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批评 反思

做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化的巨大存在，郭沫若一直是大家比较喜欢谈论的话题。然，今之论者，往往将郭的一些表现往人品、良知、道德一类的“宏大叙事”上扯，对其多有垢病；特别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标杆，认为郭的人格操守有问题。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些论述大多流于皮相，有些甚至除了情绪，没有真相。

众所周知，郭的文学创作发源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创造社时期，在当时以诗人闻名。郭的性格中有着诗人的浪漫与血质，有着诗人的冲动、想象力和激情，也有着诗人的易变、好动和脆弱。其为人为文，均与这种诗人性格有很大关系。其思维模式是呈放射状、多元且感性的，而非缜密的逻辑思维和严密的推理。

但是，这并不能否认郭具有天才地艺术创造力。《天狗》、《神女》一类的诗歌中所饱醮的激情，的确在那个需要呐喊的时代里起到了他应有地作用。同时，在中共“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遵照中共的安排，他流亡日本十年，又在历史学和金石考古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就号称是甲骨学的权威“四堂”之一。抗战爆发后，郭毅然回国，成为团结文艺界人士共同抗敌和反对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后，郭又担任了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一直是文艺界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本文中，我将对郭的评述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部分。

先说建国前。对于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中共的领袖，郭沫若有着一种“士为知已者死”的情愫在里面；其实这也是他做人的底线。的确，他在当今文坛上的地位，的确有赖于中共的追捧。但是，中共对他的追捧，是在中共处于在野时期就已经确立了的。而反之，当时在台上执政的是国民党。如果郭沫若没有救国救民的政治良知和理想，他自可以如周作人那样选择“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的生活，至少凭着他当时的文名，如果说郭沫若是那种在政治上趋炎附势地文人，只要他愿意，他自可以过着安闲舒适地生活。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会低；当个高干或者说如蒋廷黻、张道藩一类文化技术类官僚，绝非难事。相反，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跟定了共产党。在中共最为低潮，白色恐怖最为惨烈之时，跟着共产党走了。要知道，那个时候干共产党，不仅没有锦衣玉食、金条美女、高官厚禄，而且是要掉脑袋的。跟着共产党走，是郭沫若在中共最为势衰之时的选择，这一点虽是企图抹黑郭的论者所不愿意面对的；但这，正是衡量和考验郭沫若人品的最重要标尺。而且，终其一生，郭的政治操守始终是将自己与中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然，在时下的世风里，连周作人、胡兰成一类的政治品行低劣地文人都似乎变得有些“可爱”了，可以同情和理解；但反观对郭，却是垢病不断，倒真是怪事一桩。

同时，今之论者，往往拿他对蒋介石先生的态度前倨后恭来说事。说什么前有《试看今日之蒋介石》中对蒋的愤然讨伐，后有《蒋委员长接见记》中的对蒋的顶礼膜拜。同志哥，你要看到郭当时写这后一篇文章是什么时代背景啊！当时正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之时，蒋是国际国内公认的中国和远东地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统帅，是抗日的旗帜，这是事实。就连中共武装红军也被改编为了国军，其帽徽也由红五星变成了“青天白日满地蓝”了；就连当时延安也到处悬挂着蒋介石的画像，毛泽东也多次在公开讲话和对外发表的文告中称蒋介石为统帅，并曾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其实正反映了他是一个有着强烈大局意识和政治良知的文人。郭沫若是为着抗日大局抛开了一已之私和个人恩怨，为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因此，他的这一举动，于所谓道德，不仅不是负分，而应是正分。

就是在中共在野的情况下，不管中共出于何种考虑，将郭树为继鲁迅先生后的又一面文学旗帜（当然，在创造社时期，郭对鲁迅有过攻击，最著名的是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和“不得志的法西斯蒂”；此类攻击，当时颇多，也并非个案，属文坛纷争的正常现象；有些后来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人，也曾在当时攻击过鲁迅）；但是郭在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是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物，这总归是事实吧！而且，做为拥有强大政治和财力资源的国民党，如果郭沫若能“反水”相投的话，他也是可以获得巨大回报的；但是，郭也并未向国民党示好以牟一已之私利。相反，面对国民党的独裁和黑暗统治，他在坚持抗战大局的同时，也与之进行了毫不妥协地斗争。在抗战胜利后，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抉择面前，他坚定地选择了追随着中共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1946年2月2日，他在国民党制造的重庆“较场口惨案”中遭到特务的暴力殴打而致伤，这也是事实吧。

如果说，郭在建国以前的表现还为不愧为一争民主和自由之斗士的话；郭沫若在建国后的表现则呈现出非常复杂地特点，特别是他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常被今日拿来说事。对此，我倒不以为然。

前文说到，郭在文坛和社会科学的地位，其实就是中共不“树”，也是比较高的。这是公论。真无两把刷子，依当时国共斗争之复杂和残酷，岂能尽入两党之法眼。但是，郭在政治信仰上选择了当时尚在野的中共，他在文坛上成为继鲁迅之后又一面旗帜的地位，是中共为他树立和奠定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对郭是尊重的，称其为“郭老”（即使是“文革”后期，毛泽东对郭的《十批判书》有意见，所写诗中仍称其为“郭老”）。“文革”中，周恩来在其手订的运动中需要特别保护的重要人士名单中，就有郭。对于毛、周两位中共领袖，郭是信服、尊重和崇敬的。从郭的角度来讲，既有“士为知已者死”的道德诉求，更有服膺中共政治主张的信仰。换言之，一是共产党尊重他（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二是他本身就是一名中共党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在八一起义南下途中，经李一氓与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在汕头失败后辗转到上海，经党批准到日本。抗战回国后，周恩来建议郭沫若继续保持秘密党员的特殊身份。直到全国解放后，郭才在1958年以所谓“重新入党”的方式公开其在党内的真实身份）。请注意，这种尊重和政治信仰与郭的诗人性格紧紧纠结了在一起，而无法将其单独拿出来说事。终其一生，这两点是我们窥测郭心路历程的一把钥匙。

中共建政以后，郭在文坛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领袖地位已相当稳固。虽然他相继担任了一系列地领导职务，但大多属于礼仪性和名誉性的，他的这个“文化班头”多少具有政治花瓶意味。他其实并未掌握什么实权，“位尊而实微”，更多地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的。这种定位，其实就郭而言也是心知肚明的。我们要知道，郭虽然是一个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但其实他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因此，当党需要他做为文艺界的代表而为党在某个时期和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背书的时候，他既责无旁贷，也无可奈何。对于此，郭其实内心是清醒的。“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高明。”这是清醒如周扬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估计，郭也八九不离十吧。故而，党正确时，郭也是正确的；党犯错误，郭也会跟着犯错误。如党说“胡风反革命集团”，郭自会说：“像胡风这样的人，他二十年来，一贯地在革命的内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的最顽恶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党说“大跃进”时，郭自会编出《红旗歌谣》；党说“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郭自然会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党说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便会“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党说要“粉碎‘四人帮’”时，他便会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他自然是欢呼“科学的春天”来了！

熟知中共官场运作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当下，对重大决策和方针进行“表态”仍然是中共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参与“表态”的，除了普通群众的，还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这些决策和方针正确与否尚且不论，但“态”是必须要表的。无非是拥护、顺从或者歌颂一类。在这一点上，这些“知名人士”的功用与郭并无二致。即使郭不去“表”这些“态”，自会有人取而代之去表。恐怕在当时，有好多正派人士也曾为自己不能去“表态”黯然神伤，而在心底里暗自忌妒着郭！拿这些个“表态”之言来对郭说事，未免显得不太厚道吧。

如果说郭是所谓“风派人物”，那么“文革”后期，正是江青集团得势便猖狂，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实则是想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周自己都因忧惧而对人言在其死后不要在其照片上画“×”）之时，郭何不也象当时有些“大儒”一样，投靠迎合即可？然，非也。张春桥、江青相继找上门来，纠缠折磨郭沫若，要他写文章“批秦始皇的宰相”以影射周恩来。面临如此重大的政治选择，面对不可一世的江青、张春桥，郭沫若却始终保持沉默，这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就其个人而言，他内心的隐衷又有何人知晓。1967年4月，其三子郭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却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其二子郭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他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郭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现，时人也有不理解的。对于此，郭自己也很清楚。只是这些曲曲折折地情绪，被他隐藏在了内心的最深处。倒是在一些私下场合里，如与陈明远等人的通信中似有所流露。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之至痛。他内心的痛苦，更复与何人言说？

在这里，还应说几桩郭与毛泽东交往的公案。前文说到，郭在内心里，对毛泽东是崇敬、尊重有加的。除了有对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赋予其在文坛上崇高地位的尊重，也有对毛身为军事统帅、政治大家兼词书大家的伟大气魄、宏韬伟略所折服，有在“个人崇拜”背景下将毛神化，进而有着视毛为封建帝王而将二人关系定格为所谓“君臣”之交的庸俗报效；当然，更有诗人之间的气质心神相通。从诗风的浪漫主义色彩来看，毛泽东与郭沫若在性格上其实是颇为相投的。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飞赴重庆谈判时，郭与毛相谈甚欢，郭见毛手上没有手表，顺手将自己手上的“欧米茄”表取下赠与毛，结果毛将这块表戴了一辈子；毛临终时，这块表仍在其手上。可以这样说，郭与毛、郭与周之间，既有领袖与下属之交，更有同道、同志之交。说得俗点，郭把毛、周视为“哥们”，有着中国传统的义气之交。为着兄弟，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事都好商量。遇着个事情，只管帮着“哥们”说话；哪怕“哥们”错了，也强词夺理争个赢道理。虽显执拗，但这执拗，其实倒也有几分可爱。建国后，郭在自己作品中有对毛的大量歌颂之辞；但这也与当时大的政治气候是合拍的。其实就是我第一次读到郭的“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时，也不禁为郭的文采飞扬而感叹和佩服。诗中所反映地大气魄也只有郭才能写得出来。诗中把毛泽东比作“太阳”，虽显过分；但在那首《东方红》1949年后响彻中华大地的语境下，我个人认为，并不“肉麻”。

至于1965年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手迹后，郭沫若写读后感《红旗越过汀江》中说了这么一段话：“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原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心理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下了我们的眼前。”此话，历来为人所垢病。不过，依笔者愚见，除了硬为毛泽东的笔误说项外（郭其实也将毛泽东的错处指出来了），其它话都是有所本的。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军委领导的林彪明确地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而且郭此段话中的“四个第一”，也非郭自创，而是林彪所言。在当时，林彪的“顶峰论”已经是主流话语了，好象现在有些对郭有意见的人，在当时也并无什么反对“意见”吧。在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的“顶峰”之时，毛泽东的词与字成为诗词和书法的“顶峰”（老实说，毛泽东的字和诗词写得倒真是不错），不过顺理成章而已。郭说出这番话，在当时，大家伙好象也并没觉得有多失格。

至于郭的那首流传甚广的给江青的献诗；那个时候的“江青同志”，可谓红得发紫，炙手可热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一类的话语，可能是不少文艺界人士发自肺脯的喊过的吧！不说江青在当时文艺界的“旗手”地位，也不说当时人们对江青的丑恶嘴脸认识尚不清晰，就冲她是“老毛的婆姨”，依毛泽东当时的巨大声望，恐不足怪吧。但郭这么当众即席说了几句，就当个事了？这对郭来说，也太不公平了吧！

最后，关于对《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出版问题。大家认为，好象是郭为迎合领袖口味而故意抛出的。我倒觉得，毛泽东喜欢李白不假，但也不能说，郭沫若就不能喜欢李白，也不能说，郭就不能非要喜欢杜甫不可啊！要知道，那可是在“文革”时期，杜甫的诗就早列入了应被批判的地主阶级思想之列了。同时，据载，毛泽东对杜甫的态度也是经常发生变化的。1914年毛泽东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著书存者，以其实也。无用而存，以其精。韩柳杜之诗是也。不然，浩然烟海塞天地矣。”其中“韩柳杜之诗”即是指韩愈、柳宗元、杜甫三家之诗。1949年12月，毛泽东与苏联著名作家费德林在开向莫斯科的列车上谈到杜甫时这样评价：“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文学遗产”（费德林《在列车上同毛泽东一席谈》）。然而，1957年1月，毛泽东在和诗人臧克家、袁水拍等谈话时说，“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并直截了当地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

同样，就郭沫若而言，他在1929年发表的自传《我的童年》中写道：“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但他对杜甫也曾有过高度评价，1953年4月，郭沫若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在1962年6月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的大会开幕词中，郭沫若称李白与杜甫是“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但也批评了杜甫“每饭不忘君”的“时代残疾”。在同年的3月份，郭沫若在广州放言谈诗，还直言不讳地说：“对杜甫我就不太喜欢，特别讨厌韩愈，喜欢李白、王维。”(冯锡刚：《诗人郭沫若在“文革”后期》) 所以，那种将郭沫若对杜甫评价的变化解读为对毛泽东观点的阿谀奉承是牵强附会，没有直接证据的。

另外，前文也说过，郭习惯以诗人的浪漫和粗率来研究学术，故而其在社会科学如金石、历史和考古方面容易出现硬伤，有些还错得有些离谱（如那个所谓的“坎曼尔诗签”，我在念书中可是写进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做为唐朝文化交流的佐证，“古来汉人为吾师”、“小子读书不用心”之类）。但学术终归是学术；学术一类的东西，还是回归学术吧。动辄往“品行”上扯，窃以为不妥。

其它还有什么“风流成性”一类，就更为不堪了。男女情事，家常里短，清官尚难断其是非。此就更不值一提，也就不说了。

前文说了这么多，我感到，今人对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的评论往往流于浮泛，说是“道德飙车”，倒还轻了；只能说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无知和轻狂。所谓“宽容”一类，更是不见。这种动辄以泛道德化的标准来衡量死者，动辄将他人用所谓“人格”、“品行”、“道德”来加以褒贬地作法，除了以他人人品的低劣来反证自己的崇高和洗清自己的污垢外，于“学术”无干，于“文学”无干，于“思想”更是南辕北辙。郭是具体的人，不假；但他更是历史的，他的一言一行，要放在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量。否则，以今论古，因语境与时势不同，最终为两张皮。要看清，郭的悲剧，其实是民族的悲剧，也是文化的悲剧。其作为，事出有因，更多地是性格（不是人格）缺陷，更多地是形势使然，更多地是无奈（1949年后）。这里面，有不为人所知的痛苦（如“受人冠冕，与人消灾”一类的江湖道德感，如“入了党，就是党的人；就要替党说话”的类似“投名状”一类的原罪，如晚年丧子的悲痛）；有把毛泽东视为封建帝王的所谓君臣报效一类的“愚忠”思维（对毛的此种心态，就连中共元老叶剑英也不否认）；有年老断肠的晚年心境，也更有“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的爱国情绪与理想主义之纠结，但要说他的人格、人品有问题，我则认为有失公道、有失恕道、有失厚道。或者说，郭沫若的身上投影了一个时代，其为人为文，都是一个文化的个案，足以让后人叹息和嗟伤，让人们看到，在那个时代里，人性的扭曲和戕害到了何种程度了！即使如郭沫若，也不能幸免；常人之苦，更甚更剧。姑妄评之，姑且论之，草率“戴帽”一类，都有失公允。而且，有些对着郭吐口水的道德家，其实也并无什么道德崇高感；我之所见，就是这些个人或许艳羡郭之地位吧，“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当然羡慕奴隶。翻翻有些道德家在1949年后所撰之“检讨”、“向毛主席请罪书”、“交代”一类的文本，可能有些“肉麻”得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话语连郭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只是，这些个雄文，在那个时代自无发表的园地；除了自己和“专案组”、“军宣队”、“工宣队”、“人保组”一类的组织知道外，要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烧掉销毁，要么被一风吹了——这就给道德家们说话留足了底气。今之论者的许多认知，其实早在郭沫若生前即对此作了预言，“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能超过这些的观点，倒还不多见。

郭也许并不伟大，但也并无有些论者所述之不堪。能以待平常之人的平常之心来照观，厚道些，就行了；苛责一类，就免了罢。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郭亦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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