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注释再辨正

教学之余重新翻阅2009年的《语文学习》第10期，读到田春林老师的大作《〈记念刘和珍君〉中不得不说的三个“注释”一文。在该文中，田老师就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记念刘和珍君》的三条注释作了可以说是材料翔实、旁征博引的解证，其认真态度和钻研精神令人尊敬。但认真拜读了田老师对“到底是谁命令开枪”“哪里来的‘流氓’”，特别是“《闲话》是‘阴险的论调’”等三个注释的分析解证之后，却疑窦丛生，有些话如鲠在喉，也“不得不说”。

先说第一个注释，三一八惨案中“到底是谁命令开枪”，至今史家对此尚无定论，属无头公案。田文中认为“段难辞其咎”，还一再指出只要人教版教材注释在“段祺瑞竟命令卫兵向请愿学生开枪”的“段祺瑞”后面加上“执政府”三字也就比较稳妥了。然而，田老师在表白“无意美化段祺瑞”之后，却引用段祺瑞的一番抗日言论以证明段祺瑞晚年表现出“应有的民族气节”，并生发出要“憎而知其善”，对人事要做出“客观的判断”的一番议论。这番话为什么“不得不说”，读后令人“反倒生出一些疑惑”来。段祺瑞晚年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与他在“三一八”惨案中是否命令向请愿学生开枪并没有必然联系，也与人教版教材注释的准确性并不直接相干，那么，这段偏离论题的话“不得不说”，难道又有什么别的意义么？

第二个注释“哪里来的‘流氓’”，田老师认为，将那些把女师大学生强拖出校的“男女武将”“统称‘男女流氓’至少应该是说不过去的”。这一看法显然有些武断，失之于轻率了。何为流氓？《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①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②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我们就借田文中引用的耿法先生在2006年第11期《书屋》刊发的《强作惊人语背后的曲解与悲哀》一文中的一段话，来看看把鲁迅文中的“男女武将”说成“流氓”是否真的“说不过去”。

“8月22日下午，刘百昭再次率领武装巡警和大批老妈子、茶役，冲入女师大，十多人挟持一名女学生，殴打凌辱，强拖出校，把女学生一个个捆塞到十多辆汽车中，拉到校外禁闭起来。这天，多名学生受伤，两人重伤，七人失踪。”

在一个自以为“物质虽不及他国，而文化优异有足多者”（《西滢闲话·文化的交流》）的文明礼仪国度里，又是在这样一个标榜传统、遵从优雅的女校里，“刘百昭率领”的男女如此对待女学生，不属于“为非作歹”吗？不是“施展下流手段的”“恶劣行为”吗？称他们为“男女流氓”，应该说一点儿也不算过分。而田老师认为，对其 “统称‘男女流氓’至少应该是说不过去的”，那么，“至多”呢？

关于第三个注释，“《闲话》是‘阴险的论调’”，田文引用著名作家韩石山和北大教授吴福辉的话来批评“教材编者”对陈西滢的“评价失当”，进而断定鲁迅也“不可能跳开历史的局限”，“鲁迅的许多文字已辛辣到近乎刻薄”，这种看法恐怕就不仅仅是针对人教社的一则注释了吧。然而，遗憾的很，田文的观点和逻辑完全经不起推敲。

首先，鲁迅先生“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并非专指陈西滢的《闲话》。田文中说鲁迅“将其言论称为几个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既不符合事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

教材的注解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3月20日《晨报》‘时论’栏发表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称‘激于义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该文还攻击‘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3月22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之手’。”上述论调，很明显是在为段祺瑞执政府开脱，公然混淆视听，有意把人们的愤怒的视线引向“若辈（即所谓“群众领袖”）”。

我们再看看陈西滢在《闲话》中的表述：

“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或宗教的信条，在我看来，已经当得起虐待的名字，何况叫他们去参加他们还莫名其妙的运动……他们还没有审判力，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意志。

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 ┅┅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宣读的信，出于捏造，那捏造的人，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论战中的鲁迅》105-106页，京华出版社，2006年5月）

这里陈西滢所言之“民众领袖”是实有所指的。课文注释①这样表述，“北京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此次运动的直接领导人是李大钊和徐谦等。李大钊是北大教授，中共北方区领导人；徐谦是中俄大学校长，他的另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三月十八日上午集会，中共方面李大钊、陈乔年等出席，徐谦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作动员演讲，并宣读了时为冯玉祥部旅长、北平警备区负责人李鸣钟“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的来信。惨案发生后，段政府倒打一耙，下令通缉徐谦、李煜瀛（北京中法大学校长）、李大钊、顾兆熊（北京大学教务长）和易培基（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等五人：“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徐谦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笔者）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从中袭警。”（《鲁迅全集》第三卷，287页，注〔8〕，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下同）这就是《记念刘和珍君》中“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的由来。

陈西滢文中断言爱国青年“本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后，“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因而惨遭杀害。这种颠倒是非的言论莫非还不够“阴险”？难道不是对爱国青年的“污蔑”？耳闻目睹了诸多流言后，鲁迅先生便在《死地》一文中，悲愤地说：“但在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惊心动魄者在。”（同上，282页）应当说，鲁迅的话是基于对现实清醒冷峻的分析，而绝非“受情绪影响”的“刻薄”文字。

至于田文所引吴福辉教授得话“他（指陈西滢）指斥政府的腐败，很是尖刻”， “一个民主性作家的文艺观念如陈西滢在他的散文中所传诉的，也相当地富有‘五四’色彩”，来证明陈西滢的《闲话》并不阴险，就更加不着边际了。

陈西滢《闲话》发表在1926年3月27日。惨案发生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段政府对惨案的发生已经公开表示愧悔，段祺瑞长跪不起，即为一例。京师地方检查厅决定独立进行司法调查，严惩凶犯；而陈西滢的《闲话》却将“三·一八”惨案的责任归咎于“民众领袖”，其所谓之“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或宗教的信条”又在曲折地影射共产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没有审判力”的青年学生，鲁迅先生直言这其中“就有杀机存在”。（《可惨与可笑》同上，285页）

其实，陈西滢在《闲话》中的说法亦是有其前因后果的。“女师大风潮”以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西滢闲话》的第一篇《粉刷毛厕》里就有这样的话：“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常常听说女师大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可是我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仅“偏袒一方，不大公允”即可知陈西滢之立场。现代评论派的文人们攻击鲁迅，常冠之以“思想界的权威”、“青年的领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陈西滢在1926年1月28日给徐志摩的信（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中乃至破口大骂：“志摩，你看，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的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这才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这个思想界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才是中国的‘土匪’……我不得不也来庆祝中国的土匪！”（《论战中的鲁迅》73页）可见陈西滢《闲话》中所说之“民众领袖”是有前后相承关系的：一方面确指聚众集会的徐谦们，另一方面就是暗指他的论争对手——鲁迅。这种下套子、使绊子的伎俩在鲁迅的诸多论敌中是数见不鲜的。且在这篇《闲话》中也是有文字为据的：“在我所已经听见的，要算杨女士最可怜了。……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论战中的鲁迅》106页）好一个被教师引入“死地”的实例！然而《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上就刊登了女师大学生雷榆、李慧等五人写给陈西滢的辩诬信，反驳了陈西滢的不实之词。

鲁迅先生对于陈西滢等人的作为也是熟知的，他不愿贻人口实，落人圈套。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记念刘和珍君》记述刘和珍的部分，可知鲁迅先生的审慎：

《记念刘和珍君》以相当的篇幅，记叙了“我”所认识的刘和珍。当鲁迅先生所编辑的期刊“有始无终”、“销行寥落”时，刘和珍却“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当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刘和珍却“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当国家民族之利益受到损害时，刘和珍君虽殒身不恤，“欣然前往”。“毅然”、“黯然”、“欣然”三个词是作者着力修饰且极富表现力的词语：“毅然”表明刘和珍是一个不随波逐流的、有主见的进步青年，“黯然”表明刘和珍是一个有远见的爱国青年，“欣然”说明刘和珍等人此去执政府前请愿是主动的、自愿的，没有人胁迫。一言以蔽之，像刘和珍这样一个有主见有远见的勇敢的进步的爱国青年，是绝不会“受人利用的”，先生用事实说话，回答了陈西滢所言之“没有审判力”的问题。陈西滢借口“男女孩童”“幼童”“还不知道他们的意志”，也不过是攻击“群众领袖”的由头。

至于“我”“是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从“黯然至于泣下”的分别，到惨案的发生，师生“总之就不相见”，更不必说她们受“我”之利用，被“我”故意引入“死地”了。缜密的思考，严密的推理，使那些钻营陷害者无机可乘。事实上，鲁迅先生的这种谨慎也是很有必要的，1926年3月26日的《京报》就登载消息说：“该项通缉令所罗织的罪犯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原注：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同上288页注〔12〕）

鲁迅对集会请愿的事，态度很是明确。许广平曾回忆说：

我还记得“三·一八”那天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所去。……放下了抄稿，连忙转身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 ……于是我只得在故居的南屋里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钟的时候，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政府执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转引自房向东《鲁迅与他的论敌》141-14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

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问题，就是陈西滢和鲁迅对学生请愿的态度。这个话题似乎与教材注释无关，可是对请愿问题的不同态度，是评价二人思想、立场分野的关键。一个文化人，在面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惨遭段执政屠戮时的表态，涉及到他的良知和社会责任。田老师引用韩石山先生的话：“事件发生前，他们（现代评论派诸君子）是支持民众抗议举动的。”看过《西滢闲话》中的相关内容后，可知这“他们”并不包括陈西滢。陈西滢只在惨案发生后发表的那篇《闲话》的开头部分，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闲话”：“群众到执政府，不过是和平请愿，他们最激烈的行动，也不过是叫几声口号。”其余文字，少部分在斥责执政府的暴行，大多数文字在指责“故意引人去死地”的“民众领袖”和教职员。先斥骂当局的残暴，再痛诉“民众领袖”的无信无德，不负责任，俨然带着一种超然的、公允的态度去评价是非曲直，不偏不倚，全然一个“第三种人”。

鲁迅先生却不尽然，他爱其所爱，悲其所痛，将满腔的悲愤，化作声声血泪；他恨其所憎，骂其所恶，痛快酣畅，淋漓尽致；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请愿，一针见血地批评革命的先觉者迂腐和耽于幻想，切中肯綮。“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呢？”不仅如此，鲁迅还从更深的意义上，启迪革命者警醒反思：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公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交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空谈》同上298页）

这“别种方法”，是有别于请愿的，即鲁迅先生倡导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还是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又说：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作者没有停留在空谈反对请愿，而是从历史进步及认清反动派本质方面去启人思索更有效的对敌斗争方式。《空谈》写于《记念刘和珍君》完稿之次日，即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统观这一时期鲁迅所写的文字，我们可以真切而清晰地感到，鲁迅先生是悲愤的，但也是平静的、理性的，丝毫没有“受情绪影响”。

田老师文章的最后一段，撇开教材的三个注释不谈，却集中发表了自己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或许这才是本文的主旨。然而作者的这段话，倒是真的“显示出一种聪明的模糊”（田文中语）。鲁迅当然不是完人，但历史的真实和当事者的是非善恶，是不容“聪明的模糊”的，否则我们将愧对“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死难者的灵魂。

2015年高中语文《记念刘和珍君》注释再辨正素材新人教版必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