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曲洪波(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社科部,沈阳　110034;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提要:　梁启超是近代“地理环境论”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同时,他的学术著述也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史学思想、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中都有体现。这种影响在梁启超20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学术著述中表现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认识、吸纳和评价的不断深化,也揭示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关键词:　梁启超;地理环境论;学术著述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8)03-0160-04　　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他一生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还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文和学术著作。其著述中对近代西方思想、学术介绍和研究的内容很多,目的是想通过对西学的吸纳和借鉴,创造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文化。在写于1902年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他把学术提到了与国家兴亡、民族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地位,“然则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1](P557)在这种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的驱使下,他在介绍西学的同时,不断的运用西方思想理论去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分析社会实际问题。对于近代西方的“地理环境论”,梁启超是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2],梁启超本人的学术著述也受到了“地理环境论”的影响。梁启超的学术著述大体集中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流亡日本期间,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淡出政坛,专心从事讲学与著书。由于时势变迁,前期他的著述力求经世,从启蒙的角度论学,开通民智、变法图强为其主要宗旨。后期侧重从学者态度研究学问,以“辨章学术”为归宿。这两个时期,梁启超对于西方的“地理环境论”的态度和受其影响的表现不同,这既与时代背景有关,又与梁启超个人思想与学术观念的转变有关。笔者试结合梁启超在这两个时期对“地理环境论”吸纳和宣传的情况,分析这一学说对其史学思想、哲学与宗教研究、学术史研究等方面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作一评价。一、20世纪初“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一)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的介绍与宣传近代西方的“地理环境论”最早由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并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不断加以阐释,从而形成了一套关于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地理环境论”受到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认为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自然条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地理环境论”对于社会科学摆脱宗教神学影响,推动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性的探索,具有积极作用。但它认为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社会发展外因论,有其局限性。19世纪70、80年代,这一理论传入日本,被日本学界所接受。日本历史学家浮田和民在其《史学通论》一书的第五章《历史与地理》,专门讨论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所作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基本取自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中的《历史与地理》。因此,梁启超对西方“地理环境论”的了解与吸纳,是从日本学者转手获得的,这与当时梁启超为宣传西学,大量地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获取西学知识,并加以改编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①《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是梁氏对“地理环境论”进行宣传的文章,其目的在于言学术以经世。他说:“今所谓涉猎新学,研究西书者,亦大率取其形质,遗其精神。若是,则虽博士多于鲫,而于国民之进步无当也。吾恐中学之八股家考据家去,而西学之八股家考据家又将来矣。是以鄙人论诸学,恒取其于精神上有关系者,欲读者因之而悟读书致用之法”。[1](p943)梁启超在文中对比了高原、平原、海滨地带对文明发生和发展的影响;世界诸大洲的地理特点及其对本地文明的影响;论述了地理环境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近来学术日明,人智日新,乃使亚细亚全洲铁路遍布,电线如织,虽喜马拉耶之崇山不能阻中国与印度之交通,虽比儿西亚之高原不能塞印度内地与东西两洋之往来,亚细亚亦将成为文明竞争之舞台矣。……万事悠悠,群生莽莽,虽曰天命,岂非人事耶。”[1](p948)由此可见,梁启超虽然宣传鼓吹“地理环境论”,但并没有陷入到“地理决定论”的窠臼之中,他承认地理上的差异,但更相信“尽人力则足以制天然”。他对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的分析尚有不正确、不科学之处,但其根本目的并非在于学术探讨,而是在于“开民智”与“鼓民气”,如他在文末所引友人诗曰“丈夫当此涌血性,茫茫大地览河山,不觉英雄壮志生”。[1](p948)梁启超“笔端常代感情”的文章,对当时的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梁启超还撰有《中国地理大趋论》一文,它是梁启超具体运用“地理环境论”来论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地理的关系。他运用了“地理环境论”的观点,认为“文明之发生,莫要于河流”,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两大河流,导致南北文化在各方面的殊趋。同时,他也注意到这种地理环境造成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古代交通不发达之时,这种地理影响甚大,“畴昔南北交通之运未盛,故江南常足以自守”,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渐趋发达,这种地理因素的影响在逐渐缩小。“逮于挽近,则南北两文明,互发达,互和合,而趋于统一。非南混同于北,则北混同于南,事机与昔大殊矣。”“大抵自唐以前,061甘肃社会科学　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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