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报歌》

１９３３年秋天，聂耳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几次遇到一个卖报小姑娘，小姑娘把报名喊得十分顺口悦耳，在聂耳耳里，就好象是一首动人的歌。

后来，聂耳了解到小姑娘家境贫寒，父亲多病没有工作，母亲日夜在家中操劳，全家就靠她卖报挣点钱以维持生计。聂耳很同情她，就决定创作卖报歌。　　

聂耳把要创作卖报歌的想法告诉安娥，并请安娥写好歌词，自已很快就谱好曲。然后，他拿着歌曲和朋友周佰勋一同去找卖报的小姑娘，并唱给她听，小姑娘听了，高兴得拍手叫好，并说：“聂先生，如果能把‘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唱出来，那我就可以边卖边唱了。”聂耳笑着点头赞许，回来就与安娥商量，按小姑娘的话改为“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卖报歌》便由此而来，风靡一时。

《共产儿童团歌》

《共产儿童团歌是1957年拍摄的电影《红孩子》里的插曲。《红孩子》描写了少年游击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机智勇敢的对敌斗争活动，为了讨还血债， 替亲人报仇，孩子们组成了一支少年 游击队。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 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严酷的斗争使他们经受了锻炼和考 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是一首革命歌曲，反映了当时少年儿童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共产儿童团，随着父兄 们向地主、军阀、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精神面貌。

《闪闪的红星》

电影《闪闪的红星》音乐创作于１９７３年，正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文革时期。当时全国的文艺生活充满着高、尖、硬、响，整个社会的文艺生活万马齐喑。而傅庚辰却在这沉闷的空气里奏响优美抒情的《闪闪的红星》音乐，有如一枝独秀，芳香四射，扑面而来，立刻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但人们并不知道这些歌曲有着怎样的“身世”。

傅庚辰接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的任务时，是文学剧本的第四稿，上面已经有了写好的主题歌歌词。他认为不妥，建议作者重写，结果还是不满意。剧作家非常谦虚，表示对歌词创作不熟悉，建议改请词作家。当时邬大为和魏宝贵正在北京编写《战地新歌》。经过组织上的联系，傅庚辰带着《闪闪的红星》剧本找到他们，并提出几点要求：主题歌歌名叫《红星歌》；歌曲虽表现的是３０年代的事，但让现在的人听了也能接受；主人公潘冬子是个小孩，主题歌应有儿童气质；影片是军事题材，主题歌应该是进行曲；歌词不能太长，要好记，好唱，便于流传。

几天之后歌词写成，傅庚辰非常满意。他带着歌词坐上火车从北京赶往上饶，又从上饶坐７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往景德镇。汽车上老乡们带着鸡笼、鸭笼、蛇笼，中途还要在路边店里吃中饭。傅庚辰却对这些嘈杂纷乱的声音充耳不闻。一路上，他一言不发，倾心构思《红星歌》。到达目的地景德镇鹅湖的时候，《红星歌》已经在他的心里谱成。

此后，他又为当时剧本上的另外几首歌谱好了曲子，包括《手捧红星盼红军》（一）、（二）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每天完成一首。到此为止，影片中已经囊括了童声、女声以及混声合唱。剧本上原有一段儿歌《高山竹子青又青》，傅庚辰认为已有《红星歌》，再唱儿歌没有必要，不如再写一首男声独唱。这样，全片的音乐更丰满。于是，他在影片中寻找恰当的位置，终于发现宋大爹划竹排送潘冬子进姚湾镇的那场戏最佳，剧本中这样描绘：“两岸青山，一弯绿水，一夜竹排，顺流而下”，情景交融，意境优美，又没有对话，在这里加一首歌恰如其分。他向导演李俊提出建议，他的建议得到了导演、摄影和录音师的支持，这就是《红星照我去战斗》的由来。

从１０月２９日到１１月１４日，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傅庚辰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配上了合唱，增写了《红星照我去战斗》，并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这些歌曲经摄制组全体讨论获得通过，回到北京后准备开始录制。就在这时，傅庚辰却在音乐组一次开会的办公室里发现了《闪闪的红星》文学剧本的第三稿。其中有一首歌词写道：“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的时代这几句话让傅庚辰怦然心动。音乐组的其他同志也认为这首歌词好，鼓励他换歌。但前几首歌已经摄制组讨论通过，总谱也已完成，花费了很多心血，马上就要开始录音，从头新写能否超过从前？思想斗争很激烈。但是经过深入分析，他认识到：冬子妈唱歌的时候，她还不是共产党员，红军到了什么地方，何时回来，她也还不知道。她是凭着信念和向往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的。所以，在白色恐怖气氛下，在夜半三更，在山中一个茅屋里，当她的儿子问她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时，她从心里发出了向往的歌声“夜半三更盼天明……”是合乎此情此景下人物的思想感情分寸的。想到这里，傅庚辰下决心舍掉《手捧红星盼红军》（一）、（二）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改写《映山红》（一）、（二），并把歌词中的“若要盼得亲人回”改成“若要盼得红军来”。

影片上映后，在《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和《映山红》三首歌都已广为流传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向傅庚辰提问：“你为什么要写《映山红》这样的歌曲，你就没有什么顾虑吗？”当时还是“文革”年代。傅庚辰回答道：“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本人在《矛盾论》里所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快与慢、激与抒、张与弛、动与静都是事物的发展规律，生活是这样，艺术也是这样，因此艺术不能只有战斗性而没有抒情性，所以我写了《映山红》。”

假如没有傅庚辰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我们也就无缘听到《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和《映山红》。而在当时，这种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并不仅仅依靠艺术的热情，更多需要的是追求艺术真实的思想勇气。

《毕业歌》

1934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曲在影片中一群青年毕业前欢聚一堂时首次出现，影片结束时又再度响起，提示了影片主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歌曲表达了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传唱一时，特别为青年学生所喜爱。

《歌唱祖国》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新中国成立后，这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祖国未来充满希望的美好心声。

1949年10月1日，王莘同志到北京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王莘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作为一名革命音乐工作者、作曲家，此时此刻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想把心中的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不久，他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题，写下了一首歌曲，1950年5月，天津市音工团成立，王莘任团长，此后，他为该团演出，又创作了大量作品。

1950年9月上旬的一天，王莘同志再次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这个时候，广场上已经有了准备迎接建国一周年的一些景象：城楼上，工人们正在试挂大红灯笼，广场上，有几支工人和学生队伍在练习走队，准备在国庆那天，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飘扬，见到这些景象，王莘脑中浮想连篇，他决定再写一首歌唱伟大祖国的歌曲，不久，脑海中就形成了《歌唱祖国》第一段的前一部分。

王莘同志写出《歌唱祖国》这首歌之后，并没有急于发表。他一面把它交给天津市音乐工作团，排练演唱，一方面到南开大学、天津炼钢厂、天津纺织厂和天津铁路机务段去教唱，各方面征求意见，群众反映十分强烈，诗人艾青认为好是好，但其中有几句歌词还不十分理想，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即将“五十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王莘立即吸收了他的建议，群众和专家的检验之后，王莘同志才把它抄好向《人民日报》投了稿，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歌唱祖国》的曲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邀请中央歌舞团合唱队录音，除广播外，还添制成唱片向全国人民推荐，从那以后，《歌唱祖国》这首歌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王莘（1938年- ）：作曲家，原名王莘耕，江苏省无锡县人，自幼受到民间音乐的薰陶，喜欢上音乐，并学会吹笛子和拉二胡。1932年，14岁的王莘来到上海，在先施百货公司当一名见习店员，1935年，受到上海民众掀起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的影响。结识了左翼进步音乐家冼星海、吕骥、孙慎等人，参加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到浙江宁波等地积极宣传抗日，1938年，王莘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鲁迅文艺学院学习音乐，当冼星海写出《黄河大合唱》在“鲁艺”排练、演出时，王莘还曾担任过《河边对口曲》中王老七的领唱，1937年，王莘从“鲁艺”毕业后，先在晋察冀根据地开展工作，后调华 联大音乐系任教。从此，他开始了音乐创作生涯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有《晋察冀》、《日头上山岗》等。1942年，王莘开始担任群众剧社的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创作了小歌剧《宝山参军》和大量歌曲，1949年1月，王莘率群众剧社的同志们进入刚解放的天津市。

《学习雷锋好榜样》

提起雷锋，许多人都能联想到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以其特有的旋律和激情，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

您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吗？

1963年3月5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同时还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题词。上午，战友文工团团长晨耕、政委王引龙召集全体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题词，并说下午天安门有游行，全团要去参加宣传活动。散会时，时针已接近10时了。当时许多同志都提议说，我们是文工团，下午游行应该有首歌。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歌队队长、作曲家生茂和词作家洪源。生茂此时也正被雷锋的事迹感动着，便对洪源说：“你写词快，写个歌词吧，一会儿午饭前一定要交给我！”洪源高兴地说：“行啊，我马上干！”

生茂姓娄，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谱曲，他是个行家。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创作过不少歌曲，抗美援朝时他创作的歌曲，在前线部队流传很广。1955年，生茂创作的一曲《真是乐死人》，至今还流传不衰。雷锋是1962年8月5日因公牺牲的。他牺牲后，中央军委和沈阳部队都发出了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通知。在毛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之前，全军各部队已经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通过几个月来的学习，生茂更加明白了一个普通的运输战士，何以获此殊荣。他佩服雷锋能在入伍两年多的时间里，入党、当标兵、升班长，两次立功受奖，并当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的确，在同是军人的生茂的心中，雷锋已经成为他的光辉楷模。因此，他有激情、有灵感，决心拿出一首好歌来以实际行动学雷锋。

中午时分，食堂开饭了，生茂顾不得去吃，只是焦急地等着洪源送词来。说起洪源，那可是生茂的老搭档。他请洪源来写，完全是出于战友间的了解和信赖。洪源姓吴，比生茂小2岁，是北京市海淀人。1949年，我63军围困北平时，在海淀一带挖战壕，准备与傅作义谈判破裂就开打。这时，一批文化高、思想进步的高中学生参了军。洪源与10来个学生一起补充到生茂所在的63军文工团。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联袂创作歌曲。围北平，打太原，进朝鲜，在烽火和硝烟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58年，他俩又一起从63军被选调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至今，生茂依然说，当年的那批学生质量高，特别是洪源脑子快，聪明，写词历来是雷厉风行。不但能写，他还是挺不错的男高音，还登台演出独唱呢。

写词快手不负众望，果然按约定拿出了歌词。生茂拿到歌词，非常高兴，马上仔细研读起来，吃饭时两眼也没有离开歌词。他在想，这首歌一定要有普及性、群众性，部队战士能唱，地方群众也要能唱，绝对不能“洋”，必须是民族风格，而且气势要浩浩荡荡，高亢有力，有高潮。周恩来总理富有韵律的题词给生茂谱曲以极大的影响。“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生茂觉得，总理的这寥寥数语，生动鲜明地刻画出了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手握钢枪、巍然屹立的普通一兵雷锋同志分明就矗立在眼前。生茂仿佛和部队一起高唱进行曲走在大路上，情绪高涨，边谱边唱，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从头到尾又唱了两遍，觉得可以了，就赶紧叫一位歌队队员抄在食堂门前的黑板上，一是让吃完饭的歌队队员试唱，二是请大家赶快提提意见。大家唱了几遍感觉很好，都连声说“行，行！”就这样，一首宣传歌曲诞生了，歌名就取自歌词的头一句。

那时可没有现在的复印机，复制材料顶多是拓蓝纸复写两三份，或刻蜡版油印几十份，可游行出发的时间定在两点钟，时间根本来不及。于是大家就各自往纸上抄，人手一份。抄完后，立即出发了。战友文工团驻地在城内平安里一号院，大家坐上汽车从这里往天安门出发，一路上还在熟悉这首歌的词谱。

1963年3月5日下午，天安门前红旗漫卷，人海如潮，“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金水桥畔，伴着手风琴雄壮高亢的旋律，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成员充满激情地在进行大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这是一首人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新歌，歌曲气势激昂、琅琅上口，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周围的群众。看到这种情况，这首新歌的曲作者生茂、词作者洪源都喜出望外——真没有想到群众一下子就这么喜爱。在这种情况下，团里的领导立即指示歌队的同志分头向群众教唱。看教唱者们那颇有自信的神态，有谁会想到，《学习雷锋好榜样》才刚刚诞生两三个小时呢？

《学习雷锋好榜样》如此大受欢迎，促使战友文工团开始了推广工作，他们利用各种场合教唱这首歌。不久，战友文工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开幕前，著名作曲家晨耕、李劫夫和生茂在台下，向观众教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当时的场面十分热烈，让人记忆犹新。

歌曲诞生的当年10月，《学习雷锋好榜样》词曲在《解放军歌曲》发表；接着由战友文工团首唱录音，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向国内外播放；随着无线电波的传送和军内外的传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一歌开始妇孺皆知，人人高歌，极大地推动了学习雷锋活动的蓬勃发展。

1964年5月，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合唱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以及由洪源与刘薇作词、生茂谱曲、马玉涛演唱的《看见你们格外亲》，双双荣获“优秀奖”；25年后的1989年，在庆祝建国40周年“唤起美好回忆的那些歌”评选活动中，《学习雷锋好榜样》又被广大听众推举出来，再获“优秀作品奖”殊荣。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已经传唱了40多个春秋，十几亿中国人几乎都唱过或听过，甚至有外国人也在唱，可见一首经典之作的生命力、影响力之大。歌曲的魅力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泯灭，可它的创作者却都已年逾古稀，前些年就离休了。为祖国音乐事业奋斗了一生的文艺老战士虽然身体退居二线，可他们的创作激情不减。尤其是生茂老师，依然活跃于音乐创作的舞台上，新作品不断问世。去年夏天，他不辞辛苦，为国家重点工程西气东输征集歌词谱写了《心曲》一歌，深受石油职工好评。2004年春节，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西部民歌大奖赛”的评委席上，我们又看到了精神矍铄的生茂老师。

唱雷锋，学雷锋，做雷锋，是生茂矢志不移的追求。今天是3月5日，《学习雷锋好榜样》诞生距今已经41年了，这位著名的军旅作曲家对41年前那天的情景刻骨铭心。他说，雷锋过去是、今后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要永远记住雷锋的话：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打靶归来》

《打靶归来》。（解放初期至文革前）《打靶归来》。（ 脍炙人口的军旅歌曲《打靶归来》，堪称流行歌曲中的经典之作。当年写这首歌词的作者是个只有小学文化、年仅20岁的坦克兵———牛宝源。

1959年3月，牛宝源所在的团队开到大连海滨一个叫黄龙尾的地方进行实弹射击。一天傍晚，牛宝源在靶场看见一队战士扛着枪，拿着靶牌，唱着《我是一个兵》，胸前戴着大红花，精神抖擞地走在夕阳下。牛宝源心想，若是有一首反映战士打靶的歌儿该多好。片刻间，他被眼前这幅练兵画面感染，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掏出纸和笔，写下了“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句子。回到营房后，牛宝源将诗重新修改后寄给沈阳军区的文艺刊物，不久，竟被刊载了。

这首清新隽永的小诗还引起了另一部队词曲作者王永泉同志的兴趣，他对小诗进行了改动，并用陕北民间的曲调谱了曲。在1960年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上，由牛宝源作词、王永泉谱曲的《打靶归来》荣获一等奖，从此在军内外广为传唱。）

红歌创作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