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馆】绍兴图书馆：存古开新，绍续前藏（下）

徐树兰何以要建这样一所向公众开放的藏书楼呢？他在清光绪三十年写了篇《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文中首先称：“窃维国势之强弱，系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视学识之博陋。涉猎多则见理明，器识闳则处事审，是以环球各邦国势盛衰之故，每以识字人数多寡为衡。方今朝廷孜孜求治，迭奉谕旨，广设学校，此诚育材正本清源之至计也。近来各省府县次第设立学堂，急公好义之士，亦多捐资补助。”

由此可知，徐树兰是位清醒之人，他认为国家兴旺首先要有大量的人才，为此他提到了自己创办的绍郡中西学堂：“职前于光绪二十三年（1887年）筹办绍郡中西学堂，教授学生，每学不过数十人，或百数十人，额有限制，势难广被，而好学之士，半属寒畯，购书既苦于无资，入学又格于定例，趋向虽殷，讲求无策，坐是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伏念高宗纯皇帝特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备庋秘籍，津逮后学，由是江浙人文甲于天下，成效昭然。”

徐树兰捐赠一

学堂有了，但是还需要配套相应的书。很多人因为买书没钱，而学校名额又有限，很多向学之人因为这样的原因出现了韩愈《师说》中所言的“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而后徐树兰又讲到乾隆皇帝在江南设了三座《四库全书》藏书阁，正是由于此三阁的设立，才使得江南地区的文化水准得到了提升。

论及西方的富强跟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徐树兰有着这样的高见：“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都会之地，学校既多，又必建楼藏书，资人观览。英、法、俄、德诸国收藏书籍之馆，均不下数百处。伦敦博物院之书楼，藏书之富，甲于环球，一切有用之图书报章，亦均分门藏弆。阅书者通年至十余万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以旧幕府之红叶山文库、昌平学文库初移为浅草文库，后集诸藩学校书，网罗内外物品，皆移之上野公园，称图书馆，听任众庶观览。其余官私书籍馆亦数十处，藏书皆数十万卷。一时文学蒸蒸日上，国势日强，良有以也。”

徐树兰捐赠二

由此而足见，徐树兰的眼光是颇为开放。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他才讲出了自己要创建古越藏书楼的缘由：“绍兴统辖八县，缀学之士，实繁有徒。当此科举更章之际，讲求实学，每苦无书。职不揣绵薄，谨捐银八千六百余两，于郡城西偏购地一亩六分，鸠工营造，名曰古越藏书楼，以为藏书之所。”

对于藏书以及书楼设置，文中列出如下数目：“参酌东西各国规制，拟议章程，以家藏经史大部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入，延聘通人，分门排比，所有近来译本新书以及图书标本，雅驯报章，亦复购备，共用银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余两。大凡藏书七万余千卷，编目三十五卷。建屋凡四层，前三层皆系高楼，分藏书籍，以中层之厅事为阅书所，桌椅器物皆备，综共用银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余两。”

徐树兰像

而对于人员设置及常年费用支出，徐树兰有着如下规划：“又每年助洋一千元，礼延监督一人，总董其事，司事三人，分司其书。规模粗具，以备阁郡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所需开办经费银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余两及常年经费每年捐洋一千元，均由职自行捐备。”

遗憾的是，他所规划的这座书楼还未完工，其本人就离世了。去世之前，徐树兰对书楼作了具体安排，徐明浩文中写道：“五月初十，曾祖父病危，弥留之际，邀集乡绅马传煦等，郑重地出示《藏书楼章程》及呈文手稿，嘱长子徐元钊(我祖父)及次子徐尔谷等必须继承父业，按《藏书楼章程》办好书楼，并要求儿辈照捐藏书楼常年经费每年一千元，嘱托完毕，才瞑目离开人世。”

《古越藏书楼章程》

徐树兰去世后，儿子徐尔谷继承父志，最终将此楼建成并对外开放。该楼的开放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当时的浙江巡抚任道熔特地向皇帝启奏，要求朝廷表彰徐尔谷所为：“徐树兰，前于二十一年捐款倡设绍郡中西学堂，至上年遵旨改设中学堂，因即归并办理，事半功倍，士论翕然。复以寒畯无力购书，于府城西偏建立藏书楼，捐置经籍史部及近日译本新书、中外图书报章，凡七万数千卷，以备士子观览，并拟置产取息，以为常年经费。会事未成而殁，其子直隶补用道徐尔谷，踵继前规，竭力经理，计建屋、购书、置器共用银三万三千余两，又每年认捐洋一千元，以资应用。……徐尔谷，不惜巨资，成就后学，尤与寻常善举不同，应如何量予奖叙之处，出自圣裁。除咨部查照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从这封奏章上看，任道熔将古越藏书楼创建之功大多归在了徐尔谷的名下，显然他不了解实际情况。该楼实际上是徐树兰一手创办的，只是因过早离世，才由儿子完成遗志。故而，徐尔谷也觉得自己成了表彰重点的做法有失公允，于是写了篇《丁忧直隶补用道徐尔谷禀文》，全文如下：“敬启者：窃职道接准两浙黄运司照会奉护抚宪诚札行，任前部院附片具奏，绍郡绅士徐尔谷，仰承先志，独力建屋购藏书籍，裨益地方，请旨奖叙一片，奉朱批：着户部核给奖叙，钦此。恭录札知转行，钦遵查照等因。伏读之下，感激涕零。惟查故父徐树兰，创建古越藏书楼，购储书籍七万数千卷，合捐银三万二千九百余两，均系故父在日一手经理，已于告成后自行呈明在案。职道仰承遗命，认捐常年经费洋银一千元，原期历久弗替，何敢仰邀奖叙？既据绅士翰林院编修马传煦等呈请奏，蒙天恩，饬部给奖，合无仰恳大人俯赐奏咨请为故父徐树兰核给奖叙，以资观感，俾职道为人子者亦可心安理得，不失尊亲之义，则仰戴逾格慈施，殁存同深衔结。谨沥陈下情，吁恳恩准施行，不胜屏营惊切之至，专肃恭请钧安。伏乞垂鉴，职道尔谷谨禀。”

徐尔谷的此文是呈给了浙江布政使诚勋，因光绪二十八年九月，浙江巡抚任道熔“病免”，改由布政使诚勋代理巡抚一职。徐尔谷在《禀文》中详细讲述了父亲创办藏书楼的过程，申明自己只是守成者，所以，希望朝廷能够褒奖父亲而不是自己。

此后浙江巡抚由聂缉槻继任，他看到了《禀文》，据此又给皇帝上了奏章：“嗣据该绅徐尔谷呈称，仰承遗命，认捐经费，愿期历久弗替，何敢仰邀奖叙？惟既蒙天恩允准，可否改为故父树兰核给奖叙，以资观感。兹据布政使翁曾桂详称，拟准如该绅所请，改为伊父已故一品封职盐运使衔补用道候选知府徐树兰请旨建坊旌表，给予乐善好施字样，并将前次请给奖叙之案注销。臣复核无异。除咨部查照核办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皇帝看到后，给出了如下批示：“着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总之，书楼创建而成，并且对外开放。为此还制定了相应的章程，这些规章制度也成为了后世目录学家重点研究的内容。该楼的创立，不仅在编目上有了那么大的创新，在图书馆学上也同样十分重要。比如吴晞所著《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一书，其中一节的题目为“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河——古越藏书楼”。在此节中，吴晞经过一番分析，而后总结出了该楼的三大特点，其中第一点就是：“古越藏书楼是徐氏以私人之力创办的新型公共图书馆。这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是个创举，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同样谢灼华在《古越藏书楼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古越藏书楼在我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地位是显著的。”而后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点为：“古越藏书楼的设立，推动了我国近代藏书事业向公共图书馆的过渡。古越藏书楼由一个私人藏书楼成为向府县读者公开的公共书楼，这种由秘藏转为公开，是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思想条件，是只有在逐步认识图书馆的社会作用，认识图书馆可以服务政治、服务学术的作用的基础上才会产生的。”

夕阳下的古越藏书楼

这样一座书楼，竟然对中国图书馆史和目录学史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故此楼再来多少回，也是值得的一件事。我在参观完绍兴图书馆的转天下午，又跟随唐微、方俞明和王敏霞再一次来到了古越藏书楼。

书楼正门

从后面看过去

站在门前颇有如逢故人的熟识感，跟着唐微来到后院，那里堆放着一些材料，正在进行施工建设。后院的顶端是一栋楼房，我一直搞不清楚该楼跟古越藏书楼之间的关系，只是从文献上得知，当年的古越藏书楼有四进院落。而我总觉得，如今所见的藏书楼应当只是当年的门楼。唐老师印证了我的判断，她让我注意后院地面的条石，当年院落的规模一直延伸到了后方。这正符合徐明浩文中所提到细节，她说天井的地面上都铺装了平坦宽阔的石板。而今这些石板虽然有些残破，却使用到了如今。当今的柏油路面每过几年都会重新铺装，为什么古代的建筑材料上百年还能使用呢？真想听听建筑学家怎么解释。

书楼后院

地面的旧条石

唐微说，原来在后院还能找到房屋拆掉后的地基，而如今都被施工的遮挡板封在了里面，无法看到究竟。故只好跟随唐老师登上古越藏书楼现存部分的二楼。在楼道口陈列着几块展板，其中一幅是徐树兰的画像。他那坚毅的眼神能够说明这位前清举人做事的果敢。为什么这样一位人物却对近代图书馆有着如此大的贡献？可惜我找不到探求他心路历程的研究文章。

改造之中

围挡遮住了旧物

如今的古越藏书楼作为了绍兴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这样一座古代的书楼百年之后依然鲜活地使用，这在其他地方颇为罕见，也正是该楼的难得之处。有几位读者坐在那里翻阅报纸，我们为了不打扰对方，只能悄声谈论。这时，王以俭馆长带着两位工作人员拾阶来到了楼上。

书楼现存部分一层

当年的老楼梯、

我立即向王馆请教书楼的方方面面，他告诉我说，此楼虽然归绍兴图书馆使用，但产权却在军方。而他们正在与有关部门交涉，希望能将此楼的产权归还过来，毕竟这里是绍兴图书馆的发源地。

听闻王馆长所言，又让我有些兴奋，如果这座书楼能够恢复，尤其将后院拆掉的三进一并恢复，那这将是一件了不起的功德。盛世修典，近年来人们对历史遗迹的保护越发重视，但很多说法还停留在口号的层面。而绍兴图书馆却能踏实地做一些实事，这当然令人欢欣鼓舞。我希望王馆能够早日办成这件事，如果能将古越藏书楼恢复原貌，那我再登此楼多少次也会有常看常新的兴奋感。

仍然在使用中

认真

正当我兴奋之时，在座的一位读者向我招手。定神细看，此人有些面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而后走上前与之握手，猛然想起我在诸暨开会时，某天晚上在当地的读书会上遇到过一位老先生。于是我立即问他，是否是那次见面者。老先生很儒雅地修正了我的记忆，他说我们在诸暨相见不假，但却不是在读书会。但无论怎样，能够在他乡遇故知，这也算是人生四大喜之一，于是热情地与他攀谈一番而离去。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位先生乃是南京的杨靖华，他原本给我刻过闲章。为了一座书楼，能与远方的朋友在之相会，可见书楼魅力何等之大。

其实不仅如此，前人在此的相遇比我更令人羡慕，因为钱玄同就曾经在古越藏书楼读书数年，徐明浩在文中写道：“钱玄同先生，也曾在古越藏书楼闭户读书达数年之久，并由此而奠定了学业基础。据父辈传说，钱先生之与徐家联姻的缘由，是因为他在藏书楼用功苦读，被祖父徐元钊和二祖父徐尔谷看中了，认为钱先生少年好学而有为，遂将大姑母许配与他。”

古挂钩

当年的地板

在古越藏书楼读书还能抱得美人归，这样的福分怎能不令人艳羡。我跟方俞明悄悄交流着这方面的心得，他很认真地说：“现在这样的机会很少了。”我看了看他一脸的正经哈哈大笑起来，受到了几位读报老人的侧目。

关于古越藏书楼藏书的归属问题，徐明浩文中有如下简述：“开办不几年，辛亥革命爆发，暂时停办。此后，因政局不稳，加之私人捐办，困难重重，于是出现了时办时停的现象。1932年由教育部批准，改组为县立图书馆。抗战期间，由于战乱，被偷走盗卖和散失的图书不少。据杭州市图书馆古籍所王松泉老先生介绍，他早年曾亲手收购过不少古越藏书楼的书籍，足见当时趁火打劫者大有人在。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绍兴县立图书馆。1961年，郭沫若为县立图书馆书写了‘鲁迅图书馆’匾额，从此易名为鲁迅图书馆。”

这几方印表明了书楼的递传

这两段简述仅是讲到了书楼先变成了县立图书馆，而后又改成了鲁迅图书馆，然而再往后的变化却未提及。绍兴图书馆百年馆庆丛书《从古越藏书楼到绍兴图书馆》一书的“沿革篇”中，将绍兴一地的藏书历史从大禹治水讲起，而后一直讲到了古越藏书楼：“绍兴自古以来是一个盛文之邦。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就有禹王“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的记载。与《越绝书》差不多同时问世的《吴越春秋》也有“大禹东巡，登宛委山，发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的叙述。这些文字记载说明，早在夏代，大禹就在绍兴亲自开了征藏典籍之风。。。至明代，绍兴藏书之风愈见其烈，山阴有祁承囗、祁彪佳父子及王朝子、刘毅，会稽有钮石溪，新昌有胡桢，诸暨有骆象贤、朱长庚等，都是当时的藏书大家…..绍兴私家藏书至清代达到顶峰，有史书可稽的就有二十一家……其中以李慈铭、姚振宗和徐氏兄弟最享盛名。”

这样的追溯方式天下无人敢比，该书讲到了藏书楼变为鲁迅图书馆之后的事情：1958年，绍兴市划归绍兴县，市县行政和事业机构对口归并。绍兴县委决定合并原市文化馆和县图书馆，筹建鲁迅图书馆。1959年7月1日，鲁迅图书馆正式成立并开放，1960年迁至都昌坊口周家老台门。1961年再迁至周总理祖居，即百岁堂。1964年12月，重新迁回周家老台门。周家老台门是鲁迅祖宅，前后三进，前两进是平房，第三进和东西侧厢为楼房。图书馆用房坐落在中轴和西厢房，面积约2000平方米。该馆几经变迁，到了1983年，鲁迅图书馆升格为绍兴市（地）馆，绍兴市政府投资93.4万元，在周家老台门西首建造鲁迅图书馆新馆，于1989年竣工。当年6月鲁迅图书馆由周家老台门迁入。

这座图书馆我却未曾看到，据说它的原址在都昌坊口，现在已经成了鲁迅故里的一部分。我现在看到的这座延安路馆，毗邻老博物馆和沈园，是1997年建造，2000年正式开放的。如今，此馆又在新区建起了新馆，几年一个台阶，这样的变化真令人感到惊喜。一座古老的藏书楼能有着这样不绝如缕的延续，堪称中国图书馆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如今我来到此处，见证了这个奇迹。其心情之满足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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