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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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因材施教
在《论语·子罕》篇,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因材施教的秘密就蕴含在这一章中,孔子从十五岁开始立志为学,一生好学不倦,却说自己“无知”“无知”之“无”和“空空如也”之“空”,其实即是“吾道一以贯之”之“一”。阳明先生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孔子之“学”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学而无所学,知来本无知,故曰“空空如也”。孔子因材施教、随机点化,这是“尽人之性”,所谓“叩其两端而竭焉”

《传习录》295条记录了阳明先生对《论语》此章的解释:
“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
朱子对此章有不同的解读。朱子说:
“孔子谦言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叩,发动也;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程子曰:‘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
对于孔子说自己“无知”,朱子认为这是孔子自谦,“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而阳明先生认为“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朱子解释“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竭”是指孔子尽其所知教人。而阳明认为“竭”是“鄙夫之心便已了然”,如颜子所谓“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之“竭”
朱子注解这一章还引用程子之言:“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人不亲,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观于孔子、孟子,则可见矣”
孔子温良恭俭让,决不以“圣”与“仁”自居,“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程子认为孔子是圣人,圣人“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人不亲”。孟 1 / 6



子称自己“知言”,所谓“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能言善辩,给时人的印象是“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程子据此认为“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孟子也不像孔子那样谦虚,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故程子认为孟子只能算是贤人,“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
阳明先生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传习录》74条记载了阳明先生与学生的一段对话:
问:“先儒曰:‘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如何?” 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伪也。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卑?此所谓‘大而化之’也。贤人如山岳,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为万仞,是贤人未尝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则伪矣”
“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正如孔子曰“天德不可为首也”“天”不为万物之“首”而是在万事万物之中。“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故对于“天”来说,根本不存在“降而自卑”。圣人教化众生无人相,无我相,有仁德自然可亲,《中庸》所谓“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何待“降而自卑”,然后众人尊亲之?
此外,程子对孟子的评价也失之偏颇。“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引而自高,则伪矣”,如何能使道尊?故孟子“未尝引而自高”。生于战争频仍、思想混乱的战国时代,孟子之言行只是相对于那个时代显现出来的“迹”,而其心则“纯乎天理之极”“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辟异端邪说所表现出的好辩和英气,与孔子之温文尔雅以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主张,“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据《传习录》313条记载,钱德洪与黄正之、张叔谦、王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信有不信”。先生曰:
“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钱德洪等王门弟子“为先生道途中讲学”,这是“以善服人”而不是“以善养人”,这才是“引而自高”。阳明先生因病用药,以“降而自卑”对治,故曰: 2 / 6



“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真正的讲学即是“己欲立而立人”“修己以安人”,不是“教人以善”,而是直接“以善养人”,逐渐打通人、我之间的界限。“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包含着泯灭人相、我相这层意思。《中庸》13章曰:“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孟子所谓“教人以善谓之忠”还只属于“忠恕违道不远”这个层次。钱德洪等在返乡途中为阳明先生讲学,这是“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


《论语》中记载许多孔子因材施教的话语和案例,只是因材施教本身正如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庸》所谓“时措之宜也”,主要体现的是内在的德行,而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所以常人也难以学习和模仿。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但研究孔子对于同一问题从不同侧面作出的不同回答,可以从义理上去融会贯通,进而领悟孔子所谓“一致”和“同归”
《论语·阳货》篇记录了孔子与子路的一段对话: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孔子对子路等弟子说“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但这句话对孔子自身并不适用,因为孔子能够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正如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生于礼坏乐崩的春秋乱世,面对“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局面,孔子并没有选择做一个独善其身的隐士,而是周游列国,以道援天下,“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如果言行能做到忠信、笃敬,即使去蛮貊之邦也可畅行无阻,这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忠告显然也不在同一层次。
《论语·先进》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 3 / 6



“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冉有同属于“孔门十哲”之政事科,所谓“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但子路“过”,冉有“不及”,所以对于子路、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因材施教,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子张之“过”与子夏之“不及”均偏离了中道。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孔子曾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均可见子夏之“不及”。从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便可知子张属于狂者进取的那一类型。孔子告诫子张慎言、慎行,是针对子张之“过”而对症下药。
对于不同弟子问“仁”、问“孝”,孔子均是随机应答,不拘一格。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樊迟前后两次问“知”与“仁”,孔子的回答也不相同: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一般来说,随着樊迟德行与学问的增长,孔子对于“知”与“仁”的回答也会走向深入。但根据孔子这两次回答的内容,还真不好判断哪次对话在先。
宰我善言辞,属于“孔门十哲”之言语科。宰我反对三年之丧,说起反对的理由可谓滔滔不绝、一气呵成。宰我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对于宰我提出的理由孔子根本不予理会,而说:“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女安则为之”。伦理道德的准则不是圣人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僵死的教条,其存在的根据在于心安与否,是否符合良知本心。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 4 / 6



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孔子说“女安则为之”目的是使宰我反求诸己,叩问自己的良知。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常把颜子与子贡这两位大弟子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子贡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朱子注解:“一,数之始;十,数之终;二者,一之对也。颜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见终;子贡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无所不悦,告往知来’,是其验矣”
朱子对本章的注解不一定符合子贡的本意,但对颜子和子贡二人的评价非常到位。“明睿所照”是德性之知,“即始而见终”,孟子所谓“金声而玉振之也”“无所不悦”,是指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告往知来”,是指孔子曾表扬子贡:“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之所以说自己“闻一知二”,正是因为孔子说他“告诸往而知来者”
在《传习录》113条,阳明先生也对此章进行了阐释:
黄诚甫问“汝与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贡多学而识,在闻见上用力,颜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圣人问以启之。而子贡所对,又只在知见上,故圣人叹惜之,非许之也”

子夏说“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说明子夏知道“终”“始”的涵义,但子贡对于“原始反终”的内涵不一定能明白。子贡说颜子“闻一知十”,朱子以“即始而见终”来解“闻一知十”,阳明先生却认为“十”与“二”只是量上的差别,子贡以“闻一知二”与“闻一知十”来区别自己与颜子之为学,还局限在博学多识上。孔子让子贡把自己的学问与修行与颜子进行比较,其用意是启发子贡向颜子学习,多在心地上用功夫,子贡却没有明白孔子一番苦心。
《论语·卫灵公》篇有孔子与子贡的一段经典对话: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予一以贯之”,即孔子对曾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也是开示子贡,“学”要鞭辟入里,正如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孔子对于子贡可谓诲人不倦,子贡从此知道圣人不是通过博学积累而至,孔子之所以为圣 5 / 6



人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闻见之知。太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太宰把“圣”“多能”混为一谈,子贡回答:“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又”字说明子贡已自觉把“圣”与“多能”区分开。
颜子说夫子循循善诱人在于“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孔子说自己:“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而子贡把“圣”“多能”区分开,同时也把“下学”与“上达”割裂开,走向了另一极端,仍然没有明白孔子所说“一以贯之”的内涵。“夫去有以超无,无将奚超焉;外器以融道,道器为偶矣”“圣”不是“多能”,但“圣”又不离“多能”,程子曰:“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既然说“一以贯之”“一”即在“多”中,没有“多”也就无所谓“贯”。阳明先生说:“上达只在下学里”
对于颜子,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朱子注解:“颜子于圣人之言,默识心通,无所疑问,故夫子云然,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阳明先生说:“此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圣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圣人被他一难,发挥得愈加精神。若颜子闻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问难?故圣人亦寂然不动,无所发挥,故曰‘非助’。
孔子希望颜子问难,从而帮助自己把义理发挥得更加精粹。对于子贡,孔子则说:“莫我知也夫”“予欲无言”。由此可见颜子与子贡在德行上的差距。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应发生在颜子逝世之后。孔子忧道不得其传,品读孔子之言,其中既有教诲,也包含着对颜子之外的其他孔门弟子的失望。不言而四时行、百物生,对于教化众生来说,“化”“养”是本,言教为“末”故孔子曰:“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然而子贡等弟子循“迹”而忘“本”“多以言语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孔子两次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其实孔子主要不是说给鲁哀公和季康子听的。知耻近乎勇”孔子之言众弟子听了后会“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为何只有颜子好学?后人读了对于“学”字也不敢再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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