停地洗呀，熨呀”的“苦役般的生活”，她“开始过上一种长期违背上帝和人的规律的生活”，由此她的精神世界消失了。卡秋莎·玛丝洛娃形象是那么丰满、真实，她的不幸遭遇表现了下层人民生活的走投无路，像监狱里的老太婆科拉布列娃、铁路看守人的妻子；因没人照看跟着母亲一块儿坐牢的孩子，因没有身份证而坐牢的傻子等等。她在监狱监禁的生活，真实地再现了沙俄统治下农奴生活所遭受的不幸，也表现出不合理社会对平民的肆意蹂躏和残酷迫害。贵族只跟贵族或者有权有势的人来往，那么一个下等人身边的人，自然也只能是下层劳苦人民，因为那是一个没有任何公平可言的、阶级严明的社会。对玛丝洛娃以及与她一样无辜遭监禁的穷苦农民的描写，折射出了托尔斯泰对现实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从而也使作品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更具批判力度。
玛丝洛娃作为最底层人民，在社会的推动下丧失过可贵的精神，但并没有丧失可贵的人性。即使在地狱一般的牢房里，她仍那样善良、厚道，时时关心别人，帮助难友，分自己的面包给饥饿的孩子。另外，我们知道她的盗窃杀人罪安全是不成立的，只因陪审员的疏忽，法官的昏乱，她才被判了刑。从这一点看，我们的女主人翁的人性并未因精神的消失而消失，她虽从事着不堪的职业，但对人是友好的，没有歹心。聂赫留朵夫残酷地毁了她的一生，她恨聂赫留朵夫，但一旦发现后者确有真诚的悔改之意，她还是从心底里饶恕了他，并为聂赫留朵夫日后的生活着想，拒绝了他的求婚。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而她曾一度糜烂的精神的“复活”也正是从这原谅开始的。她答应聂赫留朵夫不再喝酒，并且真的做到。她开始厌恶对她有非分之想的男人，在转到医院帮忙护理病人的时候，处处躲着不怀好心的医生。也不再刻意把一绺头发从头巾里露出来，我们看到，那个心灵纯洁的玛丝洛娃一点点在苏醒，但她真正意义上的“复活”还是在跟政治犯接触以后。

她和政治犯谢季宁娜一块儿尽力帮助她们能帮助的狱民。为帮助要带手铐的流放犯人带孩子，她拿出一个面包圈把小女孩引到自己身边去，一个充满爱心的、质朴的温柔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无疑，政治犯西蒙松对她的诚挚的爱，让她重新找回了迷失的自我，善良、纯洁、朴素的玛丝洛娃彻底归来。对聂赫留朵夫她有爱，有感激，但他们不可能结婚。两个精神上“复活”的人，他们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职责要去完成，如果作者如人所愿,简单地让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就等于是回到了原点，即两人初恋的时候。他们精神上的苏醒只能算是“回归”而不能叫作“复活”。因为年轻时聂赫留朵夫就曾将自己一小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而那时的玛丝洛娃也是纯洁善良的。然而他们这一次经历过艰辛和心灵洗礼了的“复活”是跟原来的精神境界所不同的，这是一次更深程度上的精神的“复活”，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原本的自我，进入了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所以他们之间有爱，但已经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因此，玛丝洛娃拒绝了聂赫留朵夫的求婚是符合作品需要的，更是必然的。聂赫留朵夫虽然有些“忧伤”“惋惜”，但“现在让他感到痛苦的并非这件事”而是“今天在这座恐怖的监狱里他亲眼目睹的种种可怕的恶”“更迫切需要他地拿出行动”。这一结局证实了男女主人翁精神成长的实现，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作家对精神成长的重视以及对精神的崇高追求。

托尔斯泰说“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 其晚年作品《复活》正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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