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问题

1、政府与政治体制问题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公权力失控，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约束政府和官员，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严重地阻碍了公民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应付经济搞活、人员流动、言论放开的局面，保证社会的稳定，同时，为了以政府之手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最高当局自然选择了建立大政府、强政府的模式。

然而，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小政府、有限政府、适度政府，要求政府不错位、不缺位、不越位，要求公权力退出微观经济、退出市场，履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建立社会保障、保卫产权等职能，否则会导致“政府失败”——政府的寻租活动，官员的腐败；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官员不断地扩大支配资金的规模；政府机构工作的低效率，政府职责的推卸。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伴随着两个相反的运动——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政治思维的僵化、政府的大规模化。

一方面，公权力大肆地介入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三级政府（中央——省——县，那时的地区行署、人民公社只是省政府、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规模很小）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或五级半政府（加上村委会半级政府）；各级政府的部门迅速增加，虽经过历次“精简”，但机构越减越多，编外机构更是如恶性肿瘤一般繁衍。前审计长李金华曾经指出：国家审计署调查了31个部委，每个部委除了下面的几十个司局之外平均还有163个自行设置的非国家编制的机构；目前中国的县市一般设有80至120个编内机构，另外有数不清的临时机构和事业单位。譬如某县级市人口40万人，城市人口不到25万，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可该市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就有88个，加上四大班子，共92个。领导干部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其建设局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约200人，仅一个直径不到一华里的公园就有职工150人；自来水公司有约200多人。其教育局现有正副局长9人，设教育督导室、纪检组、工会、办公室、人事股、计财股、普教股、成教股、职教股、招生办、教研室、电化器材室、师训股、法制股等14个股，机关员工百余人。其水利电力局共有干部90多人，下属单位9个，员工一千多人

目前中国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民主党派、工妇青群、编外人员、没有市场化的事业单位人员——发达国家没有“事业单位”，每个单位要么是政府机构，要么是市场主体）总数在6000万人左右，并且每年还在以至少100万人的速度增加；零点公司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7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分析，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30日）。

政府的超级规模化并没有起到强化社会控制的效果，恰恰相反，由于存在严重的政府失败和官员的败德行为，导致中国的“软政权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各级政府的权威性、公正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地方政府信用不断降低，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增长；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有数据表明，2006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八万起。最为突出的是2008年发生的数起重大群起性事件，如贵州瓷安“6.28”事件，陕西府谷“7.3”事件，广东惠州“7.16”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等等。

可见，那种认为大政府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中国一方面，公权力如癌症一般大肆扩张，另一方面，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

长期以来，为了批判与抵制发达国家政治的“三权分立”，有关方面以至于违背人类文明的“权力必须分立、制衡”的原则，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全部集中于一人或者少数人手上，形成同体监督、自我监督的荒谬机制。各个地方的司法、检察、监察、反贪、审计、新闻等都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媒体皆为各级政府所控制，往往成为自我美化、逃避问责的工具。

由于迟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权制度及由特权引发的腐败问题、民生问题、行政性垄断问题、弱势群体问题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特权制度表现为：

特权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歌星、方丈、道观佛寺都被划定了等级，享受相应的特权待遇。

特权财政制度——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25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87倍；据2006年10月31日人民网等消息：2004年，我国一年的公款吃喝达3700亿元，相当于“吃”掉了全民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85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费用；公费出国消费3000亿元，相当于“游”掉了我国10年的低保资金。每年公款浪费的总开销可以建7、8个三峡工程。

特权司法制度——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违宪违法的官员特权——法外关押老百姓的劳动教养制度一直不被废除。

特权文化制度——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平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了踪影，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2、社会与公民权利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通过户籍制度、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粮票等）把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居住地，几乎不存在自发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逐渐松动或瓦解，但是户籍制度依然故我，几乎没有进行过全局性的实质性的改革。由此，如今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而且隔离型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割裂开来，按照特权、等级、排序进行治理，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源头上的不公正日益成为仇恨、犯罪的渊薮。

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差异，基本上都与户籍制度有关。

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成为“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1.9万元，全国有2亿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为3至4万亿人民币；另据统计，由于国有银行不给农民贷款，农村邮政储蓄也只存不贷，因此，农村每年向城市流出6000亿人民币，进一步维持了城市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很多人回避或者从来不敢正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及对自由迁徙权的限制所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国，人口多，人民的迁徙权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当中国社会出现种种不公平的事件时，人们只是震惊、气愤于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没有人性。例如孙志刚事件，虽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但其背后的根源——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歧视制度却纹丝不动。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祟，虽然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但他们被看作外地人，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法制晚报》，2007年4月26日）

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现在的7：3。

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如今也处处渗透了官本位特权和经济利益。教育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术垃圾化、教师商业化正污染着中国学子的心灵。北大物理系55年来培养了22位院士，其中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

而且，中国的医疗及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按照户籍和特权等级排序的。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离退休高干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元。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

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占79.1％。

零点公司2005年在全国7个城市、7个省的乡镇以及农村的调查结果是：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占65.7％。由此推算，全国约8.45亿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

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约1分钱。

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但是，中国数亿农民至今没有可靠的养老保障，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民早在三四十年前就能领到退休金（养老金）。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没有树立社会正义、公平思想，没有“正义压倒一切”的理念，相反，奉行“稳定压倒一切” 的错误指导思想，一些官员以社会稳定为借口，剥夺当地人民的话语权、谈判权、参与权、管理权、组织权、投票权、抗议权，导致弱势群体不断扩大，社会道德沉沦，群体性事件频发，最终难以维护社会稳定。

3、经济问题

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特权与垄断。特权市场经济酿成了腐败市场经济、不公平市场经济、不道德市场经济的后果，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过度垄断造成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激化。

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祸害。

越多的特权垄断的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就越没有希望。目前，中国的垄断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大企业资产利润率的1／10￣1／100。垄断国有企业的高成本、低效益极大地损害了国民的福利。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据《南风窗》2006.1.1报道：国电公司等以不提供输电通道等为要挟，对地方水电上划、代管，地方电力资产被低价甚至零价格收购，乡村小水电被无偿移交，不准地方发电自用，只准发电后低价上网高价买回，上网下网的价格差有时能达10倍以上，地方一年损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电力垄断已经严重地侵犯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合法利益，地方上再也没有了发展小水电的积极性了。中国国电、南方电网在特权垄断、电费普遍上涨的情况下，每年只有200多亿的微薄利润，资产回报率仅有1％，而发达国家乃至巴西的电力企业资产回报率也在9￣11％。据南方都市报2004.6.27报道：国家电力公司一次内部干部会议，3天的会议花了304万元，平均每人每天8000多元。一个已经倒闭的电厂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而他做的工作仅为每天抄4次电表。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来自于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了外国人。

中石化2005年实现净利润395.58亿元，另外还获得中央财政补贴100亿元，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消费者每多支出1元的粮油成本，农民得到的好处不足0.15元，而中储粮等特权企业赚去了0.85元以上。

据钟伟等人的《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为0.13％，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为0.14％，而花旗银行为1.5％，汇丰银行为1.77％。中国国有银行的利润率不及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10￣1／100.2002年，中国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5.37％，如果使用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不良贷款率估计在35￣40％。这还是在1998年财政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元，1999年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2003年向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之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3.27％，花旗银行2.7％，汇丰银行3％，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在6％以内，也就是说，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0倍以上。

另据《法制日报》2006年11月30日报道，目前中国各银行仅车贷呆坏账就达1000多亿，有的骗贷者从银行骗取汽车消费贷款29笔，共计2000余万元，大多数都是内外勾结作案。29次骗贷竟然成功，并不能以银行内控制度不严密来解释，只能说明国有、官本位体制的丑陋本性。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在担任上海分行行长时，一年的交际费就达1个亿，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

另据报道：美国上市公司每年派发红利大大超过从股市中的融资额，而中国上市公司大多不派发红利，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10￣1／100.由于中国股市是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而建立的，十几年来，上千家国有企业得救了，但数千万股民90％多赔得血本无归，损失数万亿元。美国安然公司丑闻曝光后，在特定时期购进安然股票者可获得总额近40亿美元的赔偿，可是中国至今不允许股民集体诉讼、消费者集体诉讼、环境受害者集体诉讼。

特权垄断也使得中国沦为世界的打工崽。由于国有大银行不屑于为小企业服务，不给小企业贷款，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私人银行又不允许存在，加上小企业没有技术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税赋之重居世界第二，企业的利润率微薄，没有资金投入到研发之中，因此，中国只能成为世界廉价的加工业基地，小企业无法发展壮大。据报道：美国拥有中小银行7000余家，欧盟也有社区银行等8000余家，而中国的金融业被特权势力所垄断。所以，中国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垄断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使得国民福利受损，另一方面是漫山遍野的小企业，整个珠江三角洲上百万个企业的产值之和也仅相当于一个跨国大公司的产值。

特权垄断还造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失败。农民应当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目前由于金融垄断，农村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国有大银行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农民贷款，农村的土地、宅基地由于是集体所有，不能够抵押，承包的土地也不能改变用途，所以，农民已经没有了创业的可能。新农村建设只能沦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台湾有农会，农会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给农民贷款；美国有信用合作社11500家，可是中国目前有谁给农民贷款？农村合作信用社也产权不清，坏账率达56％，而且一直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农民已经无法在农村创业，只能流落到城市，成为苦力和打工崽。

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然而，这个数据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如果把福利、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一般估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左右。

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法得出结论：2007年，中国赤贫人口达1.35亿人，占人口比例10％；贫困人口4.3亿人，占人口比例约32％ 。

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赤贫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2001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的速度测算，以及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的危险值；中国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之比）竟高达33倍（《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发达国家仅8￣9倍。

4、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底座，不可恢复的生态环境破坏等于是断了子孙后代的活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唯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以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

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特别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涝；长城内外，沙暴连连。现有森林系统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和服务功能，正是因为质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转化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屡遭破坏，大面积人工化和单一化，加之森林总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无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势头。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

2005年1月，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以38.6分名列第133位，即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即倒数第13位。

根据2005年3月4日发布的《中国环境危机》报告：

目前火电厂是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大户，占到了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而我国每年因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全国采煤沉陷区面积已达40万公顷，造成大量土地破坏和移民搬迁；全国1500多座煤矸石山，累计堆存30多亿吨，占地超过15万亩；全国74家重点钢铁企业，有18家建在直辖市或省会城市，34家建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中国还是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我国钢铁每年多耗煤6000万吨，多产生90万顿SO2，60万吨烟尘；火力发电，每年多消耗5000万吨标准煤，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

我国城市缺水的状况日趋严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有较大的下降，大面积的水污染已对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源构成严重的威胁。据我国七大水系重点评价河段统计，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一、二类的仅占32.2％；78％的城市河段不宜作引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水污染加剧了水的供需矛盾，使经济受到巨大的损失，直接威胁到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一份报告表明，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有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经的15个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个河段水质严重污染。

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由于SO2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我国酸雨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目前已覆盖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

由于过度使用地力、超载过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研究表明，我国每年流失土壤超过50亿吨，相当于全国耕地每年刮掉1厘米厚的土层。80年代以后，沙漠化土地每年增加340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失去一个中等大的县

中国式市场经济和政府体制

在社会主义国家，以中国为例。政府在政治、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在特别是经济上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对比，制度上行政力量和法律的力量的对比上，政府的力量及其行政力量大大超过了正常范围。

这种制度安排也许在建设的初期，出于道德的约束和革命传统的保留，很多人都会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样的基础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觉悟。在发展当中，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和事情，就会有人情和腐败问题，在资源的相对不足情况下，并且这样的资源往往受政府控制，那些在政府部门的人，会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决策，这个时候利益的趋势比道德的影响更深切和更有效力。

我们目前处于改革开放后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我们看到政府的力量不断放开，市场的力量不断强化，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政府力量在某些方面起了一些决定性反向作用，比较受公众谴责的部门如大家常见的道路建设，交通部门，电信部门，汽车行业等等。

以汽车行业为例，改革开放后，为了提升汽车行业的竞争力和技术含量，政府采用的是：市场换技术策略，简单的说国有的汽车企业和国外的汽车企业共同组建公司，在这个企业的经营中中国方面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但是3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与外国合营的企业没有做到技术独立，而是更加依赖于国外企业。同一时期，在国有汽车企业和国外巨头的夹击中辛苦突围的中国民营汽车企业值得我们的尊敬和赞叹，他们没有特别的政策支持和利税扶持，依然做到了大家瞩目的成就。前不久，吉利收购沃尔沃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民营汽车行业的力量。

同时我们看到在吉利的成立上，当地政府做到了很好的支持，帮助企业的成立，这是我所倡导的政府，有远见，管的少，但是管的好，可以帮助企业成立，但不给企业搞定政府的机会，强调机会的公平，支持创业。

在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的国际交往中，我们经常在政治上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国”，在经济上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很多国家接受的，很多国家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当年的苏联完全一样。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关系和西方社会的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的差别非常的大：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政府放开了国有企业的范围，放开的市场由私人按利益最大化利用，随着政府控制范围的减少，市场的力量不断放大。同时，经济的改革推动着政府的改革，这样的运作机制是：政府----市场----政府，政府起到了总揽全局的作用，是改革的推进者和被改革者，政府一直处于主动的地位，力量是巨大的，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力量。这样安排的好处是，政府能够可以按比较适合国家的具体情况安排改革步骤，同时一步一步的改革带来的利益阶层会在面临改革风险时，阻碍改革的进行。政府是一个及其矛盾的整体，一面为了国家的发展不断深化改革，一面是反对力量消弱改革势力，试图维持现状。而改革进行的关键是中央政府的态度，特别是主席、总理和人大委员长等态度。改革的过程中，市场力量的大小主要受政府控制，是在大的控制下的市场。

在西方社会，我们看到：在新航路开辟和工业革命后，市场的力量不断壮大，最后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进而建立资产阶级要求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使政府的力量是很弱小的，除了个别国家如日本，他们的制度安排目的很简单：一是自由，促进经济发展；二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防止封建复辟。他们的市场和政府的机制基本是：市场---政府---市场，政府的力量受市场决定，尤其是受大的资产阶级影响，市场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主要按照其运作机制，依靠法律手段促进规则的建立，之后就是维护这个制度，同时约束大家的行为，对违反者处以惩罚。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是自由，是给每个人自由的机会，即使这种完全的平等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市场是用自己的力量影响着政府，在某些重要的危险性强的事件后，政府往往会更加实际情况作出更加完善和防止再次发生的机制和法律，如在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的工业复兴法的颁布，但是几年后这部法律被废除。

我认为政府的最大作用应该是创造平等的机会和条件，依靠自己的天赋和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换句话说，一个人在实现自己的价值过程中，尽力减少人为的阻碍因素。在现实社会中，以创业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很不好的社会现象和不公平，这些不公平增加了创业者的困难，降低了其成功的可能性。例：

我在郑州高新区开办了一家小公司，这时候政府过来收税，如果我没搞定当地政府，本来可以收1000的税，也可以收500，关系好的话500，但他们收我1000，我于是送给了收税的一条烟100，他收我500。如果制度对所有的人是公平的，我就不用处心积虑的去搞定政府，而是搞定消费者搞定市场了。政府要对大家公平，给每一个人同等的条件，如果将来失败了，创业者不会说因为他的竞争对手有背景才把他击垮的。

企业家的作用是创造财富，多开办工厂，多雇佣员工，多增加效益，多开拓市场，多满足消费者需要，而不是讨好政府领导，找领导批条子，搞强制购买，搞小垄断，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如果一个企业只有依靠政府才能活下去，那么这个企业对社会就是没什么好处的。

企业和政府应该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中：政府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宣传，但不直接帮助企业搞垄断、卖产品，政府给企业平等竞争的社会氛围；企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卖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增加自己的消费者，并实现好的效益。

市场的作用应该是广泛和深远的，同时是理性的，有方向的。市场按自己的方向发展，政府制定规则，裁判员不应该管运动员是怎么训练的，而是管他是不是违规，做好自己的工作。

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差距不只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因，而是在法治、人文上由于基因不同，是一个广泛的面。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女孩有好看的脸就说女孩的美是因为眼睛，一个再美的眼睛也许不会带来美丽的脸蛋。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让政府和市场都要处在公众的目光之下，让民众拥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以民主、大众的方式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让阳光普照大地。

中国是在用30年追赶西方百年的光阴。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分配理应恰当处理，希望政府成为小而有力量的政府，市场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理性的加速器。

改革开放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