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时期初露锋芒的林立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投身到这场政治运动中的叶群向林彪提出要将林豆豆和林立果送出北京，林彪思前想后，决定把林立果交给空军。此后，林立果在众人的安排下，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1967年3月，22岁的林立果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就穿上了空军军装，成了空军的一员。这还不算，不是共产党员的林立果，一入伍便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了一名秘书。入伍仅四个月后，林立果连入党申请书都没有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立果在“杨、余、傅”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吴法宪、周宇驰介绍林立果入党后，叶群表示满意和感谢，吴法宪向叶群保证说，他要进一步下大力培养林立果，除继续让周宇驰、刘沛丰帮助林立果写文章外，还准备成立一个精干的“调研小组”，由林立果领导，任务是在机关、下部队和到社会上搞调查研究，就空军的运动和建设为空军党委常委出点子，提建议，当“高参”，以便进一步锻炼林立果的能力，同时也进一步发挥林立果的作用。

　　在以后的日子里，林立果几乎以自己的全部精力，紧紧抓起了“调研小组”的工作。

　　这个成立于1968年夏天的“调研小组”，人员果然精干得很，活动能量也大得很。组长自然非林立果莫属，组员包括王飞、周宇驰、何汝珍、刘沛丰、刘世英等人，这些人年龄个个比林立果大，资历个个比林立果老，职务也个个比林立果高，但他们却个个唯林立果之命是从。

　　林立果曾居高临下、不无得意地对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要看我们只是一个‘小组’，这可不是一般的小组，它地位重要，岗位光荣，负有特殊使命，甚至可以说有历史性意义呢。共产党，当年不就是个共产主义‘小组’吗？‘中央文革’，不也是个‘小组’吗？……现在说这些，也许你们暂时还理解不了，理解不深，今后你们就慢慢明白了。”

　　林立果带着他的“调研小组”，频繁地在空军机关和空军部队以及社会上活动，采取走走看看，找人谈话，开调查会，进行专题研讨，以及送纪念品等方式，很快就收到了三个方面的成效：熟悉了机关和部队的有关情况；结识了空军上下一批领导干部；在自己周囤形成了一支可靠的骨干力量。自打林立果进入空军，林彪、叶群从培养、锻炼林立果出发，便不断地给他交任务，压担子，甚至在一些事关全党、全军、全国大局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也注意听取他的意见，让他出头露面做工作。

　　林立果在1968年春发生的“杨、余、傅”事件中所进行的活动，是他第一次受命在事关全党、全军、全国大局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杨、余、傅”是指担任代理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这三个人因为“不听话”“不可靠”而得罪了叶群、江青，于是林彪下决心和江青联手一夜之问将他们打倒，另外换上完全听命于毛家湾的人。

　　林彪、叶群在政治生活中也运用了“兵不厌诈”的军事手段，就在打倒杨成武的前两天，叶群从钓鱼台中央“文革”那里开会回来，还派林立果和秘书张云生去执行看望杨成武的特殊任务。就在林立果看过杨成武后的第二天，即3月22日深夜，杨成武就被一伙武装人员押走了。

　　在打倒空军政委余立金的过程中，林立果参与得就更多、更深了。

　　林立果所在的“红尖兵”，1967年3月之后有过一段兴盛时期，但1968年春节过后，内部就起了矛盾，发生了裂变。矛盾的根源还在吴法宪那里。本来，吴法宪和余立金一度合作、配合得很好，机关上下都称“吴余首长”。但慢慢地，两人便产生了矛盾。吴法宪的不满得到了林彪、叶群的支持，林彪再联系到余立金历史上是贺龙二方面军的，后来又是新四军的，认定余立金“不可靠”，便下定了伺机打倒余立金的决心。

　　善于察言观色、试探政治风向的王飞、周宇驰等人，瞅准时机，便开始对余立金发难。发难要有突破口，他们把突破口选在了党办科长卫球和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身上。何汝珍借口单世充与杨成武女儿、空军报社编辑杨毅所谓“关系不正常”，去毛家湾向叶群告状。得到叶群的支持后，何汝珍便和王飞、周宇驰三人一起，到京西宾馆向吴法宪反映单世充的问题。吴法宪经过调查，发现事实并不像王飞等人所说，便没有对单世充进行处理。这下引起了王飞、周宇驰等人的强烈不满，何汝珍转身向叶群告了状。

　　再说余立金察觉王飞、周宇驰等人要搞单世充，其实是冲着自己来的，便想出了设家宴请林立果吃饭的办法，想借此缓和关系，化解矛盾。在林立果的心目中，余立金、卫球、单世充平时对他都很尊重、客气，他也不认为卫球、单世充有什么问题。他静静地听罢余立金的意见后，便回毛家湾向叶群把余立金的话报告了一遍。叶群一听跳了起来，大声训斥林立果说：“你不要上余立金的当，他们不是一般男女关系，而是政治勾结，是余立金通过秘书和杨成武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她还教训林立果说：“你还幼稚，看问题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你不要忘记，吴司令才是我们可以信赖的人。你在空军要求得发展，要靠王飞、周宇驰、何汝珍的帮助。卫球是余立金的人，余立金是贺龙的人，靠不住。”尽管林立果对叶群的话将信将疑，他还是按照叶群的交代，把情况向林彪作了报告。

　　何汝珍向叶群告状之后，吴法宪就接到了叶群打来的训斥电话。很快，吴法宪便按照叶群所说的，把单世充关押了起来。

　　就在单世充被关押后没几天，3月23日深夜，余立金也被逮捕了。逮捕的过程完全是欺骗性的：余立金被从睡梦中叫醒，说是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重要事情和余政委商量。余立金不敢怠慢，穿好衣服走几十步就是吴法宪住的小院门口，走进门不几步，黑暗中冷不防蹿出几个人，一下子就给余立金戴上了手铐。

　　3月23日晚，人民大会堂毛泽东住的118厅内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在有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成员出席的中央碰头会上，林彪正在历数“杨、余、傅“的错误，他归纳为五条。此外，北京卫戍区一位副司令员伪告：傅崇碧和杨成武、余立金结合起来，要把贺龙用飞机送到苏联去。此时，背着“大土匪”“大军阀”“企图搞二月兵变”罪名的贺龙元帅，已经在西山被秘密关押一年有余。 林彪讲完“杨、余、傅”的问题后，一直吸着香烟默默静听的毛泽东，把烟蒂往烟灰缸里用力掐灭，问：“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 　　林彪想了想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黄永胜任第一副总长或代总长。”这已经是林彪第二次向他当面提议用黄永胜了。

　　毛泽东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呢？”

　　林彪回答：“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一听，高兴地说：“哦，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

　　3月25日，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吴法宪分别担任正、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为小组成员。之后，又增加了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为成员。3月2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毛泽东说了这样几句话：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在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这样，有了组织人事上的重大调整，又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军委终于成了林彪的一统天下。

　　林立果参与了打倒“杨、余、傅”，也从中体味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并从他父母那里学到了一些政治权术。帮助叶群进人中央政治局

　　刚刚入伍两年的林立果，虽然党内压根就没有什么职务，也丝毫谈不上什么影响，却能决定一个人究竟能否进入中央政治局，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母亲叶群。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联名发出了《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一个多月后，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又联名发出了《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通报中涉及开会时间、参加人员以及选举诸事项。

　　无疑，“九大”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在江青、叶群看来，这是一次权力分配的绝好机会。她们对“九大”尤其是对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寄予了无限期望，渴望进入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中央政治局。

　　“九大”开幕后，作为“九大”代表的叶群，对选举一事显得格外关注，格外敏感，也格外紧张。“九大”还没开完，她就在林办放出空气说：“这次开过‘九大’，我就要退下来了。我其实也没做什么大的贡献，只不过是被运动推上来的。这样也好，参加上层会议活动少了，我也该抽空好好学习了。”她这样放空气，显然是听到毛泽东不让江青进政治局的消息和林彪对她的劝说后，感到自己也无望，为自己的后路作点舆论准备，以免到时难堪和尴尬。

　　历时20多天的党的“九大”眼看就要闭幕了。这几天，叶群显得寝食不安。她知道她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到了，选举在即，她不能再被动地坐等下去了。为此，她和林彪发生了一场冲突。

　　这天，叶群跑去找林彪，单刀直入：“我有件大事要和你商量呀。……听说主席正在酝酿政治局委员的人选，这关系到你我的政治前途，我还听说主席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

　　林彪不耐烦地打断叶群，下了逐客令。

　　叶群嘴里骂一声，无可奈何地快快而出。

　　就在叶群近乎绝望之际，谁知事情又有了转机。

　　选举前夕，毛泽东决定成立酝酿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工作班子，共有三个人：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在九届一中全会进行政治局委员选举的前一天，毛泽东召集这个工作班子最后商定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江青、叶群便出现在这个名单上了。这一消息，很快由黄永胜透露给吴法宪，吴法宪立即电话告诉了叶群。但是，叶群正和林彪闹别扭，害怕林彪一怒之下否定了她，于是便出现了她这个当母亲的低三下四求儿子林立果帮忙的情节。

　　这件事，林办秘书张云生是这样回忆的：

　　当天晚上，我们几个秘书正在办公室议论关于政治局委员选举的事，林立果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各位秘书大人，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快帮我出出主意。”林立果歪着头，斜着眼睛扫了在场的郭连凯、李文普、张益民、李春生和我，笑眯眯地问：“主任刚才对我讲了个秘密，她还央求我帮忙呢！”

　　“主任让你帮她什么忙呢？”郭连凯问。

　　“今天她听说，最后商定的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又有她了，所以特别高兴。可是她又听说，总理和黄永胜受主席的委托，要在今天晚上到毛家湾来，征求首长对候选名单的意见。主任特别担心总理前来，因为怕首长一气之下把她的名字从候选名单上勾掉，那她就彻底完了。主任说，无论如何要阻止总理到毛家湾来；只要不来，那个名单就成定局了。可是怎样阻止总理呢？唯一的办法就得靠首长亲自发话，假装说首长现在正出汗，首长完全尊重主席召集小型会议商拟的候选人名单，请总理不要来了。这个话，主任现在不敢见首长，是说不上去的，而让我去帮她说。他妈的，她让我帮忙，就是帮干这个事，你们说我能帮吗？”

　　秘书们听罢林立果的这番暴露叶群丑恶原形的叙述，一个个目瞪口呆：“这太不像话了！”

　　在秘书们议论的同时，林立果也搭腔骂叶群：“他妈的，叶胖子真给首长丢人！”他又问大家，“我该怎么办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你不能干这种事！”“你要干这种事，就要承担历史的责任！”

　　“好，我听你们的。”林立果说着，转过身就跑回去了。

　　林立果究竟去没去林彪那里给叶群帮忙，林立果再也没有向秘书们说。但最后的事实是，周恩来当晚没有来毛家湾，只是派人送来包括叶群在内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请林彪圈阅。林彪很爽快地同意了这个名单，并没有找叶群的麻烦。于是，叶群如愿以偿地和江青一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由此可见，在重大问题上，叶群在林彪那里的影响是很大的，多数情况下可以当大半个家；而林立果在林彪那里，有时影响甚至比叶群还要大。个中原因，还不是林彪欣赏和信任自己的爱子！

　　“备战”时期大出风头

　　“九大”前后，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两国发生了珍宝岛流血冲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

　　1969年全年，全国掀起了“备战热”。在全党、全军、全国上下一派紧张备战的气氛中，林立果显得特别活跃。林立果在大学学过两年的理工科，对科技方面有浓厚兴趣，他把兴趣转向空军武器装备方面的研究、使用，会提出一些新颖的想法来。 　　他先是提出搞垂直起降战斗机。他的说法是，打起仗来，敌人的炸弹、原子弹把机场的跑道炸毁了，这种飞机仍然可以保存下来，不用机场、不用跑道就可以直接升空作战，到处落，到处飞，适合人民战争的要求。他提出，这种飞机应当成为空军歼击机发展的方向。

　　林立果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林彪，林彪听了很高兴，称赞林立果善于动脑子，认为这是一个创造，表示支持。林立果又去找吴法宪，不懂飞行的吴法宪听了满口叫好，立即表示让林立果主持研究，下令空军机关各部门要全力协助。但是，搞了好长时间，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垂直起降战斗机的研制最终不了了之。

　　林立果的兴趣，又转到了雷达上来。他看到，雷达是决定空军命运的关键所在，没有雷达警戒，敌机或导弹来袭就发现不了；没有雷达引导，我军飞机就上不了天，上了天也下不来。从前的雷达体积大，探测距离近，不利于机动转移和发现敌来袭导弹。为此，他提出研制小型雷达，改造小型天线。

　　林立果把空军雷达兵部牵头研制小型雷达、改造小型天线的建议报告了林彪，林彪又是当即予以肯定，并于1969年9月29日作了批示。于是林立果就以此定名为“929”型雷达系统。有了林彪的“尚方宝剑”，林立果通过吴法宪组织发动全国几十家工厂攻关，总算把小雷达、小天线造出来了。

　　前后耗资15亿元造出的小雷达、小天线，成了涂在林立果脸上的一层金粉。

　　急于邀功的吴法宪和林立果，迫不及待地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1969年5月4日，空军党委向军委办事组写了个报告。林立果撇开党委机密报告应当走空军和林办保密室的正常渠道，直接把空军党委的报告由北京拿到了正在苏州的林彪面前。事后他得意地对林办秘书说：“若不是我，指靠他们上送，三天也送不到。这个报告，我还有一份功劳呢！”林彪一看是林立果参与其问的成果，大喜，拿起红油笔批了几个大字：“呈主席阅。林彪。”

　　报告很快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6月6日，毛泽东写下了这样的批语：“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

　　毛泽东的批示不胫而走，立即转化为抬高林立果身价的重要资本。

　　空军党委的报告是林立果参与起草的，内容着重渲染了林立果亲自抓的几个项目，毛泽东又作了批示，林彪也有称赞的话，这对空军来说，还不是天大的喜讯吗？这对林立果来说，还不是上升的“东风”吗？为此，兴奋异常的吴法宪亲笔给林立果写了一封信，信分三段：第一段，是感谢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对他的“教育和培养”；第二段，是吹捧林立果参与起草的那份空军党委报告，是“空军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一份文件”，他准备组织空军机关的全体干部学习；第三段，表示他准备送给林立果一件“纪念品”――一块金壳怀表。

　　林立果利用“战备热”，在林彪的着力支持和托举下，又大大地出了一回风头。无论是在林办，还是在空军党委、空军机关那里，人们不得不对林立果刮目相看了。林彪对林立果的无条件支持

　　林立果看中了空军专机师的地位、装备和所担负的使命，决定把专机师建成自己的可靠基地。他采取的办法是，千方百计拉拢师领导，密切该师和自己的感情，树立自己在该师的威信，最终达到掌握该师的目的。

　　林立果几次在林彪面前介绍专机师的情况，提议林彪有机会到专机师去看一看，加之林彪外出，都要乘坐专机师的飞机，他也是很重视专机师的。因此，林立果的提议获得了林彪的同意。

　　1969年国庆节前夕，在全国、全军一片紧张的备战气氛中，林彪突然到专机师参观。回到毛家湾，林彪又立即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总参分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叫到毛家湾，严肃地布置了战备问题。他说：“今天叫你们来，是想谈一下战备问题。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一排地在那里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情况的准备。这不行，这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情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在今天夜间转到外地机场去。第二，在机场跑道上要设路障，防止敌空军实施机降。第三，留在机场值班的工作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

　　专机师按照林彪的要求，当天夜里12点以前就把各种飞机疏散完毕。几天之后，林彪为专机师的题词便由胡萍交给了政委。

　　此后，周宇驰、胡萍等多次宣扬说，林彪到专机师视察和为专机师题词，都是林立果的功劳。

　　过后，林立果在专机师科、团以上领导干部座谈会上，也表功说：“××师这个部队的成长，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林副主席很重视××师这个部队，经常坐大家的飞机，也经常关心××师，经常问起你们的情况。过去有些情况，我向林副主席讲了一些，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我知道一些情况，知道一点讲一点，以后有时问就多来。”

　　有着林彪“公子”头衔的林立果，在专机师的威望骤然提高了。

　　1969年2月，当林立果入伍临近两年的时候，林彪给周宇驰、刘沛丰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亲笔信。以林彪地位之显赫，性格之清高，竟然为儿子的事给周宇驰、刘沛丰这两个小干部写亲笔信，并且口气客气，确实是不同寻常的举动。由此可见，林彪望子成龙是何等心切！

　　林立果是林彪的爱子，林彪爱儿子的方式与众不同，生活上、品行上、学习上的具体事他不怎么过问，他过问和关心的是林立果政治上的成长和能力上的提高。他从大处着眼，重棰擂鼓，寄儿子以厚望。

　　聪明的林立果自小就有独立的倾向，他从一开始就领悟了他父亲的良苦用心。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给了他深刻教训，使他感到：那些“老干部”“老革命”，并非“红色保险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倒台，他们这一代靠老子是靠不住的，最终还得靠自己。因此，他趁着“文化大革命”群雄并起的混乱局面，充分利用林彪、叶群的特殊地位和给予他的便利条件，循着林彪那“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朝换代”，“大罢一批，大提一批”的思路，极其亢奋地开始了在政治舞台上的尽情表演。年纪轻轻的林立果，雄心勃勃地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 　　老子出面撑腰，儿子尽力表现，父子二人配合得倒也默契。

　　1967年11月，在北京反帝路（原东交民巷，“文化大革命”中改名）空军招待所，刚刚入伍8个月，什么职务也没有的林立果，却郑重其事地找来京开会的时任南空政委的江腾蛟谈话。看林立果的架势和口气，他似乎就是林彪的化身。

　　林立果故意拿出一副首长的腔调说：“下一步，空军个别领导同志的职务要有所调整。如果吴法宪当了总政治部主任，空军司令的人选有个考虑……”

　　江腾蛟一听，瞪大了眼睛，屏住气息聚精会神地听下去。

　　林立果故意停顿了一下，紧盯着江腾蛟慢吞吞地说：“……如果吴法宪走了，空军司令员想要你当。”

　　江腾蛟听林立果说要让他当空军司令，又惊又喜。但他还是假装谦虚地说：“这个我干不了。我德不孚众，才不胜任，资不服人……” 林立果一歪脑袋，打断江腾蛟的话说：“什么德、才、资！谁当上了，谁就有德、才、资，谁敢不服！”

　　林立果说的话，显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传达林彪的意旨。这么大的人事安排，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林立果却胸中有数，背后的故事，要么是林彪征询过林立果的意见，或无所避讳地透露给过林立果，要么是林彪专门授意林立果向江腾蛟放风，以便用封官许愿来紧紧拉住江腾蛟，培养忠于林家的嫡系力量。

　　林立果到空军后，先是牢牢依靠吴法宪，紧紧抓住王飞、周宇驰、何汝珍、刘沛丰等人，随心所欲地左右空军机关的运动形势。以后，接连以“红尖兵”的笔名写了几篇重头文章，扩大政治影响。再接着，就是独出心裁地抓科研项目，抓战备，捞取政治资本。这些，林彪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有力的支持。他或者直接给吴法宪下指示要求做好林立果的后盾，或者对林立果起草的文件、报告加以批示，甚至亲自出面，为林立果撑腰壮门面，以期抬高林立果的身价。

　　1969年国庆节一过，林彪提出到张家口看地形。副统帅看地形，本来属于党、国家和军队最高层决策的重要行动和步骤，有相当的机密性，林彪、叶群却动用了3架专机，带上林立衡、林立果一同前往，随从近百人，浩浩荡荡。林彪听取陪同的北京军区负责人的汇报，接见驻地军队负责人，都让林立果参加。林立果还偶尔插话，提问题，俨然某一方面的负责人。林彪此举，也是为了对林立果进行传、帮、带，并创造条件让他结交一些军队有关方面的高级干部。

　　“揪军内一小撮”风波

　　在鼓励林立果大胆活动、积极表现的同时，林彪、叶群也特别留意林立果的纰漏，一旦发现有了差错，捅了娄子，即想方设法为之掩饰。其中突出的例子是为林立果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开脱罪责。

　　林立果以“红尖兵”为笔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有“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影响很大。按说，这并不属于林立果的发明，版权还在“中央文革”和林彪那里。早在1967年1月10日，江青委托王力、关锋起草制定的《关于的宣传方针》中就提出：“军内也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要统统揪出来。”“中央文革”把此件送林彪审阅，林彪批示“完全同意”。随后，1月14日，《解放军报》在社论中公开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后，中央文革又进一步鼓动起“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乱军狂潮。8月1日为纪念建军40周年，《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其中杀气腾腾地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正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看了已出版的社论，勃然大怒，当即在《红旗》杂志上作了批示：“大毒草”，“还我长城”，并连夜和江青通了电话。毛泽东说：“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军内走资派也是党内的嘛，提党内的走资派就包括了军内。而“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会乱了军队，使军队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要江青注意这个问题，要纠偏。关锋和王力，还有戚本禹，都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他们在搞小集团，要给他们打预防针。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一份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批示：“不用”，退给了林彪。再过了几天，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干脆下令将王力、关锋抓了起来。这一果断行动，是毛泽东让跟随他南巡的杨成武专程回京，请周恩来实施逮捕的。毛泽东特意交代杨成武，逮捕王力、关锋的消息只告诉周恩来总理一个人，其他人都不要讲。

　　做事谨慎，考虑问题细密的周恩来和杨成武商议，尽管毛泽东有交代，还是告诉一下林彪为好。林彪听了杨成武的报告，大吃一惊。

　　也正是根据这个情况，心中不免发虚、发慌的林彪、叶群，把毛泽东退回来的原本下发部队的有“军内一小撮”字样的文件，悄悄锁进保险柜，然后叫林立果赶紧给江青写封信，说“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稿子上原来是没有的，后来是别人加进去的。这就把林立果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罪责，洗刷得一干二净了。

“备战”时期初露锋芒的林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